去年，中国消费者购买的凯迪拉克汽车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消费者，提升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增长。尽管这些豪车的设计环节可能是在美国底特律进行的，但它们基本都是通用汽车在中国靠将近6万名中国工人组装完成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商品，服务中国消费者。这种越来越显著的动态标志着全球贸易正在发生转型，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构成了重大巨大挑战。
特朗普所有意图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的行动都建立在一个他反复提及的观念之上，即中国靠低薪制造业向美国大批出口商品，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
近来，这场战役翻开了新的一页——特朗普宣称对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度感到不满，再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表示，无论特朗普能否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两国的商贸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正在从“低薪出口国”这逐渐转变成消费大国，成为汽车、电玩、电脑等越来越多行业的头号消费市场。
中国已是美国豪车凯迪拉克的头号市场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欧威廉（William Overholt）表示：“我们正处于生产全球化时代的末期，也是消费全球化的开端。未来的经济重心会从西方婴儿潮一代转向相对更年轻的中国消费者。”
例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十年前，中国制造的商品有71%是在国内市场被消化掉的，如今比例提升到了85%。还要考虑到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是十年前的三倍。
经合组织提出，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
这样的增长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如印度、印尼等。一系列新赢家和新输家将由此产生。
在美国，消费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很可能是投资者和高等技术人才，而不是那些因企业迁向海外而利益受损的蓝领工人。
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经济学家迪安•贝克说：“这种全球化主要与追逐利润有关，和美国国内就业没什么关系。”
过去，美国人购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商品，这对中国工人和节俭的美国人来说都是件好事。但反过来说，当美国企业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设工厂，试图迎合中国消费者的时候，美国消费者就不一定笑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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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从2009年至今，美国企业在华员工规模扩大了86%，达到170万人，大约四倍于美国国内招聘速度。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要让美国经济回到全球化之前的水平。但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意味着，哪怕他能和两国能达成良好的协议，美国的政策也难免令人失望。
美国政府官员声称，他们正在努力纠正前几届政府的错误，重新平衡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例如，新的北美贸易协定要求汽车企业更多地在美国境内完成生产（此协定尚待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的关税被认为有助于美国钢铁产业的复苏，也是他任期内制造业新增45.2万个工作岗位的原因之一。
其他趋势也有利于美国。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及中国等国家工资上涨，使劳动力成本对新工厂选址的重要程度下降。这使得美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尽管自动化程度提高也意味着新工厂不需要那么多美国工人（本世纪初美国工厂关停后，减少了600万个工作岗位。）
随着工厂大批迁出美国，许多教堂、学校、监狱也逐渐废弃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政府也在寻求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或许有助于美国出口。但新的机遇基本无助于弥补过去20年来中美贸易关系深化时期美国蓝领工人的利益损失。
美国谈判代表试图推动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保险和云计算等行业。这些行业尽管利润丰厚，但只惠及受过良好教育、掌握高等技能的人才。
在特朗普口中，全球商贸的中心是美国而非其他国家。他宣称其他国家能向美国市场出售商品是一种“特权”。上任第四天，他就决定退出有12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前，全球需求增长靠发展中国家推动，特朗普的举措使美国企业在亚洲的关键市场处于不利地位。
现在，许多企业高管都不看好美国重新成为全球主导性市场。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企业会员包括亚马逊、高盛、宝洁等知名公司，它的主席克雷格•艾伦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立场让跨国公司面临困境。
曾担任美国外交官的艾伦说，“一家公司今天告诉我，他们觉得股东的要求和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特朗普政府在建议或强调企业应该在美国境内投资，可美国市场既没有规模，也没有增长潜力。”
尽管汽车制造商对特朗普做出许诺，但仍然没有显著增加就业
当然，尽管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拥有相当大的商品贸易顺差。因此，奥巴马时期的白宫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泽尔认为，现在谈论“新时代”还为时过早。
“这是未来全球经济可能的演化路径之一，不一定是当前的轨迹，”他说。
相较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数增长速度，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部分企业高管对能否深化市场改革表示关切。中国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有经济学家提出了金融危机的警告，这可能推迟经济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人的个人收入仍远低于美国人。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即考虑中美生活成本差异），中国人均收入约为1.6万美元，而美国人均收入约为6万美元。
尽管如此，苹果、沃尔玛和卡特彼勒等众多美国企业仍然特别看重，或者说最看重中国的市场机遇。旧金山铭基国际投资公司的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斯曼表示，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120%，而美国只有15%。
“中国消费者的故事是全世界最精彩的，”罗斯曼说。
更广义地看待中国经济繁荣，它其实是发展中国家转型的一部分，这种转变对跨境商品贸易规模、工业供应链设计以及工厂人机比例都带来了影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正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它们的消费量将占全球总量的51%，两倍于2007年的比例。
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去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客户出售了价值4.5 万亿美元的商品，包括机械、化工品和汽车。
负责该项研究的麦肯锡合伙人苏珊•伦德表示，“现在设置贸易壁垒，恰好是错误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大致相当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贡献量。
这个趋势具体到通用汽车公司的案例中则表现为，该公司去年向中国买家交付汽车365万辆，而在美国的销售量则不到300万辆。去年，该公司通过在华合资企业获得了20亿美元营收。
通用汽车高级副总裁史蒂夫•卡莱尔在上个月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凯迪拉克去年销售382184辆，创下该品牌116年历史中的最高销量，主要归功于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强劲业绩。”
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业务蓬勃发展，通常也会为其本土总部、研究实验室和设计工作室增添就业岗位。像凯迪拉克这样的成功业务部门创造的利润大大有利于企业整体盈利，并通过创新为美国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但这些收益更多地流向了投资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
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副首席经济学家塞尔吉•拉瑙表示：“中国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凯迪拉克，为公司股东和高技能员工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未来美国的利益分配不均现象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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