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律《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最近在这座城市上引起了广泛争议。在香港立法会内，泛民、建制两派政治力量壁垒分明，导致议员们迟迟未能履行审议法案的基本责任。
因为修订法律《逃犯条例》，香港立法会内近期骚乱不断，不同派系的议员之间不时爆发冲突（图源：AP）
而对香港政府来说，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似乎更像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展开前的一次考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政府并未能展现出其应有的政治技巧和智慧，而是再次暴露了其推进社会议题的能力不足。
如今，更多迹象显示，香港政府已经无法收拾《逃犯条例》的修订残局，令北京方面不得已转而选择高调介入。可试问，一个享有自治特权的政府总是逼迫行政上级不得已出手解困，如果长此下去的话，香港人未来又该怎么相信，香港政府是有能力实践好“港人治港”的呢？
实际上，稍微有理性的港人都知道，在今次《逃犯条例》的修订问题上，盲目区隔陆港两地的司法联系，特别是对于法律漏洞修补的盲目排斥，既不实际，更非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偏见。
也因于此，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从而希望堵塞香港的司法漏洞，其实在原则上无可厚非。纵使泛民议员团体出于对内地司法体制的不信任，而对修订《逃犯条例》有保留或是反对，但使用完全没有实效、甚至是野蛮的暴力方法来阻挠审议法案，其实是根本不符合绝大多数港人对代议士的期望的。
在当下的香港立法会闹剧中，泛民当然要负上很大责任，但最应受到批评的，其实仍是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使香港政府与泛民团体重新走向了对立，前者的败笔在于，社会大众认为其选择了对港人的忧虑视而不见，欠缺站在民间视角思考问题的同理心。
事实上，香港政府一味选择利用司法公义的角度，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强行推进法律修订工作，没有留出时间让香港社会各界来凝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逃犯条例》的修订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些政治猜疑的声音，加上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借机煽风点火，导致香港民间近年已渐沉寂的民粹思潮呈现死灰复燃之势。
到了这个境地，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其实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让香港政府骑虎难下，甚至再次置陆港社会关系于二元对立的难解困局——这是北京方面不能也无法容忍的。
如今，泛民无视议政规则，在香港立法会内阻挠法案审议，没有履行一个香港代议士应尽的责任，逼迫北京出手并不会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政治筹码；而香港政府对民间的忧虑视而不见，将本来旨在填补司法漏洞、无可厚非的法律优化工作，演变成了一场管治危机，北京不得已的出手解困，只会令这些港府官员的威信自降。
在政治现实下，香港政府当然可以通过议政流程，成功修订《逃犯条例》，但其应当反思的是，当自身的管治能力一旦遇到大事，便弱态毕现，那么将来的施政则注定会是更为艰难的，试问，在这样的情形下，关心香港事务的社会各方又如何能相信，香港政府实践的“港人治港”可以行稳致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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