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收紧书号，出版业者嗅到言论管控风向，开始自我审查，连带影响学术专著的研究尺度。一名学者抱怨，现在出版专著充满「各种敏感」，涉及政治不能做国内外比较，研究网路霸凌又被嫌不够「正能量」。
中国官方紧缩书号，在总量管制更严的情况下，不仅出书费用倍增，更影响出版尺度。有学者抱怨，现在出一本书的费用几乎多出一倍，但面对升等的专著考核压力，只能默默认了。
「6月1日起价格上调，我会等你，但是价格不会等你，再等只会花更多的钱办同样的事」。一名中国出版社仲介在个人微信上赤裸裸哄抬书号价格，中国官方紧缩书号政策，意外成了出版业「饥饿行销」的推手。
书号制度是中国管理出版业的手段，由中共中宣部掌管、分配，只供特定条件的出版社申请，没有申请资格的民营出版公司，必须与这些有资格的出版社合作，才能获得书号，在中国合法出版图书。
一名北京出版业者透露，自家出版社现在获得的书号相较2017年大幅减少了1/3，以前出一本书，要向民众收人民币1.5万元（新台币约7万元）书号费，还有约6000元的打样、编辑费，现在光书号费就要3.5万元。
中国官方紧缩书号，出版业者嗅到言论管控风向，开始自我审查，连带影响学术专著的研究尺度。一名学者抱怨，现在出版专著充满「各种敏感」，涉及政治不能做国内外比较，研究网路霸凌又被嫌不够「正能量」。
这名学者表示，以他所任职的大学来说，要升等必须被考核所发表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章是否达标，但在中国要发表一篇CSSCI文章，不只是人脉、后台的较量，还涉及期刊对教师任职学校的门户之见。他指出，由于出一本20万字的专著可抵一篇CSSCI文章，部分大学老师就将心力转至专著出版，但遇到书号紧缩，大幅增加教师付钱买书号的费用，且出版社对于研究议题的接受度也越来越窄，学术环境极不友善。
前述北京出版业者则表示，北京很多老人家都有故事，在晚年时都会想出回忆录送给朋友，这无非是出版业者的一门生意。但现在倒卖书号的价格增加超过1倍，很多人就打消出书念头，业者在经营上更艰辛。
对于中国出版业前景，这名业者表示，同业私下聊天，认为2019年是敏感年，各种纪念日「逢五逢十」，才导致书号紧缩，他们希望这仅是官方一时的权宜之计，但面对未来「我们心里未曾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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