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不是宗教的，而是文化的。当然，我一贯持有开放态度，不信并不意味着反对。还有，我不信佛与我在经历人生巨大起伏后皈依上帝系统，没逻辑关系。在后者意义上，我是一个人的“异端体系”，跟任何现有的上帝信仰系统里的人都形同陌路了。
这是另外一个探讨题目，于此不做展开。
我与佛教没有任何文化交集，来源于三个微妙的阅读经验。第一个是《水浒传》。那里面的“佛系人士”大概率反面，瓦罐寺的生铁佛、报恩寺的裴如海都是坏人。少年时代初读《水浒传》，对和尚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尽管鲁智深是个大好人。
第二个呢，进入中年，再读《增广贤文》或曰那个价值体系，不仅是审视人生，还是学术研究之必须。已经发表的论文里面，引用过那个系统的内容。那个系统里面有句话让我思索好几年，是谓“不交僧道，便是好人”。现在则是哲学性认同了。
第三个，读了冯梦龙《智囊》体系，突然明白了施耐庵笔下和尚总体形象负面的原因。不必自诩为文化精英，但是，作为资深历史研究人士，在文献学角度，深刻理解了中华文化精英反佛教的根本原因。庆幸自己没信佛。
作为经济学家或者身跨历史学与经济学两领域的读书人，我不可能信服佛教。在中华文明之整个货币政策史上，佛教体系往往置庶民困苦于不顾，争夺社会铸币资源，加剧经济混乱程度。简单地说，寺庙跟国家“抢铜”之后果，伤害了百姓。国家要拿铜铸钱币，寺庙要拿铜铸佛像。我不是国家主义分子，但是，在铜资源用在货币政策还是用在寺庙气派，我宁愿站在国家一边。
我已经不搞政治，但是，每每想起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荒唐举动，还是叹息不止：一个杰出政治家、一个历史时代的开启者，因为此等荒唐，再次把芸芸众生推进水火----先明后昏，后世只有李隆基堪与之比。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时至今日，关于清代史学的研究还有一个禁区，即便非之，也是个冷区域，此为清代乾隆数次南巡在很大程度上是佞佛活动。南方的规模性寺庙建设活动大大损伤了民间自由经济。由此，已经在屠刀下屈服的汉族知识精英与满清的“佛系政治”暗中揖别。所以，纪晓岚“胡说鬼神”本质上不是胡说，而是反抗宣言。《水浒传》是一部隐含了反佛思想的文艺作品。因为满清意识形态建基于“佛系政治”，所以，该王朝查禁《水浒传》的意识形态行为偶发性持续到王朝晚期。然而，这个政策实在地败于纪晓岚的意识形态转型----用“胡说鬼神”取代建基于“佛系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
没有必要吹捧纪晓岚的历史贡献，但是，中华文明正向传统是民本主义的。如果置“天生烝民”的日常生计于不顾，什么康乾盛世、什么咸同中兴，都不过神经质的自言自语而已！在现实世界里，如果还有细民食住焦忧，而寺庙恢宏、烛烟缭绕，那就不是国家耻辱了。是深重的文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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