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民国时期（又可细分为北京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鼎建时期，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建时期。
那个时代的师生们几乎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混战、国共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而民国时代的大中小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动荡和夹缝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学术大师，也奠定了新中国日后的学术基础。同时，这个时代的教育事业也留下了很多至今任流传于网络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那句：政府的房子若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
1938-1939年，摄影家孙明经在西康省历时六个月的科学考察摄影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学校的房子最好，政府的房子最差。
孙明经留下的其中一张照片中显示民国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勛在县政府门前留影，照片中，彭县长身后的房子显然破旧得已成危房，需要用木头支撑。
而与之相对，孙明经在1939年11月，拍摄的西康省巴安县（今巴塘县）县立小学藏汉教员合影中，人们能从照片上看，这所县立小学，比起同省义敦县县长彭勛身后的那座县政府房子，确实好很多、气派很多。
1939年孙明经在川康地区考察，同时拍下了“西康省政府”大门口的照片。作为省级大衙门，这个中式建筑风格的大门口，看上去还是很普通、很朴素的，也是旧房子，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就在这里办公。可以说，刘文辉遵循了自己的诺言，以身作则。显然，“民国学校房子好过县政府”的说法是有实史依据的。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又如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在国民党基本控制全国政权的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但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前期，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教育行政腐败，教育事业备受摧残，至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教育部开始推行教育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照搬苏联经验，推行“党化教育”。
民国时期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如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相对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有灵活自由的优点，更受到当时反对“党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青睐。为了与私立学校竞争，争夺生源，公立学校的到了国民政府拨出的大量教育经费。
当时“国立”大学的校长，拿着国民党政府发给的教育经费，也敢于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甚至像胡适、任鸿隽一样公开批判国民党的思想政治灌输：“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而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孙明经拍摄照片的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各个学校设训导处，其目的当然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地处老少边穷的西康省自然也不能例外，于是才有了孙明经所摄“民国学校房子好过县政府”的所谓铁证。照片的真实性无需置疑，但究竟有多少地方军阀会像刘文辉那样显示政绩，向国民政府示好的摆拍成分在其中，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毕竟支撑广外流传的“民国校舍好过县政府”说法的史实证据也就孙明经那几张“孤本”照片证据。至于民国小学老师待遇好过县长的情况，为什么更多的存在于纸面上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也就不多说了，熟悉中国国情的大家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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