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中，柴玲（左起）、吾尔开希、王丹是三名最知名的学运领袖。六四后柴玲和吾尔开希流亡出国，只有王丹被捕入狱。（Getty Images）
三十年前，20岁的王丹风华正茂，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1989年学运前，就在校内组织民主沙龙，学运爆发后，他亦是站在最前线的学生领袖之一。不过坦克和枪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亦改变了王丹的命运。他是头号通缉学生，两次入狱，最后变成「人质外交」的筹码，流亡到美国后，至今未能回国。
三十年后，王丹依然走在推动民主的前线，去年在美国成立智库「对话中国」，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动华人社会民主化。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他接受《香港01》专访，指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香港，这些年的发展都深受六四影响，他一直关注香港的政局，对于雨伞运动后社运陷入低潮，他寄语港人等待时机、不要放弃，「反逃犯条例13万人站出来，就知道火还在香港人心中燃烧。」
三十周年的意义不仅于悼念悲剧
多年来一直在公众视线下的王丹，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非常忙碌，先在欧美多所大学巡回演讲，又到台北出席六四三十周年研讨会，还接受全球不同传媒的访问。到台北之前，他接受《香港01》记者越洋视像专访，回顾、反思和展望争取民主的路程。
记者月中亦在台北现场采访，王丹以一贯温和与坚定作风，在研讨会台上有条不紊地阐述重建六四记忆的重要性。台下的王丹则略显疲态，但仍顺应各种采访要求，只为留下更多历史凭证与反思。
他强调，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不仅悼念悲剧及分析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是叩问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从一战到二战到八九，要不要再犯同一样错误，一再（对中国）怀抱希望，一再being naive（幼稚）？」
担当意识走到学运最前
「我在1988年，整年都在北大校园从事校园民主活动，组织民主沙龙，学运爆发后我们也没有推卸责任，站到整个运动最前面。」王丹记得，自己成为历史主角的原因和感受，「我们非常庄重地承担国家民族的责任，但也有些兴奋。那么多群众、学生集中在广场或长安街上，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二十多岁居然能改写历史，也有一份光荣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爆发过不同的学潮，王丹并无料到，八九民运会扩展至全国，「这是与政府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戒严令，也不会扩展到这么激烈。」王丹更没有预料到的是，民运在枪声和坦克铁轮下落幕，「整个八十年代的成长和经历，不可能想像正试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会用正规军屠杀人民。」
1998年，王丹获准保外就医，他形容是人质外交的筹码，自此被禁足中国大陆，他的妈妈（右一）只能飞往美国探望儿子。（法新社）
成人质外交筹码
6月3日夜晚，枪声响彻京城。当夜王丹并不在天安门广场，而是在北大校园内，他说当确认解放军开枪后，脑中一片空白，「无法思考、无法记忆、无法表述，完全出于麻木状态。」王丹被列入21名通缉学生领袖中的首位，他先逃亡到安徽，但无法忍受躲藏，又回到北京，最终在7月2日被捕，换来四年刑期。
出狱后，他为政治犯家属筹款，发动公民上书，到1995年再次被捕，被判监十一年，「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就是一个人质，作为交换的筹码。」1998年王丹获保外就医到美国，之后未曾踏足中国内地，他年迈的父母只能出国探望他，但他今日依然希望回国，继续未竟之志。
成立智库整合民主力量让外界认识另一面中国
2008年，王丹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翌年到台湾的大学教书八年，之后回到美国，去年在六四二十九年之际，在华盛顿成立「对话中国」智库，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动华人社会民主化。智库成员除了1989年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项小吉，以及当年的知名知识份子王军涛外，还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
王丹说，理事有黄之锋和林飞帆，是希望打破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隔阂，「把大家凝聚在民主的旗帜下，共同推进整个华人社会的民主化。希望整个世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各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方面，能听到来自中国异见人士或者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声音。」智库亦会发表研究报告，让西方社会认识另一面的中国，例如智库成员、流亡美国的前人权律师滕彪发表研究报告，探讨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和自由中的角色。
有中国学生以为镇压合理
转眼三十年过去，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这段历史，在中国内地依然是禁忌。王丹说，执教鞭以来，接触过许多「后八九」出生和成长的中国内地学生，很多人都知道有六四这一禁忌，只是不知道当中细节，不少学生更觉得镇压是合理的，「这可以理解，在国内受教育就是这个样子，也想像不到政府这么凶残，正如我在北大读书时，也不相信文革中有人吃人一样。我是历史的见证人，可以实事求是告诉他们当年的事情，谁愿意坐下来跟我面谈，我有这样的自信，他们之后的观念都会改变。」
政治改革进程停顿并非「八九」而是「六四」造成
王丹说，在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重点，是要厘清「八九」和「六四」之别，「1989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八九民运』，学生提出民主诉求、反对腐败；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六四镇压』。」他常遇到质疑，是学运打断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令中国（民主）倒退几十年，「学生有权利走上街头表达意愿，政府可以选择屠杀或者不屠杀，改革的停顿不是『八九』造成的，是『六四』造成的。」
另一种质疑，是当年学生不肯退场，造成悲剧。但王丹说，当年在广场上，每间大学都有代表，就预算、宣言等重大议题投票表决，高峰时有三百多个代表，「5月底我们曾经提出过撤离广场，但被联席会议否决了。我们是有机制，广场上没有失控。」
六四后，中国遭西方封杀后不久，又重回国际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至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令以镇压换来经济奇迹的「经济发展论」大有市场。王丹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驳斥说：「是否有人愿意让子女被杀死换来经济发展呢？若只让自己小孩活着，希望别人死，这样跟禽兽无异。」
政治上愈保守强硬民主化可能性愈大
八九民运以六四镇压收场，不过王丹认为，八九民运依然留下许多种子，为中国的变革储备人才，亦打破了中国传统上人民对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当年，如果没有对政府的信任，学生是不会走上街头的，今天的大学生根本不会上街，因为今日中国人对政府是不信任的。」
三十年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刹停后，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程度停滞不前，近年内地意识形态上更愈来愈保守，王丹笑说，「经过三十年来的洗脑，中国人的思维水平稳步下降，脑残程度稳步提升，是整个民族堕落的表现，很可悲，但这是现实。」但他并不悲观，「政治上愈来愈保守和强硬，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危机愈来愈大，紧张、焦虑，所以，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大。」
13万人反逃犯条例证雨伞运动无失败
政府愈紧张焦虑，人民喘息的空间愈窄，内地如此，香港亦如此。香港自2014年雨伞运动后，社运陷入低迷期，一直关心香港政局的王丹说，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但若认为运动失败是过于悲观，「人类历史上追求进步的运动很少一次就成功，所有的成功都是以一次次失败积累的。雨伞运动令年轻人关心香港的命运，投入基层选举。香港人恢复的能力也是非常强，这次反逃犯条例，13万人站出来，你就知道这把火还在香港人的心中燃烧。」
近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受到质疑，学联退出支联会，更有人希望将中国与香港切割，认为六四是「邻国的事」，与香港无关，王丹坦言只能当小孩子的话，「香港今天的局面，百分百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民主化，香港才有各种空间，去讨论前途。」
八九民运没有结束只是换了城域
今日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处境，王丹说都深受三十年前的事件影响，他觉得八九民运一直在香港延续，「感激二字不足以形容我对香港的感情，三十年以来的维园烛光晚会，就是八九民运没有结束，只是换了城域，到了香港。」
他寄语香港年轻人等待时机，不要放弃：「我对香港的年轻人说，香港今天的情况我完全知道，非常令人绝望，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在这么绝望的情况下，如果不放弃，多少还会有一点机会。经过一段历史时机，未来还是光明的。」
2019年5月26日，平反六四游行，加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元素。（资料图片/ 罗君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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