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到2008年把中国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更是成为一个全球强国，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对以往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构成挑战。可是直到如今，中共仍未公开平反六四死难者的“动乱”罪名，遑论公开检讨以国家暴力清场的严重错误，而六四之后“中国崩溃论”不绝于闻，其历史根据正是八九学运终会重演，以为中共终究敌不过西方民主政体大潮流。
然而三十年过去，中国却未崩溃，正好印证中共成功以推进改革开放，以发展成果满足群众寻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亦反映三十年前当那些年轻人上街高喊政治口号，批评当权者，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经济民主”。到了今天社会变了，但新一代年轻人也在追求生活，他们置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有条件获得高深教育和工作机会，不变的是寻求“自我价值”这大时代背景。
六四事件被指是中国国家转型中的重大波折（图源：AP）
广场上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资源
三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高举各式横额，向中共提出诉求，但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春夏之交忽然大规模聚集呢？这些年来，民主女神像和“坦克人”成为六四的象征，前者被视为代表学生们争取西方民主政体，要革共产党的命，而后者则被视为代表学生们无惧体制暴力，为了推翻专制政权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事实是谁能够否认八九学运是一场民主运动呢？可是年轻人争取的“民主”，一直以来都未为人清楚阐述，致使以偏概全。
以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八九学运起初是借悼念这位被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大业未竟全功，认为经济复苏起飞下“贪污”和“官倒”丛生，贫富悬殊下社会不公愈趋严重，甚至以为已经到达“危机”地步。正是感到“国是日非”，官僚系统剥削百姓以渔利自肥，学生们才产生“救亡”意识，意图以群众运动迫使当权者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学运的触发点原本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年轻人追求的是资源分配的公平公义，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他们针对的主要有两个现象，一是“通胀”，二是“贪污”。当时中共中央为解决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没有管理好市场预期，低估了双轨改革对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冲击，导致在1986年至1988年的通货膨胀周期中，月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自1987年1月超过5％，至1989年2月达到最高值28.4％，前后超过两年时间。物价上涨蚕食工资和购买力，人民反应强烈，即将投身社会的年轻人更是感受至深，对经济前景充满焦虑。
另一方面，双轨制造成的价格严重扭曲局面并没有发生大的改观，反而导致权钱交易和“官倒”等腐败行为横行，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态势，令人民非常不满。年轻人眼见自己和身边人的日常生活似乎只会愈来愈差，权贵们却利用制度漏洞自肥，将财富建基于百姓的痛苦之上，这样一个反差自然会激发义愤和批判声音，要求权贵们检讨反省。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发轫于对“经济”的追求，用现今解说即是追求经济平等，指人们在经济上拥有更平等的地位，包括对垄断资本的抑制和社会福利的合理供给等。更进一步，这是当时年轻世代对于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希望蓬勃的社会发展中，个人的价值能够得到体现，尤其是通过个人奋斗获得幸福之价值。而所谓“权贵”“双轨制”、“官倒”已经成为这种实现自我理想、自我价值的阻碍。
至于“政治民主”诉求，广场上的年轻人也是以“反贪污”、“反官倒”为起点，将矛头指向中共党内一些政治人物，要他们下台，但自始至终“打倒共产党”这五个字都不是广场内的主旋律。
事情之所以急转直下，源于当时中共缺乏更具现代的应对手段，以至爆发少数打砸抢事件，继而被一部分当权的保守派利用，继续激化和平的学生运动，将其演变为激烈的政治运动。与此同时，学运逐渐由街头群众运动，演变为中共党内的路线之争，当局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将其解读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引爆政治冲突。
繁荣市场经济下追寻自我理想
三十年过后，天安门广场上尽是游客和公安，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复见帐蓬旗海，而年轻人们忙于乘地铁坐公车，于摩天大厦林立的北京，寻觅自己的生活模式和工作机遇，个中巨变是一连串重大政策决定的结果。六四之后中国一度陷于各国制裁和封锁，走计划经济回头路成为可能选项，然而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于1992年展开“南巡”，表明“谁不改革，谁就下台”，一锤定音后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其后几年陆续解决双轨制和经济过热问题，并且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国力基础。
经过1998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中国经济总量仍节节上升，从当时的世界排名第8位升到第2位，从4,611亿美元上涨到2018年134,074亿美元，激增29倍，人均GDP也从1989年的310美元增长到超过9,000美元，从一个典型的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最大贸易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更是蓬勃发展，成为美国之外最主要的产业引领者和规则制定者。中外各界都认同，中国的经济成就属“奇迹”级数，人民生活大幅改善。
正是在经济飞跃的大背景下，三十年后的新中国青年相比六四前辈，更有自信去成家立室，实现人生理想，并在宏观条件稳定的情况下，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的追求名利地位和优质生活，至少都要当上一个挂名管理层和中产阶级。望着可望而暂时不可即的目标，他们愿意二三十年如一日，朝九晚九做足六天工作；有的则从吾所好，当“佛系”青年闲时看法国电影、喝英国红茶、学习日本茶道，放假时当一名写意驴友，漫步于西藏天然美丽的高原风光。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三十年前广场上的青年会选择再次走上街头，冒生命危险争取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抑或选择在现代化大都会里过如下生活呢？他可以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归，安居于城郊的中产社区，隔壁住了中关村科研人员，楼上是一对退休公务员夫妇。他和妻子生下一子一女，每天清晨吃西式早餐和喝星巴克咖啡，然后走进地铁站或公交站，开始漫长的一天，尽管大部份时间都用于通勤和加班，但一到晚上回家看见老婆和小孩，所有辛劳一扫而空，一家四口临睡前计划下星期游日本赏樱。
六四事件三十年
三十年前，经济问题触发政治危机；三十年后，经济发展消融政治争拗。虽然这一代青年的而且确过著更为优渥的生活，生活和工作选择也多得多，但不代表在光明大环境下没有潜藏“经济民主”诉求，最近的996争议就是最佳例子。
温饱无忧的白领阶级心中不乏焦虑与恐惧，他们身处科技大转型时刻，同时面对危险与机遇，既担心今天的“超额”付出能否换来未来的回报，也不满以老板为首的上一代人对这种“担忧”漠不关心，于是以批评996作为宣泄渠道。或者有见及此，中国政府致力引导高端产业由移动支付和生活平台，转往人工智能、无人化生产、大数据应用等尖端领域，其间则推行产业政策以确保转型顺利，不至于造成就业和收入震荡。
另一边厢，六四年轻人当日“反贪污”、“反官倒”，这股反腐风潮三十年后已席卷中共党内架构。从2012年开始，中透过严厉反腐和大规模扶贫，严厉反对腐败，慎防资本和权力结合劫持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在资本主导下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党性质，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迄今为止，这种危险的倾向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一场潜在的革命或街头抗议运动，已经被化于无形。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六四后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中国取得成绩是巨大的，可是也不能改变六四主体的爱国性质，不能否认学生热情；对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伤者，应该要赔偿，在合适的时候应该给予平反，解开这个死结。对中共来说，要展现自己的政治自信，适时放下这个历史包袱。更为要者，对中共这个已执政70年的政党来说，必须要走出国家暴力迷思，学会用现代执政党的心态，对待正常争论和利益分配问题，并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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