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被称为“坦克人”的这张照片，成为了定义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画面。
关于1989年在北京的那一场事件，官方没有任何纪念的活动。不过这句话虽然属实，但却过份中庸。
真相是，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令这个国家每一年都会采取大规模行动，而这种行动或许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忘却”。
在6月4日来临前的这一个星期，世界上最大的审查机器进入了高负荷运转——自动运算法加上数以万计的人力审查员形成一个巨大的拖网，在互联网上清理任何有关天安门事件哪怕最隐晦的信息。
被认为以太激进的方式逃避审查的人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此前有一群人试图用一个产品商标来纪念这个日子，结果被判处最高三年半徒刑。
仅仅是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转发相关的照片也能令你被扣留——而推特是一个被屏蔽的平台，大多数中国网民根本上不去。
几个月前，我亲自见证了当局为确保中国民众绝不参与这件事的公共讨论或者纪念活动，行动能够彻底到何种程度。
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人们为已故亲人扫墓和祭奠的日子——BBC安排了与一名老太太会面。她的儿子当年就是在第一批军队开进城之后不久，在天安门广场北边被子弹射穿头颅。
2014年，张先玲在窗前向记者展示她儿子的照片。
像以往的每一年一样，81岁的张先玲计划带着鲜花去那个宁静的小墓园。当年19岁的王楠就葬在那个靠近颐和园的地方。
但是我们发现，墓园到处都是安保人员，他们在监视这个家族墓碑。
我们被身穿制服的警员查问，他们检查我们的护照和记者证件，也记下了我们的信息。
而张先玲女士则在警察的包围下进入和离开墓园，以确保她全程远离记者。
张女士家的坟墓，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葬在这里。
BBC的存档资料当中，包括一份引人注目的纪录。在那一系列的事件当中，王楠的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段影片，每一帧都体现着拍摄者的英勇。影片显示，士兵在前进，手上的武器举在齐人高的位置，背景则是人群的剪影和燃烧的装甲车。
影片还拍下了惊慌的抗议者，他们奋力骑着自行车，或者走着，将中枪染血的伤者抬往医院。
但是对我来说，尤其深刻的是这样一段简短的讲述。
“她们求他停止开枪”
到白天，全城仍然能够听见零星的枪声。一名显然受到震惊的英国游客玛格丽特·霍尔特（Margaret Holt），发现自己已经不甚明智地走入了其中一个20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
“这个开枪为乐的士兵，他无差别地向人群开枪，而三名年轻女学生就跪在他面前，求他停止开枪，”她平静地说，同时做出了祈祷的手势。
“然后他杀了她们。”
她接着说：“一位年长的男士举起双手，因为他想过马路，然后他（士兵）就开枪打了他。”
当时五六十岁的霍尔特女士是在离天安门广场仅几百码之遥的楼房里学画画。她指着窗外，描述当时那名士兵的下场。
“他枪里的子弹用完了，于是他重装弹匣，此时人群就拥上来，将他吊死在一棵树上。”
整段描述历时24秒。
但是非常简短的描述却概括了武力清理和平示威的残暴，以及遭受这种残暴的人群对此达至沸腾的愤怒。
这也暗示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当局仍然如此卖力地掩盖一切有关当时事件的讨论。
剧变之风
就像很多事件一样，1989年春夏那场震动了北京和中国其他数十个城市的示威，导火线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件：此前被排挤的中共领导人、经济与政治开明派人士胡耀邦逝世。
由学生领导的公众自发悼念，很快就变成了大规模的上街游行。他们呼吁为胡耀邦平反，并要求追随他的遗愿进行广泛的改革：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结束官场腐败。
中共内部对于如何最好地应对示威，当时意见不一。
在北京，近100万人拥入天安门广场，用旗帜、横幅和帐篷占据了这个位于首都中心的广阔公共空间。
随着剧变之风已经吹遍了东欧，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el Gorbachev）又时机巧合地在5月中旬到访北京，参加30年来的第一次中苏峰会。
对于中国的领导层和他们跟前的抗议者来说，这个国家当时似乎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边缘。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一局面也意见两极。
最终，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一方取得了胜利。
6月3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一场全面的军事清场行动在广场开始，一列列的坦克和士兵荷枪实弹地开进广场。
在通往天安门的路上，各个路口的民众拒绝让路，他们被枪林弹雨击倒。
有一些人则像之前那位游客的描述那样，徒手还击，有一些装甲车据报是被一些示威者用燃烧瓶点燃。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附近一辆装甲运兵车被点燃。
今天，持续的保密和审查令当晚到底有多少人死去不可能为外界所知。从来没有全面和官方的死伤数据被公开。
身在现场的外国记者当中，很多也去了北京的医院，他们的多番描述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共识，死亡人数可能在几百至两三千不等。
至少有一份在当时发出的外交文传电报给出了一个远高于此的数字。
无可争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刻，一个国家的国防军队在自己的首都扮演了一个入侵者的角色。那是一个转折点，时至今日仍在很多个难以言述的方面定义了如今的中国。
“坦克人”
或许，没有什么比“坦克人”（Tank Man）更能体现30年来中国审查力量的高效。
6月5日，在清场之后那天，有人看到一列坦克沿着长安街离开天安门广场，那个大多数屠杀发生的地方。
影片捕捉到了一个孤身一人的抗议者，站在了领头的坦克前面，每当坦克试图转向绕过他，他都挪动位置再次挡在前面。
在某个时候，这名身穿白衬衫和黑裤、手提两个购物袋的男子，爬上了坦克，试图隔着那个炮塔向军队抗议。
对于外界而言，这个同时展现独裁镇压和不灭反抗精神的标志性画面，比其他任何描述都更能定义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发生的一切。
也有人说，坦克上的那个指挥官——那个不可能知道正有国际媒体长镜头对准这场对峙的人——所表现出的某种克制也应一功。
“坦克人”没有被开枪射击，也没有被辗过，但是他最终被抓走了。他的命运时至今日仍未为外界所知。
不过，在中国，那张照片早已在公众视线当中被清除。
不人道的罪恶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与1989年的影片相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没什么改变。
毛主席依然处在最中心的位置。他那张毫无瑕疵的微笑画像，还在警示着那三个曾朝画像掷鸡蛋的抗议者——他们被判处了最高20年徒刑。
但是，在广场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却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变化。
很多报章报道——也包括这篇文章——仍然坚持那段被掩埋的黑暗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重要，而随着它越来越富有和强大，这种成功或许正在向这些坚持给予反驳。
鲍彤是一名前中共高官，他近距离地见证了1989年那场政治动荡。
现在，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之一。因为支持天安门示威者，他坐过七年牢，且完全是单独囚禁。
鲍彤表示，中国应该允许人民公开讨论1989年所发生的一切。
他说：“使我失望的是，30年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愿意把自己和‘六四’这个反人类罪捆在一起。”
说到中国如今的成功是否要归功于那一场镇压，鲍彤继续说道：“把它当作宝贝，把它当作经验，把它当作国家崛起的法宝。这使我觉得很悲哀。”
“共产党应该允许人们谈论当时的真相——当时的受害者、旁观者、当时的中国人，当时在中国的外国朋友和记者。让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真相说出来。”
似乎是在证明这种希望有多么渺茫，如今不时被监视和跟踪的鲍彤在我们拜访之后受到警告，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任何外媒采访。
但是他却坚信，假如多年前那些抗议者的要求得到聆听，中国的未来不仅会繁荣，而且会更多元和公平。
“我会看到现在没有防火墙、没有特权阶级。中国很可能没有那么多亿万富翁，但是中国贫困的农民工应该可以自由自在地进城，而不必作为低端人口被驱逐出大城市。中国也用不着去偷外国的技术。”
不惜代价的权力
天安门事件当中讽刺的一点是，尽管当时有种希望，令很多人真的相信改变要到来了，但是它可能反而将中国政治改变的契机往后拖延了一代人，甚至更久。
当时很少学生在公开呼吁革命——反正他们自己也可能是糟糕的领导者。他们四分五裂，各自奉行宗派主义，争吵不断，也有他们自己的独裁倾向——就像关于天安门事件最好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所明确显示的那样。
但是中共强硬派却看到，即使是有限度地要求法治和进一步民主的选择，都会终结他们对权力的绝对垄断。
假如示威没有发生，假如高层的改革派没有被噤声、被清除或者关进监狱，中国会像当时的台湾、韩国等其他亚洲政体一样，走上逐渐、可控地脱离专制独裁的路吗？
在中国，这样的猜测没有可能进行：老一代不被允许回忆，新一代人甚至不被允许知道。
相反，当时所做的决定在今天仍然被紧紧遵从。中共政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绝不再让民众运动试图使之松动。
三十年过去，令民众“忘却”的努力仍然和任何时候一样强。
六四30年祭：屠杀责任与平反和赔偿路线图
资料照：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1989年5月30日)
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时分，中国共产党调包括坦克部队在内的野战军兵分几路杀进中共政权的首都北京。
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卫军多路纵队最后在天安门广场汇合，并在此过程中在世界媒体的摄影机前铺开了针对平民的屠杀。那天发生的事情被广泛称作六四屠杀，天安门屠杀。
当局竭尽全力回避的噩梦
三十年来，六四屠杀/天安门屠杀成为中共政权竭尽全力回避的噩梦。每年六四来临之际，一些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异议人士便会被旅游，中国的互联网对有关六四的话题进行全力的封杀，中国的媒体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及或暗示六四的话题。
资料照：大批人群在北京一处交叉路口试图用公共汽车和路障拦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1989年6月3日)
在当今中国，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这个对中共当局超级敏感的数字或日子便是犯禁。更有人因为将一种酒称作六四酒便被抓捕判刑。
6月2日，在现在还不需要担心因为在公开场合提起六四会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新加坡，有人在讨论亚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安全部问题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向与会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提出了三十年前的六四问题。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显然是有备而来的魏凤和拿出了预制的答案。他说，“那一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动乱是正确的政策。”魏凤和接着说，由于中共当局当时采取了行动， “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了稳定和发展。”
资料照：军队开枪后，人们用三轮车运送受伤的民众。(2019年6月4日)
三十年来，中共当局在国际场合或面对外国记者必须应对六四问题时总是提出这一套说辞。但中国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在1987年被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下令开除出中共的方励之指出，尽管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相信了或假装相信了这套说辞，但中共当局却清晰地展示出当局自己并不相信这套说辞。
方励之在2011年在美国《纽约书评》杂志发表评论说：
“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被广泛认为是1989年6月最终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中国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官方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说法不断缩水。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记那些事情。”
邓小平女儿的说辞
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在北京要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抗议者的时候，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中国掌握最高军权的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邓小平也被广泛认为是做出开枪杀人决定的人。但邓小平的家人后来以各种方式试图为邓开脱。
资料照：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观看了他父亲的一张大照片，由他的妹妹邓琳拍摄。(1998年2月18日)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六四这件事情中国当局一直讳莫如深，因为它知道这件事情哪怕是从中共自己的角度来说都是无法给它辩护的一种罪行。所以在六四之后，民间甚至是中共体制内都一直有声音要求为六四平反。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组织每年都提出要查清历史真相，要寻求正义，问责等等。
胡平说：“我记得在1995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到美国访问，为她出的那本邓小平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英文版上卷做促销来到美国。那时就有记者问她六四的问题。当时毛毛就说，六四是个悲剧，当时也是不得已。
“但究竟不得已是什么意思，悲剧是什么意思，她就没有做更多的说明。这里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邓小平的女儿写的邓小平传记1995年就出版了英文版上卷，后来也有了中文版。但此后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下卷始终没有出来。我想她不是没有写，而是不便出版。
“因为下卷必然要提到六四的问题，要说到她的父亲邓小平在六四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她就免不了要在书里为她的父亲邓小平辩护。那么，要辩护该怎么辩护呢？她肯定要辩护啊，比如说，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想做这种事的，后来他也试图想做别的方面的努力，但没有成功，所以后来才搞成了这样子了；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她一定会这么去解释。
“但这种解释可能对修补邓小平的形象会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反过来又会暴露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做这种事情是完全错误的。这就相当于跟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在六四问题上的定调发生矛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她的邓小平传记下卷就是出不来。我想，将来有一天六四问题无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的时候，在人们要求追究当事者的责任的时候，她才会把这些话出来，以便减轻人们对邓小平的谴责。
“这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假如说你们中共当局包括邓小平本人和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个悲剧，那你就该想些办法做些弥补啊。比如，别的事情你一时还做不到，那么，至少对像天安门母亲这样的六四受难者遗属群体可以提供一些补偿、一些赔偿嘛。这些事情你总是可以做的嘛。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给六四正名和平反这种事情还没有进行之前，你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也是可以做的。尤其是你可以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来做。比如说，海外我们知道有很多关心六四受难者家属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很多人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他们募集捐款，你当局也可以在海外成立基金会什么的，可以以海外民间团体的名义跟他们一些补偿，那么，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也可以证明你好歹还有悔过之心，多少还有一些弥补的行动。但我们看到他们连这种事情都没有做。”
江泽民的说辞
在六四屠杀发生之前，邓小平做了两件他认为是必须做的重要事情，一件是调遣中国军队的野战军力量汇集北京周边准备进行所谓的天安门广场清场，以了结延续了一个多月的并且扩散到中国各大城市的要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一件是撤销表示不赞同暴力镇压抗议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以来自上海的听话的江泽民取而代之。
资料照：香港民众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纪念会。(2018年6月4日)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屠杀和六四立即成为中共当局的禁忌词。曾经在北京亲身经历以学生为先导的抗议活动的李进进现在是在纽约执业的美国律师。李进进指出，1989年6月初中共出动军队屠杀和平抗议者，尽管当局坚持说那是正确的、适当的举措，但实际上中共当局自己说来说去也觉得这种说法说不通。李进进说：
“中国当局确实在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遮遮掩掩地也承认了屠杀。他们自己也改变了说法。一开始是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所以派军队镇压。以后不再提暴乱这件事了。过了不到半年之后，他们只是提六四风波。
“关于六四屠杀，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特斯采访回答提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当中汲取教训。正如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说，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写在他的英文传记中的。他还说，‘今后遇到类似的事件，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说，他们当时动用军队去处理学生运动，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不适当的举措。”
如何看六四平反问题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共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对中国公众犯下的罪行；尽管中共当局将抗议者和反抗暴力镇压的人称作犯罪分子和暴徒，但这种说法难以自圆其说，因此难以为继，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平反。
然而，对平反的说法也有许多人表示不赞同，不认可。胡平认为，对平反之说提出异议的人其实是出于一种误解。他说；
“现在有些人对平反的说法有非议，认为这种说法好像是对共产党政府抱幻想，抱期望。其实平反没有这个意思。平反无非之指政府对政府先前做的错误的事情，包括错判的案件进行纠正。这里的政府可以指本届政府，也可以指下届政府。可以指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的后来的政府，也可能是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的新的政府，包括改朝换代的政府，甚至革命推翻旧政府新成立的政府。只要是政府对过去的政府所作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对错判的案子，错误的政治镇压进行纠正，就都是平反。
“我们可以看几个明显的例子。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作出一个判决，对1918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被处决的事情判定他们是政治镇压的牺牲品，并给他们平反。2016年，法国国民议会对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的那些社员给予平反。给尼古拉二世平反的俄罗斯政府早就不是做杀人是事情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府了，是经过了重大的政治体制转型的政府。法国现在的政府也不是巴黎公社时代第二共和的政府。现在的法国政府是第五共和政府，两个政府相隔将近150年。
“所以说，平反不一定是说对那个做出错事的政府抱有多大期望。之所以要强调政府，是因为当初做事是政府出面的，是以政府的名义做的。平反，包括给予赔偿，就必须由政府出面才具有意义。一般来说，在政治体制转型之后，政府就要对过去的旧政权所作的严重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事情一一进行纠正，包括还原历史真相，给受害恢复名誉，给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金钱的赔偿。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六四镇压是骇人听闻的践踏人权的罪行，势必要受到历史的追究，势必得到正确的评价。应当给予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
转型正义与赔偿问题
胡平认为，尽管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要给六四平反和提供赔偿的迹象，但这种局面不妨碍中国公众为此进行推动和做出准备。他说：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应该给六四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只是我们对中共当局，对本届中国政府不抱这种期望。因为给政治镇压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赔偿是转型正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大都是在一个国家实现了政治转型之后出现的。当然这也不限于转型。有的国家在没有政治转型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中国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包括‘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共当局平反冤假作案，也给当时遭受过政治迫害的群体或个人提供过一定的赔偿。但对六四镇压这件事，我们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即现在的中共当局能够做出这种赔偿。因此我们是说这种赔偿通常要发生在政治转型之后，就六四而言，首先要平反六四，在平反之后作为一个伴随的政府行动，这就是对受难者及其家属提供金钱的赔偿。
“韩国和台湾都给我们中国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韩国1980年5月发生光州事件，当时执政的全斗焕下令武力镇压抗议民众。到了1987年韩国再次爆发民主运动，全斗焕下台。那时候韩国社会舆论就对光州事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和讨论。到了1993年新上台的金泳三政府就宣布要为光州事件平反，而且提出要给光州事件受难者家属提供赔偿。这是韩国的经验。
“台湾我们知道主要是（发生在1947年的国民党政府镇压抗议专制的民众的）二·二八事件，1993年国民党的李登辉总统在任时提出对二·二八事件平反，另外也提出给予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金钱的赔偿。台湾后来还有关于给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赔偿的一些补充决定，决议。
资料照：由天安门镇压事件死难者家属组成的 “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丁子霖站在儿子蒋捷连的遗像前。大学生蒋捷连在六四镇压期间被打死，年仅19岁。(2008年6月4日)
“这两件是事情都是发生在晚近的时候。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俄国和东欧国家也出现了。比如说，在东欧，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匈牙利1957年抗议也遭到苏联红军的野蛮镇压。到了1989年，匈牙利完成制度转型之后，也对1957年被当局打成反革命暴乱的事件给予平反，对当时的受难者也进行了赔偿。”
“这其实已经成为政治转型的国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转型正义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在处理这种转型正义问题时处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各个国家对原先的统治者是不是要进行法律追究。这一点各个国家不尽相同。有的有追究，有的就没有追究；有的追究的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但是，在政治上对过去被镇压的人给予平反，给予重新评价也就是所谓的正名，在这方面各国都是共同的。另外，重建历史记忆、恢复历史真相，在这一点上各国也是共同的。此外，还有金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转型的国家民众和政府共同采取的思路。在这方面，也就是从理论上和从实际操作上，其他国家已经给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先例和经验，足以给中国未来采取同样的行动提供很好的借鉴。”
平反和赔偿的路线图
为了促成和准备未来的六四平反和赔偿，中国公众究竟可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路线图？
在纽约的律师李进进提出了一种着眼于法律的大致路线图：
“首先我们要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自己的官员六四屠杀的调查委员会，将这个事件从头到尾做出一个清晰报告，列出一个明确的死难者名单。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然后再建立一个六四赔偿基金。这需要国家对这件事情重新立法。最后是要建立一个六四死难者纪念碑。同时，要追究当年的屠杀者。”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提出了一种着眼于公民社会建设的路线图：
“我觉得中国人就应当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像包括天安门母亲那样的很多人、很多群体，包括吴仁华先生这样的人这么多年来积极做的那样，这就是挖掘六四的真相，挖掘六四受难者的情况，对他们的情况作出尽可能详细的统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促进制度的转型。
“尽管中共过去在曾经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镇反’、‘反右’，还有对文革中的一些政治迫害和政治镇压做过平反，且不说那些平反当时有多大的局限性，但对六四事件，我想中共当局很清楚，它是平不起这个反的。因为平反就势必意味着共产党专制地位的结束。
“平反六四是与中国政治改革，政治体制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关心这件事情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
拖延时间不能淡化罪责
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不理会来自国内外的要求正视历史、为六四事件平反的呼声，采取比往年更为严厉的措施封禁有关六四的言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共镇压/屠杀的言论都一律封杀。
一名武警在六四镇压30周年前夕在天安门广场执勤。(2019年6月3日)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6月2日）在新加坡谈及当年的镇压在当今中共官场中是罕见的例外。与这种例外相对的常规是，中共试图让中国国内外的人忘记三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
因此，国际媒体历年报道六四屠杀纪念日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官方的强迫遗忘，今年也不例外。
观察家们普遍指出，中共当局推行强迫遗忘主要是出于一种恐惧，即不敢面对它进行了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也有评论者指出，中共当局推行强迫遗忘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封锁、知情人的减少，当局和当事人的罪责可以淡化乃至消失。
李进进律师表示，这种希望是虚幻的。他说，“淡化罪责是不可能的。对当事者来说，或许他们从个人角度来说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惩罚。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本身的定性和对他们责任的追究，他们是逃不脱历史的追究的。”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