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25日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笔记
我于今日拜访了毛泽东同志，向他递交了苏共中央5月23日给情报局成员党的信件。毛同志对信件内容和苏共的建议非常赞赏，说这些措施原则性强，完全正确。毛同志对苏共中央给他这封信表示感谢。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毛同志提出了一些有关党的内部的问题。对于反动分子胡风的活动，毛同志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胡风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人物，这个反动组织得到了国民党或者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毛同志说，胡风在1925年领导了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一年他通知北京地下党领导陈毅同志，由于工作艰苦而危险，他辞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那时胡风叫张因达（音译）。
在国民党时期，胡风在云南军阀部队里。这只部队名义上听蒋介石指挥，实际上在云南自成一体。他在那个云南军阀手下的政事部里当头头，从事政工工作。国民党逮捕了胡风两次，但发现他很快就自由了，他解释说是自己逃脱了。在日本政府特别严厉镇压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时期（1928－1937），胡风身处日本。当时，日本政府却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百花子（中文翻译），现中共中央委员亦边（音译，是谁？？）的妻子，或者胡风。毛同志指出，在这期间，胡风可能就被国民党或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了。
目前的反胡风斗争和中共不断地调查已经表明，在很多方面的负责阶层里已经并且仍然有胡风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里发现了他的追随者。胡风的一个主要高参是北京人民大学马列系的副主任，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也是他的支持者。几乎所有大城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都有他的代理人在党的和文化战线的部门里工作，某些人至今还在工作。已经发现的胡风分子中有多达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人。胡风一帮人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大约有5％。毛同志说，对于我们要胡风分子承认错误，跟党走的呼吁，他们默不吭声，至今还有人保持沉默。有个别胡风分子在党面前坦白错误后，又去找胡风忏悔，声明他们的坦白是错误的。毛同志说，人们可以选择怎样做，跟党走，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上次换发党证中有350,000党员（共7,000,000）由于反党反人民罪行、道德败坏、投机入党或动机不纯被清除出党。但是党内还有一些这样的人，现正在开展对他们的严肃斗争。所有这些表明一个事实，在中国，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利用胡风和胡风分子作为教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毛同志说。
在进一步的交谈里，毛同志谈起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此他说，高岗、饶漱石在反党活动中采用了两种手法。高岗是个毫无道德，醉心于权力的人；在他的小圈子里他散布说，毛泽东身边聚集了两个不可信任的集团：一个以刘少奇为首，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等等；另一个以周恩来为首，包括了很多人。在另一方面，高岗说要反对这两个集团来保卫毛泽东。
毛同志说道，高岗在一周内安排了8场舞会：无论何时，只要他高兴，就下令召集女人跳舞。毛同志还提到高岗在政治上的狂妄。他说他与一个污点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利用他来与（苏联）奉天总领事进行联系。张在 1926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又被重新接纳入党，送入党校学习，东北解放后，被高岗调到奉天进入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同志说，在捷沃西安同志访华期间，尽管中央想安排李富春去，高岗仍想尽办法挤进到东北的行程。由于李富春感冒了，高岗得到了这次机会。我告诉毛同志，我也陪同捷沃西安同志去了东北，在路上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主要是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并没有表现出要特别接近我们的行为。
毛同志提出高与捷沃西安同志一起旅行的问题，很明显是想说明高在设法接近苏联到中国访问的负责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
毛同志说，饶漱石一面对党表示忠诚，一面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机关从事地下活动。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就有饶漱石的参与。而潘汉年与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饶漱石、Yan Feng（原文如此，疑为高岗或扬帆）和潘汉年一起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了所有情报。1950年1、2月间，向台湾传递了非常重要的材料。苏联一个空军师到达上海的情报由潘汉年报给台湾。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是潘汉年策划的。对于他在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后为蒋集团所作的工作，蒋先后四次为潘汉年授勋。授勋文件以及其他证据落入中国有关部门手中。
毛同志说，1953年对中共来说十分困难。他回忆道，在离开杭州之前，1953年12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中共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公开的，为克服困难而战；一个是秘密的，利用困难来反对公开的司令部－党中央委员会，并且到处散布谣言。据毛说，当时他没有指明谁是地下司令部的头子，但高岗和饶漱石非常气馁。当宣读有关贝利亚反党活动的苏共材料时，他们非常沮丧。
转向国际问题和梅农（注：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的访问，毛同志说，在他对北京的10天访问期间，梅农讨论了中美有关台湾的会谈。梅农会见了很多中国政府人员。按照他们以前的协议，政府成员给梅农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成员的话使得梅农很乐观；而另一些回答则使他很悲观。例如，朱德的声明“如果美国人要打仗，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使得梅农不寒而栗。梅农被告知了中国对中美直接会谈的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希望充当中间使者的国家得知与梅农谈话的每一件事，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抢先充当中间人。除了印度之外，希望充任中间人的还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毛同志说，在这个位置上印度不会告诉英国他们在北京听到的所有事情。毛同志注意到，英国首相伊登自己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充当中间人。但是对于他表示希望在曼谷会议之后访问北京的建议，中国有意给了一个答复使得伊登拒绝前来。这个答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对台湾的政策实际上与美国几乎是完全相同。伊登的新加坡来信和伦敦来信（从新加坡返回后）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来信试图恐吓中国，说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会导致世界大战。伦敦来信就没有了这种恐吓。目前英国对台湾的政策与美国稍有不同。
毛同志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注：沙氏第二天，即5月26日与毛泽东会谈）飞到北京的事情。他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害怕香港的激愤，不愿意在香港下机，直接飞到了广州。
谈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师哲和T.F. Skvortsov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译自前苏联解密档案：[ AVP RF , f. 0100, op. 48, papka 393, d. 9, ll. 107-112. English by Paul Win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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