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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贫模式对东盟国家政党有何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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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社如何运作?”“什么是精准扶贫?” “村民花了多久时间脱贫?”“土地归谁所有?”“政府给了贫困户哪些补贴?” “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脱贫成就的秘诀在哪里?”…

从踏上广西的那刻起,印尼民主斗争党教育培训部主任兼国会议员伊娃·孙达丽便寻思着如何将中国减贫故事传达给她所在的政党。

2018年,印尼的贫困发生率为9.8%,是1975年的四分之一。但这个新兴中等收入国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颇为曲折,主要成就集中在上世纪下半叶,贫困率从1975年的40%降至1993年的13.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该国贫困人口出现大规模反弹,尽管危机过后的经济形势稳步回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857美元飙升至2017年的3847美元,但如何使印尼的贫困率降到10%以下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关口。除了2018年贫困率是9.8%,此前几十年印尼的贫困率都在10%-20%徘徊——减贫确有成效但进展略为缓慢。

“我认为农村差异化贫困是减贫工作停滞不前的主因,中国实施精准扶贫对症下药,其理念和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孙达丽一边吃着南宁新江镇“摘帽”贫困村自产的荔枝,一边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近些年通过实施精准脱贫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4%以下,引发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国家及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高度关注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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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政党人士考察南宁新江镇“摘帽”贫困村。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中国和东盟等周边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带着对中国减贫模式的探求,应中联部邀请,东盟国家执政党干部和文莱政府有关事务官员组成东南亚执政党干部考察团近期来到南宁,从一域窥视中国推进精准脱贫的精彩故事。

“造血”扶贫感触深

村民韦庆成特意穿上了一身传统壮族服饰,领着东盟外宾们参观他的四层小洋楼。“我家正在装修呢!”韦庆成自豪地说,指着家门口堆放着的腻子粉、瓷砖等装修材料。4年前还和家人挤在一间27平米小屋内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在花甲之年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2015年,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南宁创丰吴茱萸合作社成立,并开始在新乐村那贡坡移民安置点推广种植中药材吴茱萸。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合作社负责种苗、肥料、技术、销售,农户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收成之后,农户得七成,合作社收三成。

尽管对这种新作物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出于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和强烈求变之心,韦庆成拔掉了相当于自己全部身家的四亩已发芽的甘蔗地,种上了吴茱萸。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技术缺失,吴茱萸出现死苗情况,当时许多村民嚷嚷着要种回甘蔗。但韦庆成依然坚持,靠政府给的补贴补种了死苗,还积极说服其他贫困户不要半途而废。

在合作社的领导及韦庆成的辛勤耕耘下,原本需要两年才能结果的吴茱萸,只用了16个月就结出了果实。2017年底,韦庆成一家顺利脱贫;2018年,他从合作社分红9万多元,加上卖出吴茱萸种苗挣得7万多元,全年收入16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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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贫困户韦庆成与东盟政党人士。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韦庆成的勇气和坚持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东盟国家政党人士,越南共产党中央民运部中部西原地区常务办公室主任黎光全还将象征着越南的金莲花徽章别在了韦庆成的衣服上。

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最新报告指出,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减贫方面的主要挑战。此外,这些国家依旧延用着以中央政府为主、自上而下的干预式扶贫模式。

中国在扶贫开发进程中逐渐意识到,以“输血”为主的干预式扶贫可能导致扶贫项目偏离贫困需求,甚至会让贫困人口对政府扶持补贴政策产生过度依赖。因此,中国的扶贫模式也顺势转向“造血”模式,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市场渠道和人力资本建设,让贫困人口在较为完善的外部环境下得以实现自我积累和发展。走出一条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的扶贫路。

东盟政党外宾对中国的“造血”扶贫模式均表示认同,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圣佩德罗市委员会秘书长卡隆·埃姆巴耶克称,希望菲律宾也能学习中国授人以渔的减贫方法,动员群众,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一同参与到减贫工作中来。

中国扶贫经验为东盟国家执政党提供蓝本

对于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外委会亚洲局副局长兼参议院主席顾问柴索迪来说,考察活动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无疑是一条条平整又宽敞的山路。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世界减贫奇迹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决定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起飞,

“尽管我对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肥料、技术和市场渠道的‘造血’模式颇感兴趣,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中国完善的公路设施,只有修好了路,农作物才能从村子运到城市。”柴索迪向澎湃新闻解释道。

据柴索迪介绍,柬埔寨近年来的减贫成效也有目共睹,贫困人口比重从2004年的53%降至2014年的13.5%。在他看来,这与改善路网密不可分,“许多偏远地区得以修建工厂,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在当地实现就业脱贫,减少因人口迁移造成的劳动力流失。”他补充道,“也正因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的道路、铁路、机场和港口不仅可以带来更多投资,促进当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更能帮助政府加快减贫工作。”

然而,泰国国民力量党中央执委瓮阿·班亚查拉的侧重点却稍显不同,他告诉澎湃新闻,尽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地推动地区开发式减贫,“但中国减贫模式不仅仅是修路那么简单,产业发展也十分很重要。”

班亚查拉拥有一家自己的农业公司,他在整个考察活动中对金穗农业集团的香蕉种植基地最感兴趣,“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有别于政府主导的减贫模式,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创建于1996年的金穗公司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以香蕉种植为主的小公司。为了扩大规模,该公司采取了“土地流转”的方式,从农民手中租下他们的地。在当地,很多人种甘蔗、玉米、木薯等低经济作物,一亩地的纯收入一年下来仅有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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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政党人士在广西金穗农业集团的香蕉种植地前拍照。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现如今,金穗公司拥有全中国最大的香蕉种植基地,每亩年收益可达15000元。土地流转让农民不用下地干活也能坐收租金,把他们从地里解放出来也意味着收入来源和就业选择的增加。据公司员工介绍:“在收租的基础上,农民可以在用工旺季来打临时工,能自己承包一片香蕉地发展种植,还可以在家或进城做点其它小生意。”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泰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据泰国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统计,该国47%的土地为农业用地,60%的人口从事农业,泰国历届政府和政党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

2018年,泰国提出20年国家竞争力提升五大战略,希望将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农业、工业和新型服务业、旅游和物流中枢。其中第一条就是提高农业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将泰国发展为热带作物农业大国,并设立配套乡村基金让农民实现从贫困到中高收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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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隆安县那桐镇的火龙果种植基地。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我觉得只有达到规模效应才能拉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如何找到一个适合的产业和能带动发展的龙头企业极其重要,” 班亚查拉说道,“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也是重中之重,我们的农业技术较中国而言仍然很落后,我希望泰中两国能在农业技术层面上进行更多交流合作。”

由于东盟十国的发展程度不一,它们对减贫的理念和关注点也各不相同。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在减贫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盟国家进行参考。

例如,缅甸和老挝系农业国家,目前处于通过农业发展来减贫的阶段,因此农业产业扶贫经验比较契合它们的实际。对于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这种存在区域性贫困的国家来说,中国拉动落后地区外部资源开发以及对口帮扶等做法对它们更具参考价值。

政党交流合作为促进地区减贫搭建新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积极展开南南合作,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此,中国正在各个层面推动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减贫合作。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时表示,减少贫困、改善民生、缩小地区差异是亚洲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

2016年12月,由中国发起的东亚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在老挝率先启动。此后三年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各建了两个合作项目村,在那里开展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种植、养殖等农业产业,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作为政策制订者和民意代表,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促进地区减贫中也体现出责任和担当。利用此次东南亚执政党干部考察团访问契机,中联部一局和广西自治区外办在南宁共同举办“比邻共话——共建‘一带一路’ 共促减贫合作”活动。活动上,东盟执政党干部与中方就依托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交往平台促进地区减贫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还通过视频连线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水井捐赠活动现场进行对话,听取了广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的汤闻博讲述的两个关于中老减贫合作的故事。

琅勃拉邦市象龙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流经村旁的南康河。但由于南康河旱季提水困难且水质达不到饮用水标准,近年来,象龙村村民只能省吃俭用购买桶装饮用水。为解决饮水难问题,中国扶贫专家和老挝当地政府合力,在村民自愿的原则下,组织大家投工投劳,开挖、回填水沟4000米,铺设水管13000米,投入5000多个工日,从5公里外为象龙村引来了符合饮用标准的山泉水,还将水管接到了全村174户人家。

万象市金花村的村民们原本靠一年一季的水稻种植为生,中国减贫专家在经过详细的实地调研后发现,万象市及周边蔬菜市场供不应求,金花村又有种植蔬菜的天然优势。为了打消村名对天气、虫害和灌溉系统的担忧,金花村党支部书记率先拿出自家土地,配合中国专家建起了“避雨、避晒、避虫”的蔬菜大棚。同时,中国专家还为村民建造了灌溉设备,提供种植技术指导,联系蔬菜经销商和制定大棚租赁管理机制。如今,村民走上致富道路,金花村从过去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小有名气的蔬菜基地。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联部副部长宋蓬·西扎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老挝人民很信任中方团队,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间也存在高度互信,希望两国合作可以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范本。”

宋蓬的话引发其他东盟执政党干部的共鸣,大家除了对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执政党减贫合作抱有较大期待外,对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执政党多边减贫合作也提出了希望。柴索迪表示,“此次邀请东盟国家执政党访华并举办以减贫合作为主题的‘比邻共话’活动,是通过中国与东盟国家多边政党交往促进地区减贫合作的新尝试。希望有关活动能够机制化并实现升级,打造推进中国与东盟在减贫等领域务实合作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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