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贺云翱
采访时间：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整理：朱笑言、张益偲、许汝南、单雨婷
“小医生”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我就上不了，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国香港，舅父在中国台湾，“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关系”的人。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县、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回家了。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别苦。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生产队安排我做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我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
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张老师不让我太辛苦，有时晚上还拉我去看电影。有时候我坚决不去，他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我记得看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还有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大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还拉我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让我熬夜，不要太紧张。
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回家乡专门参加追悼会，也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后来也顺利考上了。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我不是太了解我们宝应县中学的录取情况。我在高中一班，那年考上大学最多的就是我们班，考取了四个，所说其他班有的一个也没考上。我们班有一位考上厦门大学，还有一位考上一个徐州的大学，另外一位考上了一个船舶学校，也在南京。考上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同学，现在也是教授。考到徐州的同学，后来回到我们县做了教育局副局长。进校以后，我所知道的从我们宝应县考上来的，还有哲学系的童星老师，我们历史系的陈仲丹老师。当时我们考得都不错，童星老师当时还是江苏省的文科“状元”。当然，我是很荣幸地考进了南京大学。
1977年高考时，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好几年了，但高中时的学习状态，应该讲对高考有决定性作用。高中阶段，我也要感谢老师们，特别是张老师。他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是非常会做思想工作，非常会带学生，给了学生许多正面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引导。后来我上了大学，他还经常给我写信，说要为祖国学习等等，今天听起来可能被认为都是大话，但他们恰恰一直都是以一种超越自我、轻个人、重家国的人生观来引导学生。所以我认为一位好的老师、一个好的班风、一种理想的引导，对中学生都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影响一生的。
我上大学之后没多长时间，张老师也离开了教育岗位，去做了宝应县司法局局长。地方上人都说他为人正派，是位优秀的局长。读高中时，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入共青团，高中十个班，其他的班长大都是共青团员，但是我不是，所以有时学校开干部会开到最后，说非团员干部退出，我和极少数人退出去，其他人会盯着我们看。那时候才十几岁，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这种情
况对我是有打击的，所以后来内心就特别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和互相尊重。但是张老师跟我说不用担心，他一次次帮我去跑团县委，一直到我快要高中毕业时，就是1974年5月4日，他终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加入了共青团。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都是农村人，母亲不识字，父亲虽然识一些字，但是对高考、大学全无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应该感谢张老师，还要感谢我的师母刘道庆，在我复习迎考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深厚恩情！
1977年高考有政审的环节，我当时是比较害怕。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有过一些机会，比如进部队，当时我帮当兵的人做政审材料，把材料送到带兵的人那里，带兵的是甘肃部队的一个首长，他看中了我，说：小鬼，你为什么不报名？我就跟他讲我报不了，我家成分不好。他问我家什么成分，为什么不好，我就跟他讲我舅舅怎么样，我伯父怎么样。他又说，他们在香港、台湾，我们的部队在北方，没关系。可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他家成分不好。之后县里的文化局也来要过我，作为写文字的人去剧团什么的，后来也是说我成分不行，不能去。
所以高考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政审，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我再努力地考，政审过不了还是白搭。但是那年政审，说是对青年大学生要放松一点，一般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是放开的，所以后来也没问题。好像有一些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也参加高考了，因为我进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当时我们在南京大学学生会，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等等，不同专业的学生会在一起交流，说自家是什么成分，就有人说自己家是地主或者说是富农的。没有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影响高考，应该讲当时对人也是一种很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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