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沉寂，自由主义逐渐流行于世，成为主导世界的思潮。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尊重人权，确实推动了世界的巨大变革，乃至世界上很多人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普世的价值，甚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两岸三地许多自由派，常年以来崇尚自由主义，以为历史只有沿着自由主义的轨迹发展，才是正途。一些自由派更是将美国视作自由主义的灯塔和圣殿，认为美国充满道德光环，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守卫者，主张一切向美国看齐，甚至少数激进者，还提出全盘美国化。
然而，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和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困惑，一些自由派更是对他们的自由主义偶像——美国感到迷茫。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在美国民主陷入撕裂危机的民粹浪潮中上台后，一反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普世主义，反而打出“以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地利益导向，以反自由主义、反建制的重商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信条，完全颠覆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圣殿的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深度介入国际和市场的玩法，更是颠覆了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自由化论断，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和失望。
在这个关口，为了理性认识自由主义，梳理两岸三地百年来十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提出十问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以飨读者。第六篇以中国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李慎之为切入点，探讨自由主义。
1980年里根上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图源：Getty）
特朗普的内外方针，阐述了他怎样的治国理念？是否已经偏离了美国自由主义之立国之本（图源：AP）
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继续改革和开放，这种共识不仅源于7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也是放在当下中美贸易战之际，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更需如此。只是中国该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呢？中共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未达成共识。
李慎之作为中共党内老右派，中国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观点和态度可以基本上涵盖一部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他在其著作《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的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中曾这样描述：
“中国要走自由民主的全人类的康庄大道，中国要接受全球普世价值。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于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
李慎之作为中共前高官和重要智囊，在接触过各种高参秘密消息以及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的磨难之后，在其晚年开始研究和“皈依”自由主义，推崇民主自由的言论，要求彻底反思革命传统，必然是有其历史逻辑的。放到当时的历史中去看，他的这种选择也与90年代至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思潮相符。
他当时倡导的全球化，同样也值得肯定。只是之后的推论，称“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进而提出未来国家制度的全球化这一判断，放到当下逆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或许这一判断有必要值得商讨。当然无需苛求李慎之先生，毕竟他已仙逝，无法得知当今世界，尤其是无法想象近些年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但如果当今自由主义者仍然偏执的认为通往自由民主之路只有一条，那么可以引用哈耶克的说法，这同样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一方面，当今世界之争，不能仅仅看到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需要认识到这是国家间的切身利益之争，背后的实质是各国资本、财阀在全球新一轮扩张和鲸吞。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中共的专制能够为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带来好处，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会就一些人权或者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层面去与中国纠结，而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是不愿意将自己国家利益抛弃的。这一判断，从70年代初开始的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改善，以及如今作为美国中东盟友的沙特都足以证明。
另一方面，追求自由主义，呼吁人权本质上没有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亦对此有过描述，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但仅仅看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两党、多党制和议会选举制度带来的只是对人权的保护以及政治权利的伸张，而没有注意到其背后资本运作的深层原因，就太幼稚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也会存在人权与主权之争，李慎之以及一些自由主义者站在了人权一方。主权是保障，人权是目的。而如果短期的人权获取换来的却是长期的人权丢失，又将如何抉择？所以目前来看，自由主义者简单判断人权高于主权是草率的。
回到文章之初提到的“中共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未达成共识”。中国的崛起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固有的经济体制的冲击，加入WTO本质上也是在享受全球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红利，也不能否认的是如今中国贫富差距以及其他问题，除了体制的固有原因之外，也源于自由主义带来的副产品。而且中国崛起的本身以及至今未如外界多次预言那样走向崩溃，其实也对一些自由主义理论构成某种挑战。
所以承认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在保护和提升人权上做的历史贡献，但其背后，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以及列宁都曾警惕的资本和财阀对于全球和人权的隐形控制。正如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在全世界狂飙几十年遇到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后立刻颓势一般，如今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这一整套经济运行主流规则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毫无疑问正在遇到严峻的挑战。甚至连被许多自由派视为心中灯塔的美国，近些年来都出现了许多内在弊病，陷入撕裂。而特朗普正是在此危机发酵背景下成为美国总统，并自损美国多年以来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形象，大打贸易战，复归孤立主义。
理想固然重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反省的现实是，通往自由之路，并非只有一条。更重要的是，自由固然美好，是人类核心价值，但人类核心价值，并非只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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