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沉寂，自由主义逐渐流行于世，成为主导世界的思潮。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尊重人权，确实推动了世界的巨大变革，乃至世界上很多人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普世的价值，甚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两岸三地许多自由派，常年以来崇尚自由主义，以为历史只有沿着自由主义的轨迹发展，才是正途。一些自由派更是将美国视作自由主义的灯塔和圣殿，认为美国充满道德光环，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守卫者，主张一切向美国看齐，甚至少数激进者，还提出全盘美国化。
然而，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困惑，一些自由派更是对他们的自由主义偶像——美国感到迷茫。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在美国民主陷入撕裂危机的民粹浪潮中上台后，一反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普世主义，反而打出“以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地利益导向，以反自由主义、反建制的重商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信条，完全颠覆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圣殿的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深度介入国际和市场的玩法，更是颠覆了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自由化论断，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和失望。
在这个关口，为了理性认识自由主义，梳理两岸三地百年来十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提出十问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以飨读者。第七篇以香港知名泛民主派政治人物李柱铭为切入点，探讨香港城市的自由主义。
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愈发背离美式价值观，不断做出恶意打压中国崛起的制裁做法……这样的现实正不断打破着全球持自由主义观点者们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意识想象，也逐渐开始，让很多大中华地区的自由主义推崇者们感到困惑不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下，大中华地区的自由派意识形态群体通常都视美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榜样”，并毫不保留地将之在自身热爱的土壤上传播，不遗余力地推介这种意识形态。但如今，特朗普事实上的“人治”理念及行动方式，其狭隘的民粹观点和深度干扰国际市场的鲁莽做法，正越来越多地曝光在人前，这些都让那些深信美式民主价值观的人和那些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感到迷茫，更无疑带给了这些自由主义者们一次对自身相当依赖和信任的价值体系的自我深思。
大中华地区里的自由主义者们想必很难接受，自由主义曾担保给世界的个人自由、民主和人权高于一切的完美景象，竟然在如今两个最强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对抗和摩擦中，显得如此脆弱不堪，这种被很多理想主义者视之光芒万丈的意识形态，正被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和政客操弄撕扯得粉碎。
在香港，很多持自由主义立场者正对美国如今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形态感到困惑（图源：AP）
这种意识形态信仰的幻灭，如今也正发生在这片广阔地域上的香港。在近代香港的整个成长历史上，自由主义始终在这个前殖民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功效，更是深深地影响了香港。但可惜的是，而今的中美贸易战阴云，正在将香港社会和大众政治认知又一次带入到令人不知所措的历史境遇中，在国家利益面临冲击的博弈过程中，这样的现实伤害正为作为特区的香港，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观察和反思城市自由主义本身的契机。
若要论及港式自由主义，就不可能回避其图腾式的代表人物、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香港人提及李柱铭这个名字，可谓是无人不知，其不但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大政党民主党的创党主席，还曾是香港《基本法》的重要起草成员之一，是香港最知名的政治人物及社运领袖之一。
李柱铭的经历注定了他会是个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被很多人视为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和不遗余力的港英殖民反抗者。上世纪末香港回归前，从《基本法》起草到逐步实施，李柱铭一直积极参与并担当过重要角色。
九七回归之后，香港针对民主普选的政制改革之路，可谓一直走得不平坦，很多曾一度愈演愈烈的本地政治矛盾乃至陆港矛盾，都或多或少是发酵于此一议题，在这一议题上不时引发民意宣泄甚至是社会运动。但就是在“政改”这个港人尤其敏感的话题上，身为泛民领袖的李柱铭曾经公开提出，其是接受行政长官选举以千人选委会投票的选举办法的，并且表明可以接受香港提名委员会的机构提名，但条件是换取至少一名泛民成员可以被选特首的方案。
毫无疑问，这样的政治表态必然会引起泛民群体的激烈争议，李柱铭当时被很对泛民同仁批评：怎么可以接受如此贴近北京方面想要的普选提案？为何会欣然接受这种“被设计出来的陷阱”？更因于此，拥有深厚政治资历的李柱铭自那时起，开始被很多泛民中人指指点点，指责其“软弱”之举违背了港式自由民主信念，是泛民乃至香港社会的“叛徒”。甚至整个泛民阵营也开始出现了政治光谱分化，有的人不解老泛民的这种“折中”和“妥协”，开始走向了更激进、更暴力、甚至是主张分离主义的路线，整个阵营的形态也自那时起出现了更碎裂化的趋势。
而同样，“叛徒”的指责不只是泛民和本土派来说，对于李柱铭而言，其亦被很对陆港的建制人士及爱国者视为“国家的叛徒”。近年仍活跃于香港政治舞台的李柱铭，每每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上，都会见其身影，甚至当下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的引渡法律《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中，其亦亲身前往西方国家，向后者的一些政界人士阐述香港现况，这种举动，被很多人视为是向西方国家唱衰香港，勾结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叛徒”之举。
在很多崇尚家国情怀的人看来，西方社会一直是用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若李柱铭真是为香港乃至国家利益着想的，就不会每每都主动向外部政治力量“投怀送抱”。这是因为，西方社会通常并不会真的在乎香港事务，也并不真心希望为香港发声，相反，多是时候只是为了借香港议题炒作，以此作为对华外交攻讦的政治借口，主动跑去向它们诉说香港问题，不仅唱衰了香港，更只会害了香港。在如今中美贸易战加剧针锋相对之际，欧美社会正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施压力度，甚至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白宫官员已经扬言，要将贸易战烧向香港，而李柱铭在这种敏感时候的出访举动，很难不被人批评。
长久以来，诸如李柱铭等泛民人士，他们都是自由主义不加掩饰的支持者和追崇者，但这些老一代泛民人士可能依然跳脱不开对美式自由民主的热衷迷思。事实上，如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在用令人瞠目的民粹主义、利己主义、现实主义、民族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负面迹象警示着香港，不断提醒这座多元包容的国际都市，绝不应当尾随其后，陷落至如此社会形态；而另一面，反观内地乃至整个中国，其正用自身的努力和不断刷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绩，证实了其迥然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形态的那套源自东方文明的国家发展案例，显然尤其成功之处和可借鉴的经验——这些现实都可以给香港泛民群体一些启示，更是值得这些人士深思的。在城市本土与建制派力量的挤占之间，在一贯的政治理念日渐失灵之前，面对现下自身政治能量的日渐式微及各重外在的挑战，李柱铭们也许是时候该选择走出旧日的迷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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