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市民因林郑政府强力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而担心自身的自由权利受到中国大陆威胁，爆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经过数天的对峙，在反对压力下，林郑终于作出暂停修例的让步，并向香港社会道歉。
尽管还有很多人不满意，要求林郑辞职，但联想到5年前旨在推动普选权的“占中”运动的失败，反修例运动无疑是近十几年来香港社会民主运动的胜利。
在游行展现出巨大的社会力量的同时，人们对香港民主似乎又寄托了更多想象。但香港回归中国20以来，尤其是深处贫富分化、经济困境和社会撕裂的香港人，在经历了占中和反修例游行，对民主的看法显然应该有所转变。
香港反修例游行折射出民众与港府间的政治不信任(图源：Reuters)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停修订《逃犯条例》并向社会道歉(图源：Reuters)
维持秩序的香港警察在后续事件中成为抗议者愤怒的焦点(图源：Reuters)
香港笼屋(图源：VCG)
毋容置疑，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也确实值得每个人去期待，但在讨论民主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那个根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只是把民主等同于选举民主制，甚至认为有了普选，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那说明我们还没有区分民主价值的普世性与民主实现路之间的差异，也还没有从香港乃至世界的民主治理历史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事实是，政治民主绝非仅是自由选举制，更非简单的普选制。政治上的民主，除了选举民主，还包含过程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当然，选举民主很重要，没有选举民主，其他政治上的民主也很难保证。但如果仅有选举民主，而缺失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又或者“选举”本身就因为程序或条件不够“民主”，不够“平等”，选举民主也会沦为形式，成为特殊利益攫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正如法国启蒙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没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平等，民主就不会存在。”
选举民主要达成真正的“民主”，就必须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平等这些基本条件，不然仍将沦为权贵垄断政治、或者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利的舞台。
尤其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由于相对于政治不平等，更为隐蔽，因此经常被人忽略，人们反而将过度的目光放在了政治上的权利。事实上，香港自回归20余年来，相比殖民时期，政治上已经更加民主。香港特首的选举尽管受到一些限制，但拥有更多的立法议员可以自由选举，立法会的权力也在不断扩大，可以对行政权力进行有力制约。香港也有了对行政官员进行调查的司法制度，法治也在完善。与此同时，香港社会的言论、出版、结社和游行自由也受到更充分的保障，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也对政府形成巨大的牵制。从这个方面来说，香港的政治民主已有很大进步。而另一方面，这二十年来香港经济民主却相差甚远。尽管香港在自由主义经济的模式下快速发展，但正如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在高速增长之后所面临的普遍困境，香港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除此之外，香港经济还因其严重的裙带特点日益走向裙带垄断资本主义，既有的垄断财团控制着香港绝大多数的土地、住房等公共资源。因此，在这种经济结构下，香港的实体产业日益萎缩，逐渐走向空心化，香港经济加速地重复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日益金融化、虚拟化的命运。
生活于香港笼屋的底层市民(图源：VCG)
21万香港人生活于几平米的㓥房(图源：VCG)
在这种贫富分化加剧、经济结构空心化、金融化的格局下，不仅年青一代的工资增长缓慢，贫困人口比例日益扩大，而高不可及的房价、房租成本仍在攀升，医疗、教育上的缺陷也让很大中产阶级不满。据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不仅有近21万人不得不居住在仅有56.5平方呎的㓥房，而且香港的贫困率高达19.9%，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
而据年初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香港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对香港这些贫困人口、年轻世代乃至中产阶级来说，如何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是根本之道。在此困境下，香港社会或许更应考虑如何建构更为有效的政府，以节制资本，推动更为公平的经济社会政策，扩大分配正义，以矫正香港愈陷愈深的经济困境和社会撕裂。但我们看到，不论是香港政府推动的公共住房、基础设施、抑或社会保障政策，都会受到立法会内部力量或者社会力量的反对，而被迫搁置。比如，曾经港府拟修建的一个高铁项目就因被立法会和当地社区的反对而搁置近十年，而致力于缓解住房问题的公屋项目也因各方的反对而无法找到合适的土地而迟缓数年。很多人就在反思，香港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民主太多了，政府效能已大不如20年前，而这对于如此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的香港社会来说，绝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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