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史诗级灾难大片《暑假》又要上演了。
作为90后，记忆里小时候的暑假是在农村奶奶家度过，白天和小伙伴疯跑玩耍晒得黝黑，晚上在小院儿纳凉，习习夏风穿堂，从井水里吊出来凉透心扉的西瓜、漫天的繁星、几亩方塘里的荷香与蛙鸣，是关于暑假的美好记忆。
但带有这样愉悦味道的暑假恐怕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此封存。
如今，从“月入3万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到“甭说3万，8万都撑不起！”种种新闻，更像是一场散播焦虑的媒体与一心敛财的培训游学机构的精心合谋。
家长们拿着钞票迫切入网，孩子们麻木被动地接受一切安排。
结果，很多钱都白花了，稀里糊涂就做了精明商家们的“韭菜”。
一个好端端的暑假，硬生生过出了“炼狱”的感觉。
疯狂的暑期培训班
暑假上补习班，几乎是所有孩子逃不掉的命运。
假期还没正儿八经的开始，各大培训机构就已经摩拳擦掌，早早站在校门口争C位，发传单，提前捕捉猎物。
在培训机构眼里，一个中产家庭有近一半的收入都要花在子女教育上，这笔钱肯定是要花掉的，问题是谁能挣到它。
于是，个个家长都是待宰的羔羊。
普通班，提高班，尖子班，超常班，目标班，保过班……划分如此之细，总有一款适合你家的娃。
什么，不想上？那怎么行？
“你看，那谁谁谁家孩子才上初三，高三的课都学完了。”“那谁谁谁家孩子，成绩那么好，还在上提优班。”“那谁谁谁家孩子，上奥数课，可以保送清华！”
你想做个佛系的家长，在大环境里呆久了，总会被拖下水。
▲ 图说：南京市一名小学生从补习班广告旁走过。新华社沈鹏/摄
课外补习班这块肉有多肥？
数据显示，中国校外培训行业所得收入，从2012年的2281亿元增至2017年的3930亿元，预计到2020年人均花费在6862.63元左右，培训市场总规模将超50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在100万家以上。
对于暑假补习班，很多家长的态度是：有问题要上，没问题创造问题也要上。
毕竟自家闺女不补课，开学了成绩很有可能会被隔壁老王家儿子超过去。
上补习班，那还得上好的。
尤其是“名师补习班”，花钱如流水，还不能喊一句心疼，不然在其他家长眼里就是矫情。
家长的钱包被透支得干干净净，而“名师”们一个暑假就赚到了一套房。
《疯狂的黄庄》一文，曾描述了北京海淀黄庄的疯狂补课情形。很多妈妈放弃工作，一门心思陪太子读书，她们疯狂追逐名师，并且私下找名师“攒课”。
通常，一个数学名师的课时费大约是3小时8000元，一年收入个几百万的，并不稀奇。
教育机构的高薪，吸引了一大批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前来应聘，不少清华北大的学子毕业后也进入了课外培训机构，成了个培训师。
风水轮流转，为了考名校去机构疯狂补课，考上名校又回到机构，成为为下一代人疯狂补课的培训师，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循环。
“暑期游学”收割中产钱包
只赚补课的钱，那怎么行？
在有心人眼里，焦虑的家长们是一波养得太肥的韭菜，收割他们，比收割币圈、股市的韭菜要简单太多了。
这不，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游学风”开始刮进了家长们的心窝里。
某机构发布的游学报告显示，2017年参与国际游学的人数达86万人，2018年达到105万人，而且人数还将继续增多，年市场规模或达200亿元。
七八月放暑假了，攻占全球的不是中国大妈，而是这些祖国的花骨朵儿们。
哈佛的台阶上，坐满了中国孩子；剑桥的林荫小道上，一大群中国娃娃叽叽喳喳；加州硅谷的谷歌Facebook门前，中国孩子们在比V拍照......
这股海外游学风，一年胜一年。
▲ 图片源于网络
“不管怎么着，先把家长们整晕了再说。”为了“整晕”家长，游学机构的“花样儿”可真不少。
家长要求参观国外的博物馆、图书馆，可以，反正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免费开放，租个车拉过去就行；
家长要求和外国的孩子们一起上课，可以，找个大教室，再花钱找个外教，几个外国孩子，大家一起搞个联谊，就算上课了；
要体会外国原汁原味的文化？可以，租个民宿，让孩子睡睡老外家的上下铺，还比住酒店更省钱呢，何乐而不为？
这些五花八门的，都算在收费项目里了。要让自家孩子有丰富的体验，也可以，先掏钱吧。
某游学平台的工作人员曾透露，2019年暑假，在他们平台报名海外游学的人数，比2018年增长了将近50%，人均团费近3万。而便宜点儿的东南亚游学和国内亲子游的报名人数增长了两倍以上，人均消费在4000元左右。
去趟欧美，一般都是2万起步，比贫困地区一个家庭的年收入都高。富裕的家庭趋之若鹜，普通家庭瑟瑟发抖。
传统的欧美游真心去不起，那也行，游学机构贼精明，转眼就推出新马泰游学，走遍东南亚，咬咬牙总能去的起了吧。
工薪家庭的家长们，还是没能找到不掏钱的理由。
这不，近年来，东南亚暑期游学人数蹭蹭上涨，就是铁证。
相比欧美，新马泰的确便宜。例如，一个去泰国曼谷的为期10天的英语游学营，不含机票价格在6000元左右。
可是，慢着，为什么学英语非要要去泰国学？10天能学出个什么名堂？还是东南亚的高温有助于孩子迅速吸收知识？
这一类游学的水份有多少，咱也不敢问。只不过，“曼谷游学营”可能改名成“曼谷旅游团”比较符合本质。
事事精明的家长，遇到孩子的问题，往往就昏了头。
月薪3万真的撑不起一个暑假吗？
在家长圈里，也有一条暑期“鄙视链”。
第一级是“放养型”，孩子啥班都不用上，在家吹空调看电视吃西瓜，完成学校的暑假作业就可以了，相应的也就没什么支出。
第二级是只上语数外的补习班，一个暑假下来的花费在2000-3000元左右。
第三级是补习班+兴趣班，在一个二线城市，像舞蹈班或者绘画班，一节课收费在百元左右，算下来，总支出在5000-6000元。
第四级是补习班+兴趣班+国内夏令营，总消费在万元左右。
而在鄙视链顶端的，则是在这些基础上，还要来一个亲子国外游，一个暑假，3万打底。
这种“赢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文化，已经深度绑架了家长的人生，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放弃了为自己而活。
更可怕的，是经济实力和教育追求上的绝对“错位”。
月薪五千，非要省吃俭用，砸锅卖铁，让孩子过月消费2万的生活。换来自己一腔怨言，孩子也不会心存感激。
换句话说，“月薪3万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的抱怨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更像是炫富，撑不起就不撑呗，就非得出国游学？
在这一场漫长的教育竞争中，家长和孩子“损伤惨重”，只有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种游学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一个多么完美的财富转移过程啊。
当然，也有另类的“硬核”家长。
认识一个广东商人，两个儿子一个考上二本，一个只上了大专。
他说，自己很支持孩子读书，但不强求，孩子们小时候没补过什么课，也从不逼着他们补课。虽然孩子们成绩一般，但都懂事孝顺，小儿子虽然只上了大专，但脑袋瓜灵活，一点就通，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
对于那些对孩子教育疯狂砸钱的家长，这位“硬核”老爸留下了“灵魂拷问”：“本来就不擅长应试教育的孩子，补完课就能突飞猛进了吗？”
相关报道：个体理性与群体疯狂：被育儿竞争毁掉的中国父母
在中国，五花八门的育儿焦虑每天都在重复发生，有关孩子如何难弄，教育如何昂贵的信息充斥整个社交媒体，这也给这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送上了一记神助攻。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一书则告诉我们，育儿焦虑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现象。除了北欧等几个国家，大部分我们所熟知的“知名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例外。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作者：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吴娴、鲁敏儿 译，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图/网络）
01专断型、放养型和权威型
历史地看，父母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从古至今，我们对于父母的定义都是“爱孩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就会发现父母在爱孩子的方式和做法上，存在着天壤之别。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援引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三种教养方式，即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对于包括中国父母在内的全球父母来说，总体上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教养方式中的一种或两种结合体。
图/东方IC
专断型教养方式值得是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也能够对孩子进行控制。
在很多时候，专断型父母会使用体罚的手段来控制孩子的行为。当然，需要分清楚的是，专断型父母并不是“虐童爱好者”，他们只是通过暴力施威来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并相信自己是在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未来。在很多时候，专断型父母也会表现得非常慈爱和深情。
今天，大部分中国父母都可以归属为专断型父母，即使是知识分子群体——不管左中右，他们也都信奉“不打不成器”的古老育儿准则。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调整自己的育儿方式，在接下来，我会继续提到。
放任型教养方式指的是父母遵循自由放任的理念，让孩子自主决策，培养独立能力。
在全球范围，这种教养方式的流行范围并不广泛。需要指出的是，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问，例如中国外出务工的父母和在家留守的儿童，他们之间的沟通很少，孩子的成长过程往往是自由放任的。但这并不符合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定义，因为父母对孩子放任的前提，是父母主观上愿意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人看待，并信任孩子可以做好自己的决策。
在中国，符合这一教养方式的做法叫作“快乐教育”，不过“快乐教育”的名声并不好，因为激烈的教育竞争令父母压力山大，对孩子的放任很可能意味着父母不够负责。
图/东方IC
权威型教养方式是专断型和放任型的折中，父母既希望影响孩子的决策，又不会诉诸体罚来解决，而是通过说理，或者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孩子价值观的方式来实现。这类教养方式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育儿的主要方式，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所接受。
以“虎妈”蔡美儿为代表的大量中国母亲，她们将专断型和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相结合。这类父母一方面制定很多禁令和规则，另一方面自身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支持、激励孩子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02经济不平等与“直升机父母”
不管是专断型、放任型还是权威型，还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各种类型的父母都在增加对孩子的陪伴。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报告”，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1969年出版的《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如此写道。于是，那些高密度参与育儿的父母被称为“直升机父母”。
▲《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作者：海姆·G·吉诺特，京华出版社（图/网络）
对比2005和1975年的数据，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多了4小时，父母则多了3个小时。差不多同时期的对比，美国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时陪伴孩子。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都存在类似的变化。此外，考虑各国生育率的下降，单个孩子所获得父母陪伴增加的比重还要大。
母亲比过去进一步增加了育儿时间，父亲则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育儿时间，父母同时增加育儿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何在？两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从198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每个国家内最富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扩大，最穷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缩小。
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格外明显的国家，密集育儿的现象就更加明显，育儿焦虑也就更为突出。相反，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等，教育系统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所以育儿焦虑、教育竞争指数都比较缓和。具体到中国，虽然和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中国和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其实非常类似，二者的社会财富分配差距都非常之大。所以，中国城市的教育竞争非常残酷——这一点当然用不着外人说明。
▲接送孩子上兴趣班的家长们（图/东方IC）
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父母，大部分都是专断型或放养型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当年父母对自己学习的干预算不上太多，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也算不上紧密。但到了00后这一代，高参与度、高时间频率和高程度控制的教养方式成了标配。甚至，相较之下，中国城市的父母所驾驶的“直升机”升得更快，盘旋得更猛烈，自然，中国孩子所承受的压力也是一般西方国家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
03人际碎片化与非理性的疯狂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分析密集育儿行为时，提到了该类育儿方式的“陷阱”。因为不管专断、放任还是权威，父母普遍都需要在密集育儿中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日益流行的权威型教养方式，对父母经济收入、时间投入、精力分配的要求非常高。而很多父母会在洪流裹挟之下，因为金钱、时间、精力不济，最终无法跟上主流的育儿节奏。也就是说，育儿资源的差距，最终会变成育儿过程的陷阱。
比拼育儿资源，这是今天中国育儿焦虑最直接的来源。在西安，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因为不满意政府强制降低收费，就抛出了“我们只养天鹅不养猪”，这样的比喻获得了广大家长实质性的赞同，因为几乎所有家长都在育儿竞争的游戏规则内，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猪”，尽管最后成为“天鹅”的孩子少之又少。
▲西安某幼儿园园长语出惊人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密集育儿，经济不平等的确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后者自动发生。作者在书中曾援引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分析：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帕特南回忆了50年代美国，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基本类似的成长经历和较为均等的发展机遇，但今天，中产家庭和特权阶层家的孩子，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工人和贫困家庭孩子的生活经历，以及自己为什么跟他们是平等的。
然而，帕特南在书中还提到，经济不平等带来了住宅小区的分化，富人区和贫民窟之间有着明显区别，而在过去，美国城市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对于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经历了社区从兴盛到解体的过程，社区对于现代美国孩子的意义远不如父辈和祖辈。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极为类似，30年以前，无论是中国乡村还是城市大院，都处于熟人社会的状态，而到了今天，乡村萎缩，单位制瓦解，旧小区拆除，新小区矗立。
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小村庄、小社区变成超级楼盘，在新型小区内部，人和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形成如从前般紧密的人际网络。这也使得孩子不可能独自在人口高速流动的小区内自由玩耍，无法在童年期间收获一批“死党”，更不可能在社会化教育中获得成长。
今天，生活在超级城市的新型小区中的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由学校、父母和培训机构所分而占据。教育过程变成择校、培训和家长陪同三者紧密配合下的状态，换言之，家庭代替了社区，父母和老师代替了同龄伙伴，成为孩子成长中更重要的元素。而由于缺乏“社区感”，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会将孩子与身边的伙伴做比较，而是直接与全市、全国的“佼佼者”进行比照——焦虑的父母也总是能找到优秀的榜样，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更大压力，不可避免地困扰着很多家长与孩子。
▲接送孩子上兴趣班的家长们（图/东方IC）
我很同意作者对“育儿陷阱”的描述，即密集育儿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消耗战。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群体心理的影响下，大多数父母最终得到结果很可能是孩子既没有能够获得所谓的“成功”，又没有能够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获得独立的品格。就连父母自己，也可能因为“过度育儿”而丧失自己追求梦想的资格。
从个体角度来说，面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增加孩子的教育投入是非常理性的决策；但从集体的角度来说，当多数人都被卷入无止境的育儿资源消耗战，这样的行为又是极度非理性的。毕竟，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认知技能，更多的其实是非认知技能，例如同情、合作、欣赏。但在白热化的竞争氛围下，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和目标都没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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