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长荣航空空服员的罢工至当地时间7月2日已进入第13天，在劳资争议仍深陷僵局之际，台湾的社会氛围对于罢工似乎也处于另一种对立之中。在罢工期间，数名参与罢工的长荣空服员在罢工现场附近速食店用餐时，却碰上一名男子偷拍，当空服员要求对方删除照片时，不仅遭男子拒绝，还扬言要把照片放上网络，空服员在气愤之下直呼“没水准”，男子父亲随即怒气冲冲地对罢工空服员劈头大骂，直指空服员的抗议和罢工是“无聊的”，还称“台湾就是有你们这些人，竞争力才会这样”，并训斥“要靠自己的表现去争取薪资，而不是在那靠工会”，最后更痛骂空服员是“混蛋！ㄧ群没有用的东西”。
这位痛骂罢工空服员是“混蛋”的男子，认为“劳工运动影响国家竞争力”，“人应该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加薪而非工会”，这番辱骂背后所夹杂的价值观，其实也多少反映了部分台湾民众对于罢工的观感，相似的说法还包括“不爽不要做”，或认为人是有选择，可以透过“提升自我能力”或“用脚投票”来改变自我的劳动条件。
偷拍男子父亲在听闻空服员指其“没水准”后，气冲冲地指着罢工的长荣空服员，痛骂他们是混蛋，一群没用的东西（图源：截至脸书）
这类从个人角度出发来面对职场问题的价值观，恰好是与参与罢工者，希望透过集体合作，来改变自身劳动处境的思维是恰恰相反的。但这样个人主义式的价值观，在台湾多少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在“反共”思维下，国家机器是有意识地在压制工人运动，因此台湾劳动体制，包括劳动力价格，就如同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教授谢国雄所称，是资方占主导的“市场专制”。
在职场普遍缺乏工会，以便与资方借集体议价方式改善劳动条件的情况下，人们也较不容易体会到，在工会组织率较高的欧洲社会，社会大众对于罢工者们“换位思考”式的体谅，因为“现在我对别人的罢工体谅，哪天可能也会轮到我罢工，需要其他人的谅解”。
从这场争执中，多少也呈现了劳权意识中的世代差异。痛斥空服员“混蛋”的男子父亲，可能是50或60后，其所身处的时空背景，是台湾经济还处于高度成长，劳工和小企业主之间相对容易流动的时代，因此不少人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而有“小头家”（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认同，相对于劳工，反而较能同理资方的处境。但随着整个社会结构对阶层向上流动的限制，加上工资已追赶不上高房价和物价，以及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等客观条件的转变，当前台湾80、90后的青年世代，其权利意识，以及对劳工身份的认同，更是相较于其父母辈要来得提升。
不可否认，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个别劳工的角度，靠着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是可能有助于加薪，或保有竞争力。但总体而言，在劳资权力和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劳工间的彼此竞争，结果其实就是劳动条件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渔翁得利的资方。
但严格来说，身为受雇劳工，其实并没有谁是真的不可取代。试想像是机师、医师、大学教授，这类被视为“高度专业技能”者，都必须得寻求集体力量才能捍卫或改善自身劳动条件时，何况是其他职业类别的劳工。
至于，工会力量的壮大，是否就必然与国家或企业竞争力之间是必然对立的呢？随着社会分配的不均，资本力量却相对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情境下，许多非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已提出主张，认为工会其实是维系社会共同繁荣和促进公平的重要力量，例如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指出，有些国家是把工会当作产业的天生伙伴，例如瑞典经理人如果缺乏工会作为磋商对象的话，就不知道怎么管理公司。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史迪格列兹在讨论如何重构美国不公平的经济规则，需要先达到抑制上层、拉动中层的效果，那就必须强化劳工请愿和集会的权利，如此一来也有助于建立高效的工作团队。
总体而言，这声“混蛋”背后的种种价值观，其实凸显的是台湾社会成员间对于罢工的不同认识和价值冲突，社会大众如何在这过程中，尝试着以理解、尊重代替谩骂、仇恨，则是空服员罢工带给台湾社会的另一堂“公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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