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近日发下豪语承诺，2020年若能当选，全台“新生儿从出生到6岁，由国家帮你养！”。这番“孩子国家养”的政见子弹，有力地贯穿整个台湾政坛， 面对各界“不可能”的质疑声浪，郭台铭直批“很多政治人物说根本做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创新突破”，还强调自己愿意“散尽家财，在所不惜”。
姑且不论“散尽家财”的虚实，以及它的和可行性在哪，但这般愿“以身相许”的承诺，不如把它视为男女在寻求更进一步交往过程中，为表心意而脱口而出的“情话”比较实在。毕竟，即使郭台铭愿意善尽家财，但长期而言，都不可能是实现“孩子国家帮忙养”的稳定、永续财源。
“孩子国家养”的政见一出，面对各界的质疑，郭台铭强调“钱不是问题，关键在要不要做，有没有决心做”，并直批“台湾政治人物只会空言，无法实做，恶化少子化问题”
不过，“为什么孩子需要国家帮忙养”、“国家又该如何帮忙养”确实是人们所关切的课题。对此，郭台铭的主张是“投资孩子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而据他推估，如果0岁到6岁的孩子，每人每月补助新台币1.5万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政府需约新台币1,200亿元的财源。
钱从哪来呢？郭台铭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是有具体作法，说得到也做得到。初期他说将提高政府基金的投资报酬率，加上课“富人税”就可以做到；长期而言，他提出“大健康产业”的设想，指这样的产业全球一年将有数兆美元的产值，台湾可借此赚“全球健康财”来支持“孩子国家帮忙养”政策。
如果说少子化已成为国安危机，孩子确实是有赖国家帮忙养。毕竟少子化等同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的短缺、税收的减少，其后果是整体社会的难以为继及经济衰退，说少子化将“动摇国本”一点也不夸张，而对于学前儿童的财政投资，确实也是一种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策略。
郭台铭“孩子国家帮忙养”的立意良善，也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郭台铭似乎没能说明白的是，到底国家要怎么帮忙养孩子？因为并未见到他对于“如何改善台湾的公共托育服务”有何具体、清晰的提案，而他在财政收入上的盘算，的确如他所言是有别于“旧思维”，但这般“跨时代”的思维，不可否认存在着过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可能让理想沦为空想。
对于钱从哪里来？郭台铭不如回头思考台湾财政为何不足以支持“孩子国家帮忙养”这个理想，直面不公平的税制问题，事实上光从检讨不合理的减税政策，每年台湾的政府收入就能收回几千亿的税损。
此外，如果郭台铭的设想是以为只要发育儿津贴就是“国家帮忙养”，这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和乐观。因为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学者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在检讨现金补贴式的育儿政策时，就曾指出政府如果没有“实质分担育儿职责”，投入鼓励生育的资金不会有效果。换言之，郭台铭得多加思考的是，“孩子国家帮忙养”，除了要懂得找钱外，也要懂得如何善用它。
至于，什么是实质分担育儿职责？在一些社会福利较完善的北欧国家，是采取建立一个国家支持的公共托育体系，来促进“照顾去家庭化”，也搭配让幼儿的父母能有较长时间的有薪育儿假，来兼顾育儿与工作。
台湾有社福学者和民间妇女团体就指出，政府必须增加公共的、非营利导向的育儿服务，才能解决台湾托育不够普及、优质和平价的问题（例如“托育政策催生联盟”就指出，在OECD经济体，平均2岁至5岁的托育服务，有七成是属公共托育，但台湾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并改善少子化和育儿就是“婆妈”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分工，强调育儿不是“她家的事”而是“国家大事”。
不论如何，随着郭台铭拾起了“国家孩子养”的枪，这颗“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实现承诺”的子弹，确实精准的击中了社会热点，并引领了话题，使得各大政坛的要角都不得不接招，也让婴幼儿的托育和少子化议题，成了这次要角逐2020年总统大位的候选人不可回避的民生课题。但人民真正期待的，并非是谁能散尽家财来帮忙养孩子，而是有谁有办法提供平价和优质的托育服务来帮忙养孩子，并直面造成青年世代“生育罢工”背后的长工时、低工资及高房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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