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经高调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引领思潮的中国自由派，日益趋于平静和消声，普遍沉寂，偶尔才会在舆论场激起一些涟漪，如去年的“Me Too”运动、问题疫苗事件、今次香港修例风波。与之相反，来自左派、民族主义者反倒更加活跃，反思和批判自由派的声音明显增多。而曾经被中国自由派视为灯塔的美国，自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以来，逆全球化大势，大打贸易战，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对于自由民主的不感冒，赤裸裸利益导向，更是令一些中国自由派产生困惑。值此之际，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自由派及其近年来在公共舆论场上的“消声”。
自由派在中国语境下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泛指对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怀有疑虑，倡导宪政、竞争性多党民主制、法治、市场，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群体。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自由派非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自由派定义，反而融合了西方左和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价值诉求，内部构成比较纷繁复杂和多种多样。
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借由思想解放、反思文革、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环境，启蒙自由主义迅速传播和成长，很短时间内就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成为一些学者眼里的“80年代的共识”。自由派积极介入中国公共事务，有人翻译西方思想文化作品，出版介绍人文社会科学最新发展的书籍，如《走向未来》丛书；有人重新发掘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以及陈寅恪在专制学术环境坚守学术尊严的精神；还有人针砭时弊、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和制定，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除去激进或不学无术的少数之外，知识分子总体倾向自由主义，一些人甚至被公共舆论赋予道德光环。
作为偏向自由派的媒体，《南方周末》曾在中国舆论场影响甚大。（VCG）
被视为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曾有文章回忆称：“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八十年代是一个以民主启蒙为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各种沙龙，校园里举办的各种讲座，民间社会也出现的种种思想学术讨论，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反对极左的路线回潮，思想解放与启蒙，要求政治上发展民主，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人们的价值趋向均出奇的一致，我们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思想状态称之为同质性、板块性、反体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质上属于反对文革专制的自由主义思潮。”
究其原因，一是对于反右、文革那个极左时代的反思和反弹。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在《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一文所言，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的经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提倡自由主义主要是因为1976年之前一次次针对知识份子的运动，以及文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们对一度受到高度认可的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他们的‘信仰危机’以及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在社会上，乃至在党内有很大的共鸣，因为大量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
由于文革的惨痛教训，自由派的部分主张一度在中国社会获得广泛共鸣（VCG）
诚如斯言，中共建政前三十年所出现的接二连三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给不计其数的民众、知识分子乃至干部造成了空前伤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几乎临近崩溃边缘，中共建政取得的合法性面临巨大拷问。有鉴于此，文革结束后，不论社会上还是中共党内，都普遍产生反对个人崇拜、倡导党内民主、完善法制的呼声。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防止个人专断、恢复民主集中制为主要目的。同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直指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等五大制度弊端。而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著称的自由主义观点，恰好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氛围。
二是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改革开放的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处。不可否认，在一些人看来，自由派的诸多主张超出了中国现实国情所能接受的范围，过于理想主义，但若将自由派的诉求限定在合理区间内，比如市场化、多元化、开放、保护公民权利和财产、法治等，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政治实践构成重叠共识。这也使得自由派一度与中共形成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国家走向开放多元和现代。
三是国际环境的影响。经历文革的空前政治灾难，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处于低潮和窘境。与之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一家独大，成为很多人眼里的普世价值。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都非常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将之运用于治国政策，让其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冲击着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不少人将自由主义视作“历史的终结”，认为中国迟早要成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
上述三种因素的合理下，自由主义迅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公共舆论获得主流地位。用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的说法是，在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被普遍地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移情”现象，当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完美理想破灭之后，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当然，这个新的“理想国”就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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