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我接受辛灏年先生的邀请，成为他创建并担任会长的“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副会长。我流亡美国近三十年，只做媒体人应做的事，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加入“光复会”，是第一次。我比辛灏年长一岁，资历比他深，我之所以放弃了“只参与民主运动，不参加政治组织”的坚持，追随辛灏年，是因为我阅读过他的《谁是新中国》一书，认同他的理念，并确认他为理论贫乏与苍白的中国民主运动，指出了一条实现中国民主转型正确而便捷的道路，那就是光复中华民国，回归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回归民国的国统、道统、法统。辛灏年二十多年来，他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以及在世界各地发表极具感染力的演讲，影响了数以千万计海内外华人，推动国人以还原抗日战争真实历史、重新认识中华民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史反思运动。
如今我虽然与辛灏年先生交恶，仍然钦佩他对光复民国理论的卓越贡献，他阐述的光复民国的理论至今无人能超越。但我后悔与他一度走得太近，也许如一位不相识的网名“江湖独钓”的网友推文所写：辛灏年只可远观、不可近看。如果我对他一直保持高山仰止的状态，我不会发现他为人不堪的一面。他创造了复兴民国的高尚理论，但他的人品人格使他不能成为自己所创理论的实践者，反而成为民国复兴运动中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我担任“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副会长后，去年七八月间，我又接受辛灏年的委托，为“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在旧金山创建网络视频《梅花电视台》。参加《梅花电视》工作的大多是旧金山湾区认同光复民国理念的民运人士、为这一理念不取分文报酬、自愿奉献时间、精力和知识的义工。《梅花电视》以贯彻“光复会”的宗旨、宣扬光复民国的理念为己任。但作为媒体人应有的常识，任何一个面向广大受众的媒体，不可只作单一理念的宣传。以美国媒体为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如果只讲《圣经》，便不可能拥有广大的读者，这家报纸也不能生存；以海外中文媒体为例，《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如果只讲法轮功的“真善忍”，也不能拥有广大的读者、观众、听众，不可能生存。《梅花电视》办在海外华人和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大环境中，宣扬光复民国的理念，却不可偏废对海外民主运动的多元思想、多样活动、各色人物、各种事件，以及与华人切身利益有关的议题的报道。但这一媒体人的常识却不为辛灏年所容，《梅花电视》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试播，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开播，直到三月初停播，不断受到辛灏年“民运化”的指责。当《梅花电视》稍有影响力，并且开始有广告收入，他竟无中生有指称《梅花电视》团队混进了中共特务，《梅花电视》要从“光复会”分裂出去。
我在与辛灏年合作之前，就知道辛灏年对海外民运全盘否定，却不知道他对海外民运的否定居然到了疯狂仇恨的程度；我在与辛灏年合作之前，就知道他对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极尽排斥，但不知道他把凡是不认同、或者认同但没有追随他、或者追随他却与他的某些主张有不同见解的人，统统斥之为“保共改良”派。他所指的“保共改良”派，包括海内外几乎所有民运组织和民运组织的领袖，包括几乎所有知名政治异议人士，甚至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辗断双腿的民运英雄方政也包括在内，只因方政参加了“保共改良”的“中国民主党”。他不停的说海外民运领袖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坏话，从政治观点到私生活。在国内极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坚持批判中共的体制内异议人士如李锐、鲍彤、资中筠等等，以及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得不到他的赦免。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朋友赠送他一本资中筠的著作，他翻了几页便说：这是“保共改良”的作品，比共产党宣传起的作用更坏。至于鲍彤，也是所有言行都为了“保共改良”、延长中共的统治，我听他对这位可敬老人的中伤，感到心痛。
辛灏年除了把未曾追随他或与他观点不同的人统统指为“保共改良”派，还把他看不顺眼的人统统称之为“中共特务”。海外民运固然混进了中共特务，但在辛灏年口中，特务多得不可胜数，他与那位把自己的老婆也打成特务的抓特务专业户有得一比。我在与他的一次争论中，他脱口而出，说海外民运人士百分之八十是特务，我惊讶的“啊”了一声，他改口说百分之六十，这等于每十个海外民运人士中，有六人是特务。他说他如何被特务绑架，如何被特务下毒，特务们如何一次又一次发起“倒辛运动”；他还说海外民运中的特务不但绑架他、要毒死他，他的拥护和支持者也有人要架空他、取代他的地位；他说共产党迫害他、国民党迫害他、民进党迫害他、海外民运迫害他、一些民国派人士也迫害他。由此我不得不相信，辛灏年罹患了严重的“受迫害妄想症”，并且把自己抬高为中共特务和“保共改良”派要迫害的头号人物。于是我忍不住对他说：你迟早被特务吓死。这种病态人格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倒也无碍，如果发生在政治领袖身上，那么对他从事的事业他领导的政治组织和追随他的人来讲，便是一种灾难。
我与辛灏年交往，愿意追随他，还因为我自信能够说服他摆正民国与民运的关系。但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辛灏年。我反复跟他讲一些简单的道理：光复民国事业应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我对他说：八九六四后，海外民主运动艰苦奋斗近三十年，如今世界上人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本质的认识，与海外中国民运人士近三十年来不懈的揭露和批判分不开。民运人士中，有的人能走上联合国的讲坛，有的人能走进美国国会的殿堂，而光复民国运动为人们所熟知、所接受，只不过近十来年的光景，尽管海外民运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没有任何理由对海外民运全盘否定。我直言不讳：凡排斥民运的民国派人士，不是真正的民国派；民国复兴运动不把自己视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复兴大业绝无成功的可能，甚至会走向反面。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唯一能起的作用是他把我也列入“保共改良”派。
这些年来，海外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光复民国的理念，但辛灏年身边与他合作共事的人却不见增多。他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就有好几位资深民国派人士，曾为启蒙国人认识民国做出重要贡献，但辛灏年与他们老死不相往来，还搬弄他们的是非。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他的追随者，有人只因为对他提过建议，或者被他发现这人曾与他不喜欢的人有过来往，便被他踢出他的团队。我劝他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共事，这些人只要认同光复民国的大方向、大理念，就不必计较他们是否效忠自己，也应该给人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与任何人交往的自由。我对他的这些劝说属于一个政治领袖必备的常识和基本素质，但他不以为然。我对他说，你的团队成员一个个离去，你快成孤家寡人了；他则对我说，他在国内有一亿粉丝。说到这些，我对我不幸与一位没有胸怀、没有包容心、没有远见、没有担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权力来源却有弄权的嗜好、喜欢作决策却没有能力作正确决策的人共事，感到无奈。我知道我迟早也要被他排斥，要不就被他打成特务，或者打成“保共改良”派。但为了信守我对他的承诺，为了光复民国事业的大局，我对他表明：我会继续担任“光复会”副会长，办好《梅花电视》，但我不参与“光复会”的其他工作，也不接受其他职务。我希望我的表白，能消除他对我的疑虑。
我没想到的是，他对我这个诚心诚意追随他、帮助他的老朋友，却越来越猜忌，终于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我和《梅花电视》团队发动突然袭击，并不惜毁掉倾注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感情和心血的《梅花电视》。
《梅花电视》团队共有六个人，大家都认同光复民国的理念，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加入“大中华民国光复会”，部分原因是辛灏年颁布的“光复会”章程，有排他条款，规定参加“光复会”便不得参加其他民运组织，参加了必须退出。随着《梅花电视》办得有起色，开始有广告收入，辛灏年对《梅花电视》团队的猜忌心越来越重，他害怕失去他对《梅花电视》的控制，因此《梅花电视》团队的任何举动，都会被他视为分裂行为。我必须不断的对他表示效忠，为了效忠，我说服了《梅花电视》团队的成员，以《梅花电视》的名义加入“大中华民国光复会”，成为“光复会”的“集体会员”，我以为这样既可解除辛灏年的猜忌，又可不必要求团队成员退出其他民运组织。不料我这一煞费苦心的效忠举动却恰恰被他看成是要将《梅花电视》从“光复会”分裂出去的行为。一个效忠的举动怎么反而被辛灏年理解为分裂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去请教懂心理学的朋友，朋友说：这便是病态人格的表现，辛灏年的思维受他的病态人格驱使，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到了他那里，便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朋友说，与这样的人相处，只能让你身心疲惫。
辛灏年把《梅花电视》要求加入“大中华民国光复会”成为“集体会员”的事越想越严重，于是便为他臆想出来的《梅花电视》分裂事件，向“梅花电视”团队发难了。三月二日，他在不通知我参加、不给我申辩机会的情况下，召开了“光复会”领导层扩大视频会，做出改组《梅花电视》团队的决定。他无端指责《梅花电视》“民运化”，不完成他下达的采访任务，不采用他指定播出的视频；他停止了《梅花电视》台长李刚的职务，指称一位女主播“不可能不是中共特务”。他任命《梅花电视》团队中一位起初不同意集体加入“光复会”的成员、和一位居住在洛杉矶的民国派女青年为副台长，还不征得任何人同意任命了十几位这个总监、那个总监，和遍布全世界的记者站站长。他在做出改组决定两天后，才把改组决定发给我。这对我和《梅花电视》团队，不仅是让人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而且是肆无忌惮的羞辱。我接到他发给我的改组决定后，只能发表声明，辞去“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副会长职务，不再担任《梅花电视》两个节目的主讲嘉宾。辛灏年病入膏肓的猜忌心，使他失掉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做出鲁莽、愚蠢、荒唐的决定。他滥用别人对他的尊重，对尊重他的人予取予夺，甚至背后算计，他这种低劣的弄权，迫使我和《梅花电视》台长李刚，被他指为“特务”的女主播，以及一位青年男主播辞职，《梅花电视》中断播出。他毁掉了开播两个月、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的《梅花电视》。
尽管辛灏年猜忌诚心诚意帮助他的老朋友，但如果他不对人发动突然袭击，我仍然愿意与他共事，倾力办好《梅花电视》。即使他对我发动袭击，只要他如实的讲清原委，我也愿意息事宁人。问题在于，三月四日，辛灏年发表推文，耸人听闻的说“光复会刚刚粉碎了一起严重的分裂活动。”三月二十九日，他以“光复会秘书处”的名义在《黄花岗光复会》网站上发表一篇六千多字的《光复会“梅花电视停播”真相》的文章。令我惊讶和不能容忍的是，这篇“真相”通篇谎言。他把《梅花电视》的成功创办和运行都算作他个人的功绩，与《梅花电视》团队无关；他把我请示他与他共同作的决定，如《光复之声》更名为《梅花电视》，说成是我一人主张；他一次又一次表扬和激励我说“梅花电视是光复会的半壁江山”，现在这话成了我说的，我要以“半壁江山”与他对抗；他抓住李刚的一句话“我不是民国派，干着干着就成民国派了”，去掉后半句，留下前半句，以此攻击我推荐非民国派的人当《梅花电视》台长；他故意把他指为“特务”的一位女主播，说成是“方政的秘书”，抹黑方政，其实这位女主播是方政担任会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秘书；他说“光复会”每月支付两千元给一位年轻男主播，其实这位年轻人是辞掉了每月四千多元薪水的工作，来为《梅花电视》工作；如《梅花电视》在找不到肯接受访问的民国派人士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宣扬民国节目的比例，他却指《梅花电视》抛弃传播民国的理念；《梅花电视》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请他谈对民国的赞扬，他说《梅花电视》成为反民国人士的平台；《梅花电视》从来没有打算设立“形象大使”，他说《梅花电视》要把“女特务”捧为“形象大使”。我可以在辛灏年的这篇《光复会“梅花电视停播”真相》一文列出至少三十条谎言或者对事实真相的歪曲，我不愿设想这些谎言和歪曲都是辛灏年昧着良心故意为之，但我相信这是辛灏年心理的阴暗导致他总是从最坏的可能性上揣度别人。辛灏年干出这种事，由此我不能不质疑，被誉为著名作家和近代史学家的辛灏年，在史学研究中是否具有尊重事实和严谨考证的态度。比如他把蒋介石奉为完人，便是在史学中参入了文学。蒋介石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人，但他败在共产党手下，丢失了中国大陆，把亿万同胞置于中共残暴统治下，不能不是一种罪过；蒋介石信奉“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一句“汉贼不两立”，在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退出联合国，拒绝美国等十几个国家保留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的提案，以致给今天的台湾在国际上造成解脱不了的困境和屈辱，也证明他缺乏政治智慧和远见。
我写下上述辛灏年对民国与民运认识的谬误，和他毁灭《梅花电视》的过程，是想告诉人们，一位杰出的思想者、光复民国理论的创立者，和一个人格扭曲、沉湎于病态的领袖虚幻中的人，怎样聚合在辛灏年一个人的身上。
《梅花电视》事件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辛灏年讲了不少话，而我之所以到现在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一是我不想因为辛灏年分散了人们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注意力；二是因为我希望给辛灏年足够的时间，让他反省自己在民国与民运关系上的谬误，反省毁掉《梅花电视》的教训。但三个多月来他丝毫不作反省，近日又发表视频演讲，对民运人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和对三十年的海外民运，发起歇斯底里般的攻击。他又似乎心安理得，以为毁掉了大众媒体《梅花电视》、欺辱无辜的《梅花电视》团队，可以不用负任何责任。是什么使他与海外民运不共戴天？是谁给他特权让他任意欺辱他的追随者、支持者、帮助者？
我与辛灏年共事一年多，我看见这位杰出的民国学者，对自己的领袖地位过度在意，却不懂得作为领袖人物的行为规矩，他不断作错误决策，不断伤害同道和追随者，不断做分裂和败坏光复民国大业的事情，白白挥霍了他的追随者、支持者们为他付出的热情和捐给他的钱。所以我要对人们说，辛灏年是只可景仰不可交往与合作的人；我还要对人们说，辛灏年的最佳状态是回到他的学者位置，历史对杰出学者的评价不会低于一位政治领袖。既然辛灏年是一位公众人物，他的言行和举止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就有必要将他置于公众视野之下，把他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揭示出来使人们知道，而不要让他继续成为光复民国大业和海外民运的祸害。
我不在乎任何人说我与辛灏年结了怨，也不去理会任何人对我的责难。为了找回杰出的学者辛灏年，为了唾弃人格扭曲、人品低下的辛灏年，也为了替《梅花电视》团队讨个公道，我于是写下此文与辛灏年做个了断。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