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外表斯文清瘦的杜月笙。
1930年代的上海滩,黑帮只有两种。
一种是文艺黑帮,另一种是普通黑帮。
文艺黑帮专门用来定义杜月笙及其门徒。
杜月笙出身寒微,没念过几个月书,成名后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读书。
杜公馆的门楹“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是他的自我标榜,也是自我激励。
杜月笙的标志性装扮是一袭长衫,天气再热,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活脱脱像是一个老派的教书匠。
在上海滩,黄金荣人称“黄老板”,杜月笙不喜欢这种粗鄙的称呼。
人们叫他“杜先生”,他很高兴。
杜先生的名号不胫而走。
混黑道的杜先生刷新了时人的黑帮观感。
著名报人徐铸成以为像杜月笙这样的大亨,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也该是一介赳赳武夫。
见面后,发现是一个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旧上海俚语,指那些没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却精通吃喝嫖赌的人)
常说的粗话。
徐铸成大为诧异。
更诧异的是,他对手下的形象也很落力,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禁止出入杜门。
一时间,上海滩长衫飘飘,“斯斯文文”。
02

▲青帮三大亨,从左往右依次为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杜先生一开始也是普通黑帮成员。
他的长衫是用拳头和情商换来的。
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是这个水果店帮工兼赌徒的转折点。
黄金荣是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的领班,黑白两道通吃,把传统黑帮和赌场生意经营得顺风顺水。
在最暴利的烟土行当,黄老板却相形见绌。
上海滩的大烟土行集中在英租界,英租界巡捕房探目沈杏山近水楼台,从抢劫烟土商起家,到收取巨额保护费,赚得盆满钵满。
这伙流氓,人称“大八股党”,连上海的缉私机关一把手都是其党徒。
杜月笙眼红,说服黄金荣让他去开辟新创收项目。
他全盘照搬沈杏山的做法,组织了一帮亡命之徒,号称“小八股党”。
小八股党专瞅大八股党保护的烟土商下手,鸦片不拘多少,能抢就抢,抢完就跑。
1920年7月,这伙人干了一票大的。
一名烟土商从汉口运了1万余两川土(四川鸦片),停船在浦东,由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
他争夺保价未遂,夜里带了十几号人,个个手持斧头、棍子,把这批川土抢个精光。
这事经过媒体一炒作,大八股党的安全承诺就成了公开的笑话。
烟土商开始向黄、杜“孝敬”巨款。
几番较量,他担任董事长的“三鑫公司”成了上海烟土行业最大的垄断集团。
每年所收保护费相当于北京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他与老头子黄金荣的做人风格截然不同:黄嗜财,杜散财。
有钱之后,他用它拓展关系网,成就更大的事业。
黄金荣不得不称赞这个门生“聪明绝顶”。
03

▲冯小刚在《建国大业》里演杜月笙,相似度极高。
杜月笙“会做人”,在上海滩尽人皆知。
但凡成就大事业者,都不会汲汲于敛财。
他虽不至于视钱财如粪土,却懂得聚散有道。
他早年烂赌,原因是需要赢钱散给弟兄们。
与沈月英结婚的那个晚上,他还出去赌,本想通过赌博赢一点,没想到输个精光,结果把沈月英的婚服拿去当掉了。
发迹后,他本色不改,待人接物仍是“义”字当头,“诚”字打底。
大律师秦联奎在他的赌场消费,连输四千大洋。
他立即托人将钱如数奉还。
秦十分感激,从此成为他的忠实法律顾问。
他的慷慨不会因人而异。
风光时,每天供门徒吃饭,一日三餐,每餐席开十桌。
逢吃年夜饭,直接开流水席,然后给每位兄弟以及门外排队拜年的人发红包,每人一块现大洋。
连穷人、乞丐到杜公馆拜年,也不会空着手回去。
每次过年前,他都私下吩咐银行调现钱到家里。
国家有难,他组织义捐,还自发捐飞机。
四川遭旱灾,他对找上门的募捐义不容辞,出钱出力。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在香港的杜月笙还任着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
他命令大儿子杜维藩回上海,把存款发还存户。
临死前,他烧掉了别人打给他的所有欠条,让这些欠账一笔勾销,不想让子孙去追债。
他自己一生俭约,不尚奢靡。
山珍海味固所不辞,一碗咸泡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已不仅是黑帮大佬,还是大名鼎鼎的慈善家。
04

▲杜氏家祠落成仪式上,杜月笙与北平艺人等合影。
杜月笙后来有句名言: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他把人分为四等:有本领而无脾气者居上,有本领也有脾气者列中,无本领亦无脾气者下焉之,无本领反有脾气者不入流,属于劣等。
他自己的目标,是做一个有本领没脾气的上等人。
袍哥首领、川军师长范绍增初识杜月笙,在上海国际饭店宴客。
饭后,服务员上了一盘生梨,他拿起刀子,顷刻间就把梨削得晶莹光滑。
范绍增大加赞赏,他毫不在意,坦然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绍增与舞女黄自瑛发生感情,返川后,杜月笙已出钱赎了黄舞女,用飞机把她送到重庆范公馆。
杜、范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范对杜的报效则是全力保障后者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
作为上海滩新崛起的大亨,杜月笙识人的本领主要表现在站队方面。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他选择蒋介石这座靠山,充当后者在上海“清党”的政治打手。
这无疑是他一生的污点之一,但在风向的把握上,他又是敏锐而正确的。
蒋介石建立政权后,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恰是杜月笙最旺最红的时代。
上海新一代黑帮教父就此炼成。
他选择投靠蒋介石,却并非一味阿谀,亦非毫无原则。
1929年初,广西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和他交涉,要他阻止李宗仁离沪去联合其他广西派领导人。
他拒绝了,理由是不能让国内的政治纷争介入他的私人交谊。
他爱“场面”,讲排场,更懂得如何去撑起人生的场面。
1931年5月,他同意帮助国民党建立鸦片垄断。
作为回报,蒋介石同意给他“面子”。
一个月后,浦东杜氏家祠举行落成典礼,蒋命令国民党军政官员集体参加。
05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外滩。
1930年代的上海滩,表面繁华时尚,实则剑拔弩张。
各种势力潜伏其间,小则关涉地盘争夺,大则关乎民族大义。
杜月笙叱咤其间,非但没有落水,反而从黑社会洗白成了社会名流。
他的儿子杜维善回忆: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
但在民族大义上,他立场坚定,连骂他、黑他的人都无法指摘。
他支持抗战的言行,几乎无人不知。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公开致函奋起抗敌的十九路军,赞扬“公等铁心为国,使全市民气为之大振”。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电报上敦促蒋介石以实际行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质疑蒋置十九路军于不顾,是不是把三百万上海市民抛弃了?
他以理事、副会长身份署名,毫不犹豫。
抗战期间,黄金荣差点落水,张啸林公开投敌。
“青帮三大亨”独有他笃定不动摇。
杜维善说,其父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非常恨日本人。
他的“名”得来不易,所以处处谨慎,时时爱惜。
他曾对文化界的朋友说: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
我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
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那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回泥鳅啦。
不想“变回泥鳅”的杜月笙,在特殊年月毅然远离“龙门”。
明知离开上海,他的能量就要折损过半,但他更清楚留下来只能成为日本人的棋子。
上海沦陷,他去了香港。
香港沦陷,他去了重庆。
06

▲杜月笙和孟小冬。
“伊拉(上海方言,指他们)
拿我当夜壶,用好就赶快塞到床底下。”出身极其卑微、发迹极不光彩的杜月笙,一直有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卑感。
终其一生的努力,就是把自己从上不得台面的“夜壶”,打造成炫人眼目的“夜明珠”。
他悄然摘下手上的金刚钻,穿起长衫,他改造青帮的对外形象,漂白自己的身份,他敬重读书人,以谦逊的姿态广交各界朋友,他低调做人,高调行善,他屡屡充当上海滩的宋公明,救人于危急。
至于他的鸦片生意、赌场以及绑票勒索,一直都在。
他不提,社会名流似乎也心照不宣。
抗战胜利,他重返上海滩。
熟悉的舞台,灯光渐渐变了。
国民政府宣布收回租界,黑帮赖以庇护的国中之国消失了。
蒋介石意欲重建战后秩序,黑帮的存在也变得有碍观瞻。
种种迹象,表明蒋、杜的关系难掩裂痕。
杜先生仍是沪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找他救急的还是大有人在,而他不得不时常救自家人的急。
等到“太子”蒋经国莅沪推行金圆券改革,声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并杀鸡儆猴般地把他的三子杜维屏判了刑,杜先生的面子已然挂不住了。
他还有句名言: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体面、场面、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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