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武昌火车站因吃面争1块钱,胡泽东砍下了面馆老板的人头。胡泽东按律当死,谁敢枪毙胡(耀邦、耄)泽东?所以,就以一个稀里糊涂的精神病判死缓了事。2018年大年三十,扣扣杀了3人,就算为母报仇,他只能杀一人(扣父说:就是一个人打死了其老婆),多杀了2人,肯定不能像胡泽东死缓吧?何况,扣扣本来要杀4人的!许多人就是为了宣扬“同归于尽”的毁灭价值观而挺扣!事实上,同归于尽于事无补,只会使社会豺狼化。一个豺狼化的社会是绝不可能民主自由的!
一,扣扣案涉及的两个问题
第一,扣扣的血亲复仇是否有正义的问题。20多年前,张王两家在“打架过程中,张扣扣的姐姐先回家拿了武器扁铁交给母亲。正因为张母先用扁铁把王家三儿子头打破,王家三儿子才捡起棍棒一棒子打在张母头上。17岁的小伙子在盛怒之下,那种气力该有多大?而且打的正是致命的太阳穴。”若这一事实存在,根据昆山龙哥被反杀的案子,王家属于自卫,几乎谈不上犯罪。扣扣的血亲复仇没正义性。因此,挺扣者鼓励血亲复仇就是要彻底复辟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与民主背道而驰!
第二,假设扣扣复仇是正义的而把扣扣立为英雄,是否会带来社会进步?李天天鼓吹:访民无需上访,只要效仿杨佳扣扣,自己动手毁灭自己的仇恨对象,正义就实现了。为此,无眠等人捧张扣扣为大英雄,要大家效仿。结果,家长去杀自己孩子所仇恨的小学同学和老师,这社会岂不全乱了套?挺扣者鼓吹:审判不公而复仇多杀人是正义的,那么,因为政府不搞免费医疗,使一些穷人病死在家里,这些穷人的家属就有权去杀卫生官员甚至炸医院吗?挺扣者鼓动国人革命的目的是明显的,对散兵游勇谈革命就是对牛弹琴,因为革命是组织的行为!像扣扣的仇杀与革命无关!把他树为革命榜样,只会使革命妖魔化!革命只能在组织里悄悄讲,否则,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若农村人学扣扣杀自己的邻居,农村人都同归于尽了,就无人种地了,何来社会进步?这和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价值观是冲突的。如果邻里之间都以屠杀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矛盾,这与理性讨论、秘密票决的民主社会是背道而驰的,这会让国人越来越残忍!复仇者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杀坏人,杀尽了坏人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杀人的时候就特别残暴,像扣扣反复捅刀子还放火烧汽车,就很残忍。杀杀杀杀杀杀杀,绝对杀不出民主来!你没有生命神圣的价值观,你越杀就越坏,你就变得比强盗比贪官都坏,因为你在杀的过程中会变坏。这是“人性恶”使然!
二,原始的血亲复仇文化难民主
上帝为西方人伸冤。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意味着,人没有权利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审判。这样,伸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的情况了。
由于没有上帝,中国人为自己伸冤。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用应得的惩罚来回报别人的恶行)。这对比出了上帝的观念与人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一个西方人临死,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的仇人”。报了这仇,就平了,也就“直”了。孔子的“直”就是一报还一报的意思。子夏问:“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翻译:“对杀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孔子答:“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做官,决不跟仇人共同生活在世界上。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朝堂上碰到,应马上杀他,没有兵器,赤手空拳也要上!”
《孟子・尽心上》说:“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子者,人亦杀其子”----这便是血亲复仇原则。这种复仇不但是家庭的神圣的义务,也是为国家所认可的行为。《周礼・秋官》中说:“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这表明,只要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报仇杀人便是合法的行动。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之风极盛,“报仇雪恨”被视为美德;讲博爱不报仇的人被视为“无君无父”的禽兽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中“义”含有报仇意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说:君子报仇可以韬光晦迹,不择手段。复仇已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他们不满足于观赏斗鸡、斗蟋蟀,而以欣赏杀人为乐。活着就是为了报仇,“大仇未报,不敢言死”。对待仇人,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食肉寝皮”。谚语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报仇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中国男子汉的美德。国民党讲西方的博爱,结果被讲仇恨的马裆赶跑了!这说明中国文化就是以仇恨为基础的帮派文化。
《赵氏孤儿》讲晋国的屠岸贾借君主的名义杀了赵朔一家300多人;赵朔的妻子是晋国公主怀孕隐匿在宫中,生下一男孩;赵的门客即奴才程婴、公孙杵臼不惜自己的性命和自己孩子的性命维护赵氏孤儿,程婴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公子杵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20年后赵氏孤儿再度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屠岸贾及其一家300多人。《圣经》记载:希律王为杀害耶稣,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童都杀尽了。然而,最终耶稣没有像赵氏孤儿那样复仇,他为所有人做了“代罪的羔羊”,为害他的人祈求神的赦免和祝福。《赵氏孤儿》令一代代中国人效仿!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父亲辈是世仇,可年青一代因耶稣没有仇恨对方反而爱得死去活来!西方人可以打一架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
西方人相信人的道德来自上帝,道德标准是上帝定的,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人只需要照着做就可以了。省去了中国人争当规则制定者的争斗过程。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几乎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中国人在一起喜欢互斗,斗嘴,斗心眼,斗智斗勇,最后在一个小环境里达到力量平衡,以一个相对强者的标准为标准,即便两个人在一起也要有一番争斗,分出高低上下,所以,中国人的社会必须是等级专制社会,才能有秩序,不然就斗个没完。即便如此,中国人社会的特征也是互相争斗,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三国演义无所不用,激烈起来----拳头、脚尖,少林武当铁砂掌,匕首火药枪炮齐上阵。所以,中国人要是允许持有武器,死的人比美国多得多!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出现了14次人口大灭绝,消灭去全国人口50%-90%,每一次残酷的杀戮都冠上高大上的美名。这与中国人接受斩草除根的复仇理念有关。我们必须明白:以任何高大上的理由进行的屠杀和斩草除根都是践踏人权的犯罪。欧洲的宗教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博爱”。博爱就是爱所有的人尤其爱你的敌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要求我们把他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马丁・路德的博爱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有一次马丁・路德到南德去演讲,有人偷偷地对“神圣罗马”皇帝说,乘机把马丁抓来杀掉,就不会有一个精神中心来影响皇帝的权威了。皇帝想了想,最后放弃了。马丁・路德逃过这一劫,为世界文明带来了新的曙光。否定斩草除根的株连主义是重建中国道德底线的开始。
西方之所以进步,就是全民团结一致斗国王!国王不得不屈服,被关进笼子搞君主立宪!1215年英国大宪章就是全民斗国王范例,站在国王一边不到十人!后来英国杀国王的革命,是支持国王人多了,爆发内战,国王失败后被杀!1789年法国大革命也是全民团结一致对付国王,国王是少数派!
中国人之所以失败,就是不会斗顶层,只会下层窝里斗!扣扣杀人放火,就是老百姓在窝里斗!两家都几乎同归于尽了!张家还剩一个垂死的老头,王家还剩一个垂死的太婆和一个儿子!扣扣之父还要仇杀到最后一口气!他向记者表示:“只要王家的人进我门,我就会杀他们!”这只会导致生命毁灭!蚁人说:“同归于尽的死不可怕!可怕的是苟活百岁。”这是在贩卖恐怖主义的毁灭哲学,是与人的生命至上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是野蛮的表现。人都死光了,正义何在?中国就更不可能民主!民主的价值观是双活双赢,不是你死我活、同归于尽。凡是鼓吹复仇,鼓吹斩草除根报家仇、报阶级仇、报国仇的(儒教、回教、马教)都是邪教。因为“人性恶”,当你把所谓的坏人赶尽杀绝时,你已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坏人了。有一些蚁人,竟然还要去慰问扣扣之父,给予金钱以支持其复仇!这些人巴不得老百姓恶斗。老百姓越窝里斗,越有利于顶层!中国人应学习西方,团结一致斗魁首・・・・・・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据说5千年,其实都是阴阳八卦的巫术丛林文化。中国人一直停留在“道法自然”的丛林里,而且越原始越好(中医说“越野生越好”)!中国一直是个动物社会。证据有:第一,中国古代的官职叫“牧”,如“冀州牧”、“益州牧”・・・・・・这就是把百姓当牛马羊狗一样地管起来。第二,道法自然就是“以民为刍狗”的。在唐朝,以民为狗的《道德经》要求学子默写。第三,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等级价值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中苦”就是自己当牛做马,“人上人”就是把别人当牛做马。自己先当畜生,然后再把别人当畜生,以畜生的方式思考问题,以动物界丛林法则构建社会。从来就没有平等观念,从来就不懂尊重人。历史已证明:中国是世界史上最邪恶的国家;希特勒干过的----屠杀、侵略、禁言禁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从未产生过任何民主文化基因,是全球最大的专制体,是专制势力策源地,朝鲜金家王朝就是直接拜中国武力输出所赐。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说民主易如反掌、1年就行,完全是笑话!若中国不进口西方文化,再过1万年,依然是祖宗崇拜的信巫术鬼神的原始民族!小波说中国需要做300年殖民地才能民主。香港离开大清快200年了,英人还带领他们自治,到现在都被打压而无法民主!400多年前,新加坡被葡萄牙占领,200年前被英国统治,到来21世纪的今天,其政治只是寡头共和,还未到民主共和制!澳门人被葡萄牙管治了450年,从未民主过,现在又做党奴了。2009年2月澳门颁布了异议即颠覆的《国家安全法》的第二天,澳门拒绝了3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入境,连港大法学院院长到澳门开讲座和南华早报记者前往采访都被拒,与中南海高度一致,哪里还有两制?葡治时期,澳门自由度相当高的,99后连学术交流的自由都没了。大陆若完全靠着自己的自治发展为民主,那起码要1千年!希腊古罗马就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特别是罗马法就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了,然而还是经过中世纪的1千年,到了古罗马的属地英国那里,英人杀英王才进入民主!中国大陆对民主是斩草除根、株连九族,共裆追求是万年天下!像中国这样的负速度,1000年都搞不了民主。因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巫术辩证法,还未进化到古希腊的逻辑思维阶段,中国的统治方式还是道法家的丛林风格,还未达到古希腊罗马的水平!中国完全靠自己,再花1千年也搞不好民主!所以,必须西化。
三,世界三大邪教----儒回马的共同点就是复仇与屠杀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的仇斗本能被汉人发扬光大了。一些动物受欺后,往往会给对手以报复。一智者说:“动物撕打,而人类契约”。一学者说“只有当人不再杀人才得以成人”。林肯的军队击败南方的叛军,美国没有把叛军斩尽杀绝,而是让叛军有尊严地解甲归田,叛军李司令纪念碑一直树立在南方。这就是美国的妥协博爱传统,双活双赢!而同时期的李鸿章却在长江流域大杀战俘,大清国到处人吃人,这就是中国的流氓通吃传统----弱肉强食、食肉寝皮,可见,中国人一直是原始的野蛮人。今天,一些国人吹捧扣扣为英雄,正是国人未进化到文明人的“残忍心”的体现。罗素说:中国人有“贪婪、懦弱、残忍”三恶德。例如:美国世贸中心被炸,中国女大学生欢呼雀跃,便是明证。
第一大邪教儒教就是残忍的帮派小圈子文化。我们知道:复仇厮杀是原始民族的主旋律,印度洋岛屿中的原始人见外人就杀,他们认为:外族人就是坏蛋;杀无赦。古汉人的“我”就是自家人即儒家的“亲亲为大”;“敌”就是“禽兽”。汉人把外族视为非人的虫犬族裔,暗含了“杀之非杀人”的弱肉强食主义,所以,岳飞才“壮士饥餐胡虏肉”。为了自己的帮派能克敌制胜,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没有道德底线!儒家仇视外人,把外人一律视为禽兽啊,譬如说,尤太人一定要写成“犹”太人,在“尤”旁加个“犬”,就是把外族人当成猪狗,这样一来,打骂屠杀外族人就无内疚的心理障碍了。商鞅变法规定:杀一外国人,官升一级;这就成了陕西人嗜血复仇的悠久文化传统。儒教的血亲复仇源于最原始的氏族社会,复仇屠杀对象就是氏族的敌人,儒家改为家族的敌人,东汉颁布的《轻侮法》规定:若因为父亲受了别人的侮辱,儿子杀死了侮辱者,可免除死罪。这种血亲复仇的司法精神源于儒家的《公羊传》。儒家还叫嚣杀异端,孔子就屠杀了异议者少正卯;孟子说“无君无父者是禽兽”,暗含了“杀之非杀人”的天经地义。中国文化的恨比爱更重要、更强大。比如:发恨图强,就动力满满了。
第二大邪教就是回教,回教就是杀异端,通过战争杀异教徒,直到他们投降愿意做臣民、做奴隶才停止屠杀,然后就是对异教徒征收重税,甚至可以抢占、强奸异教徒的女人。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所有的佛像并兴发起了回教恐怖主义,近几年的伊斯兰国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充分说明了回教的邪恶性。
第三大邪教----马教与回教一样,始终以暴力相伴。马有过毁灭一切的狂想,金家是宁愿毁灭宇宙也不肯下台的!这种毁灭矛盾双方的同归于尽的价值观与自由民主轮替的双活价值观是矛盾的!马教社会,阶级斗争打倒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的财富、人权一律被剥夺。为了枪杆子夺取政权,弄死的人成亿。89后,马裆以意识形态整人,管控特殊人口,这些人都是敌人,没有人权,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复仇厮杀是邦派小圈子文化的你死我活和同归于尽的价值观的体现。帮派思维的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按照这原则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本能思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人有两种动物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毁灭一切是死亡本能的体现!那些砍杀幼儿的,打司机而全车坠江的,杀身边人的,都是死亡本能在发作!如果人类像动物(鳄鱼、猛犸、狮子)一样地非理性地复仇厮杀,人类早就灭绝了。
四,以逻辑的博爱思维代替野蛮的复仇思维
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是火和熟食,人类由野蛮人进化为文明人的标志超越了邦派思维到了普世思维和普世价值观的阶段。亚里士多德让人类确立了高于动物本能思维的逻辑思维,耶稣让人类确立了高于丛林价值观的博爱价值观。逻辑思维强调一视同仁的同一律思维,加上基督的博爱,促成了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诞生。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以善胜恶”。当彼得问耶稣应饶恕人几次时,他以为七次已太多了,耶稣却说:要到“七十个七次”即490次,这才是“爱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这种博爱境界太高,但我们可以尝试拒绝仇恨对方。1992年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女政治家里戈贝尔塔・门楚(1959-)就是实践“博爱”的典范。门楚一家几乎遭当局灭门:她的弟弟在经受16天酷刑后,当着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却被扔进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奸和酷刑后,尸体被扔在山边为野兽吞食。如果按照“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门楚在自传中写道:“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门楚没有把凶手当作敌人,未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
要重建中国文化的“宽恕”,就必须提倡“无缘无故的爱”。爱是超越功利的,爱是绝对不以这个世界也爱他来作为回报的。即便是整个世界都给他以仇恨,他仍旧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就是他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为了文明和民主,我们需要以逻辑的博爱思维代替野蛮的复仇思维。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坐牢25年,可谓苦大仇深,但他没有报仇雪恨,而是和1979年美丽岛事件以后负责缉捕他的警官刘展华成了好友。施明德指出:“一个受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让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硕景”;一个充满仇恨和敌意的民族,不可能有文明!
因为:“恨”是一种原始野蛮的非理性情结。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遂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遂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的博爱价值观使人们超越了帮派意识而树立了全社会的公德意识。圣经说,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得太干净,要留些给穷人。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说:树木不要太靠边界或太高,以免影响了邻居的采光和通风。如果中国社会像西方这样处理人际关系,邻里之间不可能出现像扣扣这样的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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