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积极角逐2020台湾总统大位的韩国瑜，2019年7月被踢报其妻李佳芬在云林古坑有一户上百坪的豪华“农舍”涉违建，云林县政府在稽查后于7月23日也认定该农舍1楼至2楼回廊及后侧增建部分属于违章建筑，限期1个月改善，否则将依法拆除。妻子坐拥豪华农舍，且涉违建的新闻爆发后，也让主打“庶民”形象的韩国瑜蒙上“墅民”阴影。
其实，台湾政坛中的“假农民，真墅民”恐怕不只韩国瑜一人，不乏高官、政要皆拥有豪华农舍。连主张“农地农用”的台湾农委会，都有副主委沙志一曾在2015年被爆料非法拥有豪华农舍。
图为韩国瑜妻子的“农舍”。主打庶民形象的韩国瑜，却被爆出妻子在台湾云林古坑乡有一别墅级别的“农舍”，而被戏称为“墅民”。 （中央社）
2011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夕，蓝绿两大阵营更曾互揭疮疤，直指对方阵营拥有农舍。如与蔡英文搭配角逐总统、副总统的苏嘉全（现为台湾立法院院长）就被蓝营立委指控家人住在豪华农舍中，严重冲击民进党选情，苏嘉全最后是把农地和建物捐给当地乡公所，才让此争议告一段落；另一方面，时任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的赵丽云则被绿营立委指控，其在山区有“农舍”却被用于宗教道场使用，为止血农舍风波，赵丽云最后自愿退出不分区立委的提名。
事实上，农舍的合理使用范围，理应是农民为摆放农具、肥料，以及为临时休憩时所搭建的简陋房屋，而不是居住或其他无涉农业的用途。
不过，近20余年来，随着法令源头的松绑和后端行政管制的不力，别墅级别的豪华“农舍”早已成为台湾农村的一道寻常风景，农地和豪华农舍更成为房仲和投资客的新兴买卖标的，非农民的“墅民”也越来越多。
台湾中央研究院于2012年10月完成的农业议题建议书，就把农舍林立农田导致“优良农田快速流失，生产环境受污染”视为台湾当前农业面临之结构性问题之一，其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台湾耕地约有15个台北市信义区的面积是被拿去盖住宅与农舍，严重破坏粮食生产基地，台湾未来将没有完整耕地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需要被正视。
随着2000年1月《农村发展条例》的修法，放宽农地自由买卖，且可兴建农舍后，就开启了在农地上“种豪宅”的大门。虽然兴建农舍并非没有相关规范，例如依法兴建农舍者要具农民资格，或需通过农舍经营计画书的审核，具体说明如何使用农地，以及农地需达0.25 公顷（约756坪）以上，才能有10％（约75坪）是用于兴建农舍，而其余90％的农地需实质从事经济性农耕，取得农舍后5年才能移转等。
然而，实务上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的认定宽松，加上稽查人力根本不足，而难以确保农地是否有从事农用，所以不从事农业的“假农民”相当多，同时，在执法不彰下，有不少农用土地，只是形式上种植几颗香蕉树，来营造有从事农业的假象。如韩国瑜妻这般违规，向外扩建农舍规模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严格来说，若非受到检举，并获得社会强烈关注，此类违法行径，地方政府在多方考量下，不论是因政治压力或抓不胜抓，多半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何改革农地农地脱离农业生产的用途，不仅有赖于从源头法制面的修订，以及执法层次的落实。事实上，在农地不再农用，而是“种植”豪华农舍转售，或只能卖地给他人盖农舍获利，这现象所反映的更是台湾农业发展的困境。执政者应从中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农地农用”无法为农民创造获利和价值，使得农民“穷的”只能借由盖农舍、卖地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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