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袭警、冲击立法会、污损北京驻港机构悬挂国徽……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示威游行，正在走向扩大化和暴力化。而且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一些国家已经发出旅游警告，昔日的东方明珠俨然成了让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暴力之都"。而7月26日在香港机场以及预计在7月27日在元朗爆发的示威行动，更将进一步扰乱香港社会的秩序，冲击香港法治的价值观。
一方是北京的言辞谴责，另一方却是香港连续不断的暴力抗争，究竟该如何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就相关问题日前在香港专访了多位学界、法律界与政界人士。
此为系列访谈第五篇，访谈对象为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对朱家健的访谈分为上下两部分，以下为下半部分。
华为的创新精神是值得香港学习的。（VCG）
记者：这次反修例表面上看是民主和普选，但归根到底还是经济民生出现了问题，过去香港在经济上的优越感也正在不断降低。虽然现在内地有着大量的机会，香港青年普遍也不愿意去。
朱家健：
香港人只是想留在香港而已，其次他们的能力也不足，国语不行，对内地了解不多，竞争力也比较差，内地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尤其是985、211高校毕业生的水平是很高的，而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不知道自己竞争力下滑了。
反而粤港澳大湾区普遍都说广东话，文化也是岭南文化，他们可以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看能不能用他们大学学的学科去从事对应的行业，因为大湾区有不同的产业，不同城市有不同定位。如果他们是念媒体创意的，他们可以去深圳，有一些创新、创客的工作，如果他们是从事制造业的话，可以考虑中山、惠州。
记者：我们此前采访香港教育界的专家，他也反复提到了香港年轻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但其实在很多内地年轻人看来，香港高校的竞争力很多情况下是超过北大清华的。
朱家健：
我问过一些雇主和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现在雇主聘请年轻人的考虑，也不限于本地人优先，他们也欢迎内地朋友或者内地大学毕业的学生，认为他们的人脉比较强，对内地思想的认识也比较强。
很多香港青年不愿意去内地，其实我们要考虑企业雇主的想法，他们想聘请一些员工可以扎根于香港，放眼内地，辐射亚洲甚至全球。反而内地的一些青年有这个视野，在有比较的情况下，香港雇主有一些是偏向内地毕业生，或是在内地念大学的香港人。而在内地的人脉方面，香港毕业的学生一般是不如内地学生强的。当然，诸如医科、土木工程，香港的大学专业也是很强的。
记者：不久前，有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在内地微信朋友圈传播得特别火，不知道你是否有看过。
朱家健：
没看过，不过一个事实是，有一些内地朋友对香港的了解不全面，有一些研究港澳的学者，也是纸上谈兵。
其实香港问题很复杂，不是在香港逗留几天，或者看香港的文章就能了解香港，跟他们聊天的人也是建制阵营的，也是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了，他们如果要真正地研究香港，就要和香港的平民百姓交流，看一下香港人需要什么，看一下香港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看到一些片面的东西就去讲一些片面的话，就像瞎子摸象一样，不全面。
记者：有种流行的说法，是说香港被宠坏了。
朱家健：
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城市都在成长。香港每次表达自己不开心，中央政府就发糖，比如放开自由行，拉动香港消费，那些珠宝行业、零售行业、酒店行业、旅游行业就有工作了。但是受益者只是商家，基层没有真正受惠，大学生的起薪还是维持二十年前一万多的水平而已，但是物价翻了几番。
记者：我们在和香港年轻人交流的时候，谈到了去内地创业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香港年轻人不会创业。
朱家健：
香港根本是没有这个环境和空间，香港的教育是填鸭式教育，青年们的创意不够，视野也应该更开阔。有些是适合打工的，有些人适合管理的，有些适合做专业人士，有些适合做公务员。创业方面，香港的高等院校应该要开办一些培训创业人才的专门课程。我们看到，内地和海外，创业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可以把公司运作起来的人也只是凤毛麟角。
记者：创业成功的那些人，真的需要非常宽阔的视野，不仅要看到现在，还要看到未来的前景，香港年轻人给人的感觉是视野不够长远。
朱家健：
要有毅力、持续力、智慧、团队。香港之前有一个香港科学园，有孵化基地。有硬件，但是也需要软件，也就是人才。
记者：香港应该不缺人才。
朱家健：
如果作比较的话，内地很多大学十年前已经有部署相关专业了，但是香港不注重工科或者理科。工科和理科的毕业生，很多都是做销售员、教师，做科学家的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十年前，香港政府给的科研经费也不多，所以想做科学家的现在是断层，要靠外来的毕业生，比如从北美和内地到香港的，香港本地人我不敢说没有，但肯定是不多的。科研更多看的是团队，而不是个人。
记者：香港政府从来就是不差钱的，为什么会存在科研经费的问题呢？
朱家健：
经费可能是大学的某一个中心去拿拨款，一些科研团队、科学家才按他们已经成功的项目，或某一些阶段性成功的项目去申请经费，如果一个新的科学家什么成果都没有，我看不到香港政府的审批委员会会审批经费给他，但如果他们已经有一个成果了，就可以选择去内地、新加坡、北美做科研的高等教育的培训，甚至不做学术了，而是把科研的成果申请专利，然后变成商业产品，把产品上市变成一个公司，不是更好了吗？
记者：有时候“成果”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就像华为，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投入巨大的资金去养一批科学家，那时候也没有“成果”可言，但到了今天，面对美国的封锁，却有了足够的资本，“备胎”一朝转正。
朱家健：
任正非是有远见的。科学是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的，但是如果在香港，可能会更多向钱看，有了科学就要变成一个商品，再发展成一盘生意，香港始终是一个经济型的社会，看的是一个商品怎么可以赚钱、盈利。
所以往后的科研培训，包括生物科学，包括材料科学，一定要以服务人类为宗旨。
记者：具体到特区政府，你认为是有远见的吗？
朱家健：
刚才说，香港的大学学会的组成，都是一服务社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地产测量、专业服务，还有一些文科、商科、社会科学，都是一服务地产、金融、文化为主。如果香港要发展另外一个新产业，假设是科研的产业，首先要从大学着手，吸引更多学习理工科的中学生进去，香港才有出路，不然每个人进大学学习商科，他们是通才，但不是专才。读了工科可以出来再学商科，但是反过来学了商科就不能再学工科了。
如果香港政府是有远见的，十年前做一些大学科研课程的调整，那么现在香港已经有了新的产业，而不是依赖金融、地产。
记者：如何才能破掉香港的地产霸权？还是说，根本就破不了。
朱家健：
香港很多行业也是依赖地产发展的，包括餐饮业、零售业，甚至很多公营服务，包括巴士、游轮、电力公司，也都是地产公司老板去主导的。其实不是要挑战地产的霸权，而是要另外一个新的产业，去跟它平起平坐而已，不影响他们主导香港经济霸权的地位。
记者：平起平坐可能吗？要有新的产业，还是先要有土地。
朱家健：
其实是有地的，有一些工厂用地现在不是做工厂的，香港可以把轻工业回流，但一定要是高科技的，要高端的。还有一些农业用地可以用，甚至农业可以做成一个产业，农业不是一个农夫一个稻草人这样简单的种植，而是高科技农业，有一些农民也有博士学位，他们是学植物学、农学的，甚至可以把作物卖给大湾区。
记者：大湾区会不会成为香港再出发的一个引擎？但感觉特区政府对大湾区并不是很积极。
朱家健：
大湾区的定位是香港辐射国外，以大湾区做一个跳板，大湾区的城市可以通过香港跳出去。但是现在是四头马车。
记者：因为是“四头马车”，所以香港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朱家健：
香港其实可以继续是中国的一个特别的城市，也可以是大湾区的一员，这是一个团体、产业链，它们是有分工的，广州做文化艺术，深圳做科创，香港做金融服务，澳门做休闲，不会抢对方生意。现在大湾区还是一个婴儿的阶段，未来十年是大湾区成败的关键。
香港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前香港人的心态比较优越，认为自己的水平比内地城市高，但是也要接受一个现实，内地不同城市崛起的势头是事实，只有合作才可以创造未来，如果只是单打独斗，香港根本赢不了什么。
记者：作为一个香港的普通民众，有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顾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就好了。但作为特区政府，面对大湾区和一带一路这样的“便车”，不是该抓住机会吗？
朱家健：
我有保留意见，因为现在香港政府也设立了大湾区的专员，负责与这些城市的产业整合，当然大湾区除了官方之外，商界、民间、专业界别还有科研界别，都可以自己参与，官方只能做一个牵头的作用，其他的要看不同行业自己的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方面，香港确实是很被动的，因为在地理位置和产业方面，我没有看到现在政府有什么实质的规划，只是一些会计或是法律专业人士才会看可不可以去沿线地区投资。香港对沿线国家的了解也真的不深，所以要去了解这些国家，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行业，才可以去做生意。生意人很多都是做生不如做熟，只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做生意，尤其是现在下滑的经济环境，在一个新的地方投资是有风险的，他们也要向投资者交代。
记者：澳门也是大湾区中的一个重要一员，同样也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很多人会把香港和澳门放在一起对比，觉得澳门不会像香港这样，会这么“多事”。
朱家健：
“一国两制”有两个特区，好像棋盘上的两个“车”一样，都是“一国两制”下重要的一员。现在香港的这个“车”进入了一个困局，被其他棋子围堵了，不能动了，所以要活化另一个棋，也就是澳门这个特区。澳门也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澳门做得好，也可以给香港，或者台湾地区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我此前在留意澳门特首选举，这是一个健康良性且有竞争的选举。如果有两个爱国爱澳的候选人，进入最后的竞争阶段，他们可以比试他们的政纲，这比一个人去表述政纲要好，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了的，两个候选人也可以优化自己的政纲。这也可以给香港看到，原来澳门的特首选举是可以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下进行的，这是一个“一国两制”下的民主选举，也给台湾一个示范作用。
记者：这样的辩论在澳门发生，却没有在香港发生，说明中央对澳门还是比较放心的。
朱家健：
12月份是澳门回归20周年，它的经济、产业有了很大的进步，澳门人其实是很开心的，安居乐业。倒过来，香港人有很多忧虑。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也是很成功的。
澳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有葡萄牙的文化，有一些人是能使用葡语的，欧洲的葡萄牙、亚洲的东帝汶、南美的巴西，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是葡语的市场，如果澳门能够打入这个市场，可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整个国家进入葡语市场的一个跳板，这个优势也会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工具。
记者：你最近是有去澳门进行考察的，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
朱家健：
我从澳门市民的脸上都能看到微笑，他们是很开心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很满足。我是在澳门特首选举前夕前去澳门的，我觉得无论香港还是澳门的特首选举，特首的人选都是来自商界或是政界。这次澳门特首选举，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让一些爱国爱澳背景、中央信任的候选人，平民身份也好，都可以进入第一选举阶段，给他们拿到选委的提名。这对于香港和台湾也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往后香港是否也可以考虑多一个来自商界也好，政界也好，还是学者或者专业人士做特首候选人，这样做特首的储备人才库就增加了。以往特首人选都是来自有丰富行政经验或者商业经验的一些精英，但其实也可以去考虑一些平民精英和贤能，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要中央信任，爱国爱港就可以。
记者：这样的情况在香港会比较难出现，因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固化，很多平民也会比较难成为精英。
朱家健：
他们没有争取。其实他们可以去旁听一些区议会，可以写信给政府，回应一些咨询文件，甚至在报章上写自己的看法、评论。或者香港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可以多跟香港不同的年轻人真正沟通，去中学、大学和他们对话，让精英的青年有一个渠道，让他们的意见得到上传下达，而不是他们的意见被堵在那边。所以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应该要多做一些工作。
记者：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港区的政协委员，他们也有抱怨，比如作为政协委员，他们在香港发挥作用的机会很少，港府也不给他们机会参加到各种政治事务里去。
朱家健：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香港特区政府体系是没有地位的，但是他们也背负其他身份。有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们同时是太平绅士或者荣誉勋章的勋贤，可能他们在一些咨询委员会是主席、副主席，或是委员，他们可以以这些身份去做一些事情。
另外，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企业是大老板，他们可以透过去赞助一些青年活动，跟青年正面交流，这才是他们跟民间建立沟通的渠道，而不是坐在象牙塔里高高在上，跟社会是脱节的，他们的角色不是政治花瓶，而是要去服务的，如果只是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成个人的荣誉，这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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