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当时所谓的变局，首要从深陷多重危机的清王朝自身出发，面临“师夷长技”、内革积弊、外御强敌等诸多重任；而今天的“大变局”则发生于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
习近平在大阪G20峰会的发言中提出应对世界经济风险的“中国方案”。（AP）
谁能对“大变局”先知先觉，或许就能率先掌握开启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为此，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二篇，记者访谈对象为巴尔斯利国际事务学院研究主席大卫•韦尔奇（David A. Welch）。
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6月曾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中国学术界对此有一些基本讨论，普遍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在各个方面经历深刻调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中美冲突，第十二轮经贸谈判此前在上海结束，从双方发布的官方消息来看，似乎并未取得过多进展，符合外界前期的低预期。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看，如何理解中美冲突，中美冲突会是促成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吗？
大卫•韦尔奇：中美冲突的确是当下国际局势中最显著的变化，但是否能引出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我并不确定。经常可以看到，打破国际平衡的力量上升，随之又平息，并不会给国际政治带来根本性变革。
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中美争端的确十分重要，但我并不认为能够成为整个国际体系变革的推动力。在我看来，气候变化问题才是引起国际局势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它能比中美冲突更为显着地推动国际秩序调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中国很容易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当前，在开发新能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短期内找到替代能源并不容易。另外，没有一个国家能过独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合作。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帮上太多忙，并没有在气候变化上投入太多关注，不过在其他层面，美国人还是付出了努力，比如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地方州正在制定相关政策。
问：国际大变局的概念其实也包含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气候变化就是其中之一，显然，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通过国与国的合作才能应对，然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却走向了合作的反面，甚至退出了《巴黎协定》。在美国选择与国际合作背道而驰的氛围之下，你怎么看未来国际合作的前景？
大卫•韦尔奇：我认为特朗普（Donald Trump）之后的政府，会让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将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不太可能达成，未来三十年内，世界会因此经历巨变。
问：如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国际局势变化，有分析人士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腾飞给国际局势的变革注入了强大动力，通过影响大国力量间的平衡推动变革的发生。当下中美贸易战便是一个例证，当传统霸权国美国因中国的崛起心态失衡时，美国国内反全球化情绪高涨，两国博弈会成为长久的趋势，对此你怎么看？
大卫•韦尔奇：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提到力量平衡时，需要区分具体指代什么样的力量。军事力量方面，美国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在未来几十年还会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在经济力量方面，世界经济当前在各个方面深度融合，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讨论经济力量的平衡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经济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
中美博弈的确可能成为长久趋势。有几点需要指出，第一，特朗普十分注重双边贸易关系，但若站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全局来看，双边贸易关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个体系中有着复杂的供应链系统，占据全球经济活动重要地位的已经不再是货物交易，而是服务贸易。在商品买卖中存在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件值得说道的“坏消息”。
所以，当特朗普密切关注贸易逆差这个话题时，恰恰表明他对全球贸易系统的复杂性欠缺了解。另外，他对于知识产权窃取的抱怨并没有多大意义，这种现象很常见甚至可以说在商业合作中必然发生的。
问：随着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各个国际场合多次强调称中国是和平崛起，不会谋求成为全球霸主或者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收获太多理解。
大卫•韦尔奇：我相信很多美国人的确将中国看作长期的威胁，但我不认为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威胁的含义。我理解习近平所说，中国不是其他国家的威胁，但是中国也开始对别国内部政策进行干预，最近中加关系因为孟晚舟案件遇冷，主要是因为加拿大在美国的要求下逮捕了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高管孟晚舟，但这是法律事件，加拿大并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逮捕了几名加拿大公民，取消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canola），暂停与加拿大高层的联络。
问：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崛起背后，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下滑，一直以来，西方世界在现有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西方世界出现了各种问题，身份政治对于民主政体的削弱、民粹主义抬头，反全球化趋势明显等等问题似乎都很难从原有的体制中找到解决方案。
大卫•韦尔奇：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主宰世界的周期并不长。上个世纪西方能够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的比其他地方早，从此欧洲有了推行殖民统治的能力，并且经济崛起引领全球。而当下变化的发生我更愿意看作是一种重新平衡，经济活动的分布以及全球财富正在回归一个更自然的水平。
但正如我此前提到的，气候变化才是最关键的动因和挑战。气候变化会让亚洲乃至非洲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适应气候变化，亚洲的开支将远比西方大。举个例子，海平面升高一米，上海大部分地区将会被淹没，2500万上海人将会受到影响，同时还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中国官方文件很明显暗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将会减慢，而现在中国在能源等事关发展的重要资源供给方面也受到了诸多制约，此外还有耕地沙漠化等诸多问题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
问：以往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路径基本都向西方靠拢，甚至认为西方模式是发展的唯一范本，而中国的崛起则提供了另一种参考，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权威造成了一定冲击。
大卫•韦尔奇：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是单一的模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包括瑞典、挪威、芬兰采取的发展模式中既包括民主和人权，同时也保障基本的社会服务，这是美国的模式中所欠缺的，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模式，瑞典模式十分成功，瑞典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都很高。
现在的中国模式与三十年前略有不同，本质上中国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只不过并没有冠上资本主义的名称。于是中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崛起，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有趣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官方身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基尼系数比美国更高，所以，中国的经济不公平要甚于美国。
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欧洲和美国都在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出来了威权主义倾向，但是美国宪法限制了他实践的能力。至于西方体制未来如何发展，我很难给出预测，但西方的体制经受了长久的考验，也解决过很多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还是会持续发展下去。
相反，中国模式反而更为脆弱，因为中国所有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设定，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告诉增长的基础之上，一旦经济增长缓慢或者陷入停滞，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应该看作中国经济出现了大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合理预期。眼下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中国5G技术的发展，这一方面中国优势明显，有人认为5G技术将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成为最关键的一环，成为在科技方面推动变局发生的重要作用力。
大卫•韦尔奇：第四次工业革命显然已经开始，但中国5G技术的发展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取决于他们是否会使用华为的5G设备。事实上，华为的5G设备性价比非常高，但其他国家的顾虑在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拒绝使用华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即便华为比其替代品更便宜。
除了5G之外，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都将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分，都有着巨大潜力。
问: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为的围堵除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阻止华为，阻止中国在5G领域领先世界。
大卫•韦尔奇：美国当前并没有可以替代华为的5G技术，在这一方面，美国并不是竞争对手，所以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如果美国认可华为的独立地位，相信华为不会将数据泄露给北京，或者在5G设备中植入后门程序，我相信美国还会选择华为。
我并不同意以上观点，我与相关的决策层面有过沟通，最直接的原因仍然是国家安全。追根究底，中国有相关强制性法律，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方面，中国政府有权力要求企业提供相关信息，而在西方国家中，政府并没有权力这样做。
力量对比造就“大变局” 中美模式融合将成历史选择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当时所谓的变局，首要从深陷多重危机的清王朝自身出发，面临“师夷长技”、内革积弊、外御强敌等诸多重任；而今天的“大变局”则发生于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
谁能对“大变局”先知先觉，或许就能率先掌握开启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为此，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一篇，访谈对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及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新提法讨论的起点。（新华社）
问：中美最新一轮经贸谈判于北京时间7月31日下午在上海结束。从谈判开始之前，各方都对重启的中美谈判做出了“持久战”的预期。从中国领导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来看，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将持续很长时间的博弈最能体现“大变局”。但事实上，“大变局”绝不仅限于中美，而是包括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中心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自由主义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多个不同切面。在这个意义上，你认为当下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
王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该是最近两年中国领导人都在提的说法，应该说这是意识到了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意识到了存在一个推动格局变化的动力，而且新的推动力还在不断的出现。
这个说法应该说提出的很早，也就意味着变化还没有那么明显、趋势还不是那么显著，因此就非常容易存在争议。现在有没有，或者说当前是不是一个大变局？我们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下讲，是不是今天的变局就会超过历史上很多重要时间节点、重要的十字路口呢？这是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当前的世界确实有非常重大的变化，存在格局的重大调整，我觉得体现在几个重要方面。
一个是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在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所谓多极化，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不是起始于现在，而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早在20多年以前都已经开始了，当时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来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是社会的信息化，由信息技术、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互联网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它也推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很多发展中国家赶上了信息科技所带来的剧变，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还有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变化。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文明之间的冲突，文化之间的冲突，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剧烈。但是这种东西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情，我们强调人类文明互相借鉴，只有不断比较、不断亲身试验才能够看到优劣，应该说不同文明之间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取长补短才是好事情。
从国际关系上讲，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美国和西方相对衰落的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美国对于全世界持续20多年的主导性影响，都已经风光不再。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经济总量曾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军事实力曾等于排在其后20个国家的总合，它对于国际机构的控制也达到空前的水平。而目前看来，我觉得我们进入到“后美国时代”，但不是说美国不重要了，美国未来还会是重要的国家，但是肯定不会像冷战结束之后20多年那样“独霸天下”。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综合实力还是第一，但它的绝对控制能力在相对下降。
问：如果这个“大变局”中存在一个相对关键的推动因素，你认为这个因素是什么？你会认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中美关系的变化吗？
王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化的核心主要反映在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中美的不同变化同时代表了世界变化的方向，中美两国国内经济的变化，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两国由于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因此我们说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都聚焦在中美的矛盾上，因此决定了当前中美关系变化那么复杂，那么具有不确定性。而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利益又是全然交错在一起，造成了中美关系非常复杂。
今天的中美关系也代表了当今世界变化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问：全世界似乎都在讨论美国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各种解读层出不穷。从“大变局”的角度看，你认为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王勇：先来说美国。美国所代表的发展模式，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应该说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方面，过度强调了自由市场，实际上是放纵了资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所以美国当前的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使美国倒退了100年，回到了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态，10%的人口掌握了80%以上的财富。从这个角度说，过去100多年美国所追求的进步主义运动，所有成果都丧失掉了。资本的绝对控制力量，让美国自己所创的美国梦，即所谓的人人的平等、有发展的机会，这样的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远。
第二，经济必然反映在政治方面，在政治上美国的资本成为了“超负荷阶层”，对于政治的控制越来越明显，他们所制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政策应该说更多是服务于这些超负荷阶层自身，他们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最后也是服从自己的利益。
第三，在对外政策上，由于资本的驱动，美国不断以战争征服来延续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前不久新闻里说美国前总统卡特与特朗普通电话，卡特说美国在不断的进行“战争”，2001年“9·11”之后美国差不多花了3.2-3.5万亿美元，打了两场战争。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实际上满足了美国那些军工集团、资本集团自身的需要，维持了美国的霸权，但同时搞乱了世界很多地区，特别中东地区，把一些国家政权推翻了，想建立新的秩序，但最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看到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乱局，很多都有美国干涉的影子。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大变局”的重要表征之一。（AP）
王勇：此外，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使得过去美国的统治阶级、掌权的精英阶级，他们对信息的控制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过去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可以控制哪些信息可以向下渗透。但是现在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出现，精英阶层控制信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精英群体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大大下降。
以上的问题是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根源是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各种情绪不断在空气中混杂，产生化学反应。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美国现在的政治分裂，自由派和保守派莫衷一是，没有一个占压倒性的整体共识。因此美国这些所有问题都被政治化了，富豪阶层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也需要利用特朗普等这样的人物不断制造国际危机，转移矛盾，转移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让社会找到一个对于不公平的发泄出口，而美国长久以来的宗教、种族矛盾，也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的激化。
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实际上美国发生了一次权力的大转移，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过去由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到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到硅谷的科技精英三者之间的超权力体系，已经被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选民所打破，特朗普真的是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利益。美国发生了结构性的权力大转移。
我觉得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危机当中，不调整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方面，经济上所代表的是市场经济和公有经济的混合体。政治方面，中国更多代表一种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同时又能有一定的包容行，它解决了在人口庞大的国家、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保持稳定、维持较高增长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有开放的性的一面，同时在政治上有集权的一面。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更多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更多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画线，更强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西方那种种金字塔式的国际关系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更具包容性，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的话，它的适用性更明显。
当然，以上内容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一无是处、中国什么都好，美国的问题是逐渐累积出来的，中国目前也面临很多挑战，对内对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我觉得中国的模式和美国的模式各有优缺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经过了工业革命以来不断的进化，应该说它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历史上对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上，西方世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至今在很多方面还是有生命力的，包括他们一直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应该说还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这套东西也是有生命力的，反映了人们，特别是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稳定、和平、秩序的追求。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包容，最后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持久繁荣，实现有效治理。
问：说到中美各自代表的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之所以正在经历“大变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以民族国家的标准确立了一个个相对有效的国家，但并未确立一个有效世界，近百年来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博弈，“霸权”、“殖民”等词汇始终是关键词。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能够有效的对国际体系进行重构。
王勇：中国所代表的模式，在当前这个时代正在显现它的优势。整个国际社会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之下变化加速，带来不确定性增多、风险不断增高的趋势，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性、更多的秩序，或者说可预见性，这是它的优势。
中国模式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信息加速流动，传递不同的声音，反映不同的利益，这当然有其进步的、好的一面，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放任信息完全不受约束的加速流动，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的冲击，会导致社会被分裂，族群、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等都可能成为社会的某种驱动力，但是缺少了凝聚力。中国方面则强调一种可以共同遵守的最高的价值观，强调团结、共生、稳定、和谐，实际上它在允许社会不同的团体存在差异性的同时，还能够维持一个大局，维持一个关系相对和谐、相对比较紧密的大局。中国发挥的这种国家作用，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王勇：同时，中国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并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相反，中国采取的是有效利用的态度，更多发挥它们对经济进步的作用，同时对可能造成的人类社会分裂的因素加以有效管理。对信息的有效管理这个东西在西方是说不通的，西方更为强调信息自由、新闻自由。从这种观念单向度的引申出来，就会觉得对信息加以管理是有问题的。不过已经可以看到，西方也在慢慢意识到管理信息的重要性，放任信息流动，比如对社交媒体上信息不加以适当管理和引导的话，最后就导致社会的分裂。
中国模式所代表的发展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Reuters）
问：东西方不同模式的互动，本身也是大变局中的一部分。那么大变局最终会将世界带向何处？如果说过去一百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美式天下”，未来的世界是否会是一个多极的共同体？
王勇：应该说未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会发生变化，有可能走向解体。当前“群雄并起”，中国崛起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都在崛起，尤其是很多亚洲国家在崛起。亚洲在未来的世界文明当中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在全球经济生活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亚洲恰恰是一种“混合文化”的形态，无论是中日韩，还是东南亚、印度，在发展过程当中既有本民族文化的成分，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很多文明的成果，比如市场经济、议会制度等等，大多是混合模式。
我觉得未来世界的希望可能在亚洲，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化的崛起、文明的崛起、发展模式的崛起，这种文化更具包容性，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国际关系当中既强调自由，又强调大家庭和谐共生的概念。将21世纪说成“亚洲世纪”更准确。
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世界上无论哪种文明的代表性，最终还要反映在经济和科技的力量方面。最后谁来代表世界的趋势凭什么说了算？还是靠实力说话，你的思想再先进，但经济落后，还是没有用。因此我觉得亚洲之所以现在开始能够显现在文明方面的优点，还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起作用，有了实力才有更大的话语权。
问：这是否意味着“强权即公理”依然没有改变？
王勇：我想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强权依然还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基于国家合作的模式，进行国际社会治理，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在这方面西方国家进行了一些探索。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首先建立了民族国家体系，并进行了很多的实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些经验教训都是非常宝贵的。
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国联”（记者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于1920年1月，解散于1946年4月），是一个国家的联合，通过国家的联合建立国际机制，防止战争，实现集体安全，但是很遗憾它的实验失败了，没有阻挡住法西斯国家的崛起。
但是它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建立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体制，相对来说比较有效，再加上东西方核武器的出现，防止了大战的发生，尽管有冷战、有局部的热战，但联合国体系显然有了更多成功的经验。
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体系，除了美国的领导力以外，国家之间有了越来越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国际和平的认同也很明显，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遗憾的是这种东西被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的战争冲动给破坏了，但是它仍然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财富。
我觉得未来世界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之上。在西方国家的经验中，民族国家的权力很重要、力量很重要，但关键是国家之间的协调也非常重要，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很重要。
我觉得未来的世界应该是更加开放的。之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排他性很强，动辄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定义为“邪恶轴心”，把所谓的“邪恶国家”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这种做法其实是激化了矛盾。新的国际体系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承认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每个国家发展有先后，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成员。当然，这里面必须有领导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引领国际行为规范，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建立做出贡献，这些单单只靠一个国家的领导是不行的。
问：在这一点上很多美国学者忧心忡忡，今天的美国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在降低，这可能让世界秩序出现真空，很危险。但同时，当中国展现出愿意积极提供公共产品的态度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者又会表现出某种不安，对“中国究竟想要干什么”存有疑虑。
王勇：对，当前的很多问题在于美国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能说既希望让其他国家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同时又要垄断领导权。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要中国对国际社会“出钱出力”，但同时又不能跟美国分权。这个问题不是在特朗普上台后才产生，是2008年之后就一直是这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做过相当多的努力，当时美国愿意分权，比如说G20集团的出现就是个代表，美国愿意分权给其他国家，“你们也来做”。但是后来日子逐渐好过了以后，美国又变了，这与美国国内政治气氛演变的关系非常大。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这对整个世界的未来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问：其实说到“大变局”，也会有学者表示怀疑，毕竟每一代人都倾向于将自己生活的时代夸大，大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认知缺陷的影响。后世的人回看今天，是否也会认为今天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
王勇：我觉得后世将今天定义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当前我们正在从一个以美国和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真正过渡到一个更加平衡发展的世界，同时形成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时代，包括新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在国际体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我觉得这个变化的广度、深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至少百年当中重大变革的时间节点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变化才刚刚开始，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变得敏感的人还不是很多。现在的问题，多极化的世界能不能够发生？多极化的世界怎么有效治理？我们不得而知。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吗？不见得。另外中国的发展，中国模式在探索的道路上是否找到了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中国的均衡发展、和谐发展还没有达到最充分的一面。
问：中国国内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王勇：对，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西方的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经过了现阶段的“混乱”后，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调整期，更自觉的进行调整，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包括中国的有效治理对美国的启示，可能通过学习进而进行制度的调整。就好像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也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中过度的竞争、资本化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后来苏联倒台以后，敌人没有了，它又陷入过去新自由主义的那套东西里去了。
但是美国有调整变化的能力，美国的潜力不可小视，美国仍然是发达国家当中唯一一个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美国还是一个拥有众多资源的国家，我觉得它吸引人才的政策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还没有改变，对资本的吸引力还没有改变。对中国来说，我觉得中美关系更加平等，才真正使得中美作为两大文明的代表，获得了一个真正的平等对话的基础。过去美国人是看不起中国的，他对你古老的文明可能有欣赏的成分，但对你现在的发展不感兴趣，因为中国当时是弱势，经过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美国人现在才真正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尊重，事实上包含着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尊重，正视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觉得当前只是开始，未来的一种可能是中美发展模式的冲突和加剧，美国不愿意调整，不愿意包容；也可能是中美达成更平等的协议后，美国认可中国的实力，尊重强有力的对手，它反过来向中国学习，相互进行平等的调整，毕竟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非常多的。世界不可能回到冷战那个时候，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也看到中国的共同利益，看到了如果离开中国，美国人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美国很多“明白人”也不愿意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问：正是在诸多的可能性当中，对于“大变局”的先知先觉就显得非常重要。
王勇：而且非常有意义，讨论这个话题不能受到意识形态局限，同时又不能受到中国中心主义的局限，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必须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待变化，我们才能看的明白，仅仅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所谓的百年变局，是看不清楚的。大变局刚刚开始，我觉得未来还需要做更多的探讨，尤其是需要更多的国际学者、不同的国际智库，包括国际媒体，来真正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讨论平台，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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