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科学似乎已经放弃了“德性”，如果强行为它依然保存着这种思虑而辩护，那么它的思虑最远处也只到达康德；而且还常常将康德的实践理性蜕变为一种商谈伦理，或一种现代自由的普遍逻辑。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所能达到的边界以外，现代政治科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将德性的庞大领域委托给了公民社会，强调对公民社会培养和保持德性的信心。然而这是一种虚浮无根的自信。对于明哲审慎、节制、正义和勇毅的追求，以及对于它们统一于“一”的认识的可能性，在当前的秩序中已经变得幽晦不明。
对僭政的担心乃是阻止德性在现代政治科学中出场的主要原因，但这也同时放弃了古典政治科学（science，“知识”）所能够达到的良好平衡。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都是实质上既激发奋斗有为、追求善行的雄心，又对此有着温和的必要节制的。制度形式本身所能提供的仅仅是部分的节制，更意义深远的部分紧密镶嵌在整个政体及其根基中。因此，政治科学如果局限于认识权力的约束，它很难对于整个良好秩序有所帮助，甚至可以说，连约束本身都无法提供。因为人类政治不可避免在激情和节制之间存在张力的平衡，如果源于需要或欲求的激情被合法性的形式所压抑，它将强行寻找出口，破坏本可把持的相对均衡。不难发现，纯粹合法性逻辑及刚性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各种政治秩序中都被破击得千疮百孔，但是在这种合法性逻辑之外，现代政治科学无法提供必要的进路，所提供的只是基于需要和合目的性之上的零敲碎打式的努力。进一步说，即使现代政治科学能在合目的性与合法性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平衡原理，这种平衡也是不够的，必须是合法性、合目的性（必然性）与政治美德的平衡，才揭示出一个整全的政治秩序所必需的全部要素，而这又必须依赖于对德性的认识和追寻。
所有美德的向导是理智，这一理智的含义并不包含于当前的政治科学中，当前政治科学的“理性”概念是低层次的，主要包含在利益的计算与衡量当中，它所引导的价值充其量相当于一种“小善”或“人的善”的位置，但是对于更高级的善而言毫无优越性，并且在现实中必须依赖更高级的善目才能保持。我们依次考虑理智所引导的德性：第一位的明哲审慎（prudence），经典政治学著作的重要主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是唯一为专属于统治者的德性，其他德性主从两方应该同样具备；马西利乌斯把它阐释为正义（justice）德性的引导和立法、司法（统一于“统治”）的真正基础。Prudence在古今政治科学中的脉络走向让人相当费脑筋，大抵上看，这条线索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的马西利乌斯，一直被保持着其关键地位，到马基雅维利那里则把它降格到与聪明相当的地位，此后就是这一概念在政治科学领域的没落。这一最重要概念的转型也预兆着德性的黄昏。第二位的节制是现代政治科学丧失得最多的领域，它以外在的约束（监督、制衡）来取代节制的概念，而节制的概念本身是无分内外的；最重要的是，节制是对于整个政治秩序而言，它是使灵魂的激情得到良好驯服的德性，而约束仅仅对于某种权力机制而言。部分有约束、而整体上无节制的体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张力，这种张力牵引着整个政体走向危险的处境，但实际上宪政较为完善的国家中都有着某种承载着一部分“节制”德性的安排，由于古典视角的缺失，却又无从认识和改进。只有在明哲审慎和节制的美德之后，我们才能理解第三位的“正义 ”美德，因为它由明哲审慎、节制和勇毅结合而成，并且为明哲审慎的统治者所引导。正义的概念是相当复杂而深刻的，它所包容的内涵远不同于罗尔斯式的“正义 ”，在最基本的含义上，作为美德的正义（不等同于作为安排的正义）或许蕴涵着两个方面的基本意义：助友害敌、共同体内的相互善意。但是这些正义的含义，在往后的正义观中被涂抹得七零八落，现代的政治科学所认识的实际上已不再有作为美德的justice。至于勇毅，基本上已经从现代政治科学中完全退场----因为勇毅乃是以其他三者为基础的，其他三者的基础一旦不存在，勇毅也就无所放置；更根本的原因是，当彻底的市民性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基础，勇毅的位置也就消失了。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科学颇有太监的风姿，阉割掉的是灵魂中最为宝贵的一些成分，它也永不主动追求这些成分，而是一再强调一种对于自由社会的信心。但放弃了德性的制度是没有可再生性的，这些由自然本身并不能培育发展的美德，以及追寻美德的必要激情，不会自动生长出来。
从前面对德性在现代政治科学中的处境已经可以看出，政治科学的不完整性所引起的遗憾。为了防止僭政，它选择了降格的人，但政治在降格的人中是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政治科学的许多设计在非西方国家难以收获理想效果的原因。它离开了那种本身包含德性、包含德性的教育及其他延续机制的土壤，而这种土壤当然没有包含在政治科学的理论种子中，这使得政治科学所可能提供的不再是知识，而是一种意见，因为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和环境，而且没有正确地指出制度与环境、政体与德性之间的联系。而即使在西方国家那里，这些设计运行所达致的局面也未必是美好的，因为这种联系及相关追求在政治科学中的缺失，使得政治蜕化为一种本质上的功利角逐，而它对美好生活的影响只是出于偶然。整全的、能作为“知识”的政治科学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既有的智慧积淀只能在古典政治科学中寻找。
古典政治科学是将德性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对德性的讨论置于对制度的讨论之前，而且提纲挈领。因为城邦的德性乃是与人的德性相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所放弃或缩减的。如果说僭政的危险----那种没有走向哲学-王（philosophy-king，不等于“哲学王”，因为要义在于哲人不想统治）方式的僭政----始终构成一种深重的担忧的话，对这种统一性的追求可以有更温和的方式，以能够为现代政治制度所容纳，也使得德性能够重新成为政治科学的第一主题。在建立这种新的（实际上是旧的）政治科学中，寻找德性的具体适合位置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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