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鸿章面对摧枯拉朽的清王朝说出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可能很多人认为言过其实甚至是毫无知觉的，如同习近平面对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说出那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也不可避免遭遇多数人的不解、低估甚至是扭曲。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许只有经过时间的荡涤和实践的检验，回过头来看，人们才能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和分量。这是习近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的阶段性判断，也是世界各个角落都正在发生且即将共同面对的世纪命题。
习近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和世界“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然而西方由于自身的思考方式和惯性，对于变局的感受和认知与中国存在相当的落差。如何从主客观角度去理解世界变局的内涵，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解读和应对，专访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并且进一步探讨身处中西价值观碰撞前沿的台湾，该如何看待自身角色和定位。
2018年4月习近平（右）在中国武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左），此次会面是其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滥觞。（Reuters）
问：2018年4月习近平在武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首度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形成官方表述，此后又多次在各种国际场合加以论述。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提出？
杨开煌：我认为习近平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三个动因：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近四百年来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都是以国家为主体，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以后，国家的围墙或界线开始模糊、弱化。第二个是科技，科学的世俗化源自于教育，其结果为科技神速化提供了社会基础，科技神速又体现了科学进步的自主性。第三个动因则是中国崛起。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我觉得就是这三个动因，前两个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西方在适应上只有时间问题，没有道路选择问题。
唯独中国崛起这件事情，是西方在整个变局之中最大的失算。
当中国从“因变量”成为“自变量”
问：类似的表述，更早是李鸿章当年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候强调中国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当下的变局，在世界的绝对主体之中，还有中国这个相对主体。你也提到中国崛起这个动因的重要性，如何看待中国的角色？
杨开煌：外界认为中国崛起意味着规则重组，其实世界规则的重组是很普遍的，例如法律由于环境变迁也会修改原来的协议，西方对于规则重组并没有不适应的问题。更何况，今天世界的规则恰恰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所以中国不是要改变规则。
第一，中国崛起代表资本的重新配置。过去想剥削中国廉价（资源）的情况现在没了，中国现在可以自我满足资源分配，西方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印钞票的方式让中国做他们的奴隶。
第二，中国崛起代表被殖民者开始翻身做主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曾说，你要“50:50”的交易，No way！这是他们最直白的一个讲法，“我永远要剥削你”，最少也一定要“70:30”，但是中国说不行，这就是奴隶解放与自我觉醒，这是马克思（Karl Marx）和社会主义传授给中国的东西。
第三，中国崛起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真理性、普世性和唯一性的颠覆。为什么我们不自觉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政治改革或发展，或者认为中国政治落后于经济、“政左经右”？因为这完全是西方的价值观，所以看不到中国为配合经济发展已经做出的政治调整。中国改革的成功，对西方来说，不仅是资源分配与规则复位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他们坚信的上帝，开始真正被摧毁。
所以“未有之大变局”，在李鸿章时代，说的是中国怎么适应这个变局；而在习近平时代，说的是怎么“相互适应”，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当中国从“因变量”变成一个“自变量”的时候，西方怎么适应这个自变量？现在大陆学者谈百年变局，还是停留在中国怎么去适应的问题，但这样的解读完全是表面现象，把动因跟现象加以混淆，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问题。
台湾学者杨开煌解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为当前中国和西方需要彼此适应。（廖士锋／）
问：适应性的问题涉及到对于“变局”的认识，过去聚焦于权力中心在地缘上的转变，更多体现在军事、武力的竞逐。今天隐约看到的则是范式的转移，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等世界格局的解构重整，以及对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殖民主义等西方价值观的反省。如果有一个新的范式正在形成，你怎么看待其样貌与内涵？
杨开煌：今天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是因为西方的真理性、普遍性、唯一性被打破了。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强调“共议、共建、共享”的价值基础是集体主义；而西方则是个人主义、是“人皆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并将之认定为唯一真理。
我觉得面对西方，中国人要回归上帝去讲道理。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有一句话“凡存在就合理”，我认为这句话是中国与西方真正平等沟通的突破口。如果西方相信上帝在世界的安排都是合理的，那显然今天中国的再崛起也是合理的。未来世界新的价值观，应该兼顾集体与个体。
此外，中国倡导“治理”以应对当前民主政治所出现的“黑天鹅”和“灰犀牛”。
“治理”（Governing），原来是行政学的概念，就是上下商量、精英与民众商量，包括审议式民主，都是对民主的一种修正、改良，不完全让权力世俗化。所以当我们讲治理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世界变局的“形势”和“情势”
矛盾 问：对中国来讲，提倡新的价值观究竟是想要把自己当成多元选择的其中一个参照，还是想要取代美国变成另外一个真理？你曾说过中国和西方之间是“多元主义”和“抱团主义”的差别，在范式转移的变局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各自怎么去应对和适应？
杨开煌：今天的世界已经西方化，所以看中国变局就会出现“形势”和“情势”的矛盾。形势是大格局、大趋势，情势则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中国崛起就是一个大形势，启动之后已经停不下来，但是在情势上还会有很多阻碍和变化。
第一个矛盾是中国崛起势头越强，西方的抵制也就越强。第二个矛盾是中国的统一和台湾的分裂，看现在台湾和香港情势，就是中西矛盾的一个缩影，这两个地方被长期殖民，都存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对殖民者存有感情，欠缺反省。第三个矛盾是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民族自信的矛盾，大陆的高铁、经济发展和进步，“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走在世界前面；另一方面，从高官到民间对自己又充满着极度不自信。三种矛盾会使得单看形势的人感到一片大好，而单看情势的人感到前程黑暗。
中西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多元主义”与“抱团主义”，根源于各自传统价值体系与信仰的不同。图为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新华社）
总体来看，中国的多元，并不是说中国人大方，或者中国人价值观比西方来得高。孔子也没有把他的东西视为唯一，他对非中华文化采取的办法叫作“近悦远来”，你欣赏我，那你就来；你不欣赏也没有关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就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是不是要取代美国？我觉得应该不是。中国不是采用过去美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灌输或要求，而是用“一起来做”的模式，依照各自原有的生活方式，把多元体现在行为模式之中。例如佛教，在中国或东方人人可以成为佛，这就是多元，但西方则只有一个上帝，非黑即白，这就是一元，因此西方不太相信中国的倡议。这种价值观的冲突，还会持续很久。
问：在此变局之下，中国和西方对于未来，还会乐观地认为世界会继续往进步的方向前进吗？是否还有一些更大的风险正在酝酿？尤其特朗普马上又要面临美国大选。
杨开煌：不排除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人毕竟有趋利避祸的本能，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被逼到绝境，都不应该且没有必要对人采取过度悲观的策略或政策。过去特朗普十分强硬，以前不可能的交易，现在都有可能了。所以单看一边的讯息，我们会认为冲突大概不可避免，因为大家已经都被逼到墙角。
就像“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断测试，中国不断解释。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力量不够，那么我就避开。但是一直避开、蓄积力量，等到有一天发现不需要再测试，因为已经打不过了，那就会彻底避开。
两岸须在多和一之间寻找妥协
杨开煌分析台湾在变局中的定位，指出统一和独立不见得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台湾应该在“多”和“一”之间寻求妥协。（中央社）
问：台湾的地理位置是中西方势力碰撞最前沿，影响了台湾的历史命运。在旧的体系里面，台湾一度成为殖民地；二战之后，台湾又被裹挟到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里面。在世界新变局下，台湾该怎么样看清现在的局势？若说大陆作为台湾的其中一个参照，从而更有利于找到自身的定位及自主性，可是一般人反而会觉得这种想法是不是逼台湾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甚至把台独视为走向自主的唯一道路。
杨开煌：二战以后，台湾其实是从被日本殖民转变成被美国殖民，这个殖民不是以统治的方式表现，而是以收编的方式表现。一直到今天，台湾所有的学术、价值观都还是被殖民化，没有办法自我跳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世界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之下造成了“灰犀牛”与“黑天鹅”。
事实上，中国崛起让我们有另外一个参照系，保守的人不愿意去参照，他宁愿相信传统的被殖民的价值观；也有人愿意参照新的东西，然后找出真正的自主性。有了另外的参照，我们还继续死守着老路，那算什么独立？因为你明明看他错，你还按照他的模式走。
在全球化下，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独立，也没有一个地区是被完全统治式所统一，统一和独立是比重的差异，不是对抗性的价值观。如果用这种角度去看，那么就不会把两岸的统一或独立，看成是二元对立，而是当作另外一种多元的可能性，是在可以不排斥中国的情况下，获得相对的自主性。
问：习近平2019年初特别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但是大陆也在自身的价值体系之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相对照，看在台湾人眼中，很难将之当成参照，反而视为严重的威胁。
杨开煌：我们要这样来看大陆，习近平讲“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但他同时也讲“两制台湾方案”。这其实就是一当中有多，多当中又归于一，那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但是台湾眼中的“一国两制”，只看到“一国”，没有看到“两制”，这是台湾自己的局限性。
相对来说，我认为不但不应该排斥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而且要创意地发展出台湾的“一国两制”，这样才能与大陆进行平等对话。这种想法在台湾当然是少数，但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去想？因为没有“去殖民化”，当然台湾并不自知，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这需要时间，希望不要用血的代价来学到教训。
无论台湾未来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要让中共觉得完全绝望。就像前面提到的，习近平讲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李鸿章时代不一样，现在是彼此适应的问题，所以北京做的努力都在蓄积能量，除非西方或台湾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否则中国不会轻易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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