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失明输液，周恩来患癌，江青、黄永胜、邱会作等高官输年轻士兵的血作为补药增寿。江青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张玉凤耀武扬威。
一九七五年一月即将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个会中将有新的人事布置。政治局常委将通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和政治局常委，但江青等人大力反对，他们要争王洪文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离开会揭幕日期越近，两派都派了代表来见毛，寻求毛的支持。
王洪文代表江青一帮人到长沙来见毛。这年机要秘书徐业夫因患肺癌离职后，张玉凤接过了徐所有的工作──收发文档（但因毛两眼失明，只能由张读文档给毛听），安排毛的会面──张此时也想正式成为毛的机要秘书。汪东兴不愿意发出任命，但王洪文鼎力支持。王、张两人这时期经常见面。王洪文说张玉凤在毛的身边，又伺候毛，又要给毛读文档，太辛苦了，应另外派人给张玉凤洗衣服、做饭。毛对王洪文给张安排的人事十分震怒。毛说：“谁要干涉我的内政，就给我滚蛋。”王仓皇跑回北京。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稍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出任常务副总理。毛坚持邓的任命，他需要邓来协助周处理中央常务工作。周的癌症使邓的复出政治舞台成为必要之举。邓于是主管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工作。江青一帮人仍未能得逞。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屑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师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用鼻饲，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词的关系也不好。我将毛的病向汪东兴、张耀词讲了很久，他们一再说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绘图，说了也是白搭。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张耀词更是一副推卸责任，生怕有些事落在他的肩上的样子。张一再强调，他又不懂医，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叶说，依毛的脾气，恐怕不肯下胃管。叶也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借机发动夺权活动。叶记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时搞的那场闹剧。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叶并要我不要担心，他答应在江青对我伸出毒掌时，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我回到三０五医院，开始筹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０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周的病情又恶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长沙前，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告诉他。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脸色苍白。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我见到他时，他坐在沙发上，穿着整齐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释，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恐怕影响他的休息，所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周怪我不早去，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这些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汪东兴于是一个个点名，问大家赞成不赞成。汪说，只要都赞成，就好办。
在汪的这种高压气氛下，问到谁，谁也不敢表示说不赞成。最后问到我。
我忍无可忍，说：“输液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特别在急救时很重要。但是现在的病，不是输液能解决的。何况我们的输液方法，还用输液瓶这老办法，不是密封式的，输液后发生输液反应的不少。一旦用一种并非必要的治疗方法，引出剧烈的反应，那就是医疗上的事故。那时张玉凤可以说，她不懂医，提出的方法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我怎么样交代得过去？”我绝不让步。
张耀词大为光火。他说毛听了报告很不高兴。现在起码毛同意张玉凤的办法。这下要怎么办？
我很气张耀词和张玉凤两人。我说：“医生提出来的治疗方法，不一定会被接受。但是如果除医生以外，大家都多解释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那么就容易接受。昨天我将报告交给你，我说最好同张玉凤谈谈，说清楚治疗方法。你说不要了，她看报告就可以了。我认为张玉凤与医生合作很重要。”
汪东兴生气了。汪说：“那么就是你一个人不同意了，一个人要听党的，听组织的话。各行其是，要倒楣。”
这件事跟党和组织都扯不上干系。这是医学上的具体问题，属于专门知识，不是张玉凤、汪东兴、张耀词或党所能决定的。我强调毛主席早就说过，有病只好听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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