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从前不喜欢上海，也鄙视上海人。当时在我看来，上海人小气，爱算计。现在来说，小气是对边界的廓清，算计是一种计算，反观上海人的契约精神、职业素养，都是我们欠缺的素质。我逐渐喜欢并尊重上海人的过程，也是我们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演化的过程。上海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并且是好的未来。
8月10日，读库在上海建投书局的活动结束后，书店的小伙伴让我完成一个视频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眼中的上海和上海人”，我便说了上面这些，并非有意奉承东道主。然后我把这番话贴到朋友圈，得到了两屏点赞，六屏留言。
这些话貌似脱口而出，实则有感而发。一边看朋友留言，我一边梳理自己的思路。目前我正被台风滞留在上海，无所事事之际，便来到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借了人家办公桌上的一台电脑，准备敲些凌乱的文字，回顾一下自己对上海和上海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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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杨东平老师有一本书风行一时，名叫《城市季风》，副标题是“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顾名即可思义。这本书既有学术理论，也列举了诸多生活细节，来比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世相风貌和精神内核，感兴趣的同学不妨找来看看，比我这篇随意写就的文章要中肯全面得多。
当时看了这本书，我便想，中国有许多对冤家城市，似敌实友，既相互鄙视又相互依存，分属两个城市里的民众，看起来气势汹汹地仇视，实则打是亲骂是爱。这样的冤家，就有沈阳和大连，济南和青岛，重庆和成都，深圳和广州，北京和上海⋯⋯
还有，上海和中国其他所有城市。
是的，上海和中国其他所有城市，上海人和其他中国人，都是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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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是1993年。在宾馆住了一宿，清晨和同行的伙伴到街头露天早点摊，两人分点了一碗面，坐在摊主提供的马扎上吃着。
这时一个大哥骑自行车来到小摊边，停下来问：你的红烧肉面多少钱一碗？
三毛五。摊主答道。
一碗有几块肉？
四块。
我不吃肉，就要面，是多少钱？
两毛钱。
我只要你加两块肉，这碗面你收我两毛八好不好？
摊主算了算：好的。
那人便把自行车支好，坐到我们旁边的空马扎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分币，数出来：喏，两毛八。
目睹这一幕的我和同伴颇为新奇，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朋友复述了将近十遍，用作体现上海人性格的生动案例。
在一遍遍的讲述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从起初当笑话来讲，不以为然的态度，到理解和认同，尊重与感佩，我自己观念的变化，是二十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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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三年这次去上海，是参加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那届的评审团委员有谢晋、大岛渚、奥利佛·斯通等人，金爵奖影片为《无言的山丘》，特别奖是《笼民》。我还在参演影片中看到了胶片版的《悲情城市》⋯⋯规格和艺术水准之高倒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海人的组织能力。
其后我又参加过其他地方的许多节会，不管耗资如何之巨，出席领导如何之重，时代和技术进步如何之大，单论流程管理之体贴周到与细节之人性化，水准堪与上海人比肩的少之又少，尤其是北京。
那些年我辗转各地采访，穿梭于不同省份、不同城市，切身体会就像置身于迥然不同的国度，或者是在不同的年代中穿行穿越。这其间，上海越来越体现出其先进性、文明之光。
说回那届电影节，由于我签到较晚，找到的住宿场所离上海影城有些远，为方便工作，便和同伴转投影城附近一家弄堂深处的小旅馆。
我们在那个街道办的招待所住了将近两周，逼仄狭小的房间，洗得干干净净的居家风格格子床单，每天早晨被房东阿姨爬到房顶晾晒衣服的声音惊醒，出入弄堂可以看到每家房顶上悬挂的鱼干，饭桌上摆放的饭菜，耳闻附近居民的聊天。尽管听不懂，尽管只是短暂过客，却切实感受到那番过日子的市井图景。
我后来与贺友直先生结交，编辑拜读老头笔下的上海滩和上海人，全是活生生的，梗着脖子，有烟火气，且体面。再贫穷的人也不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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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后期，我们进入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各座城市得意于自己中心广场之浩瀚无垠，高楼大厦之密集林立，立交桥之复杂，大马路之宽阔，对了，还有好几座万达广场呢，赶超上海之类的老城市、老城区，俨然不在话下。
可没过几年，我们又回过味来，知道了一座城市有尺度之讲究，街区相隔多少里，马路要宽多少米，老人绕不绕得动地铁进出站口，恋人有没有牵手漫步的空间，步行几分钟能吃到早点，每天有几个小时耗在通勤路上，城市是给人用的，还是给汽车建的⋯⋯上海始终矗立在黄浦江入海口，看潮起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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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接触并喜欢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或者说类似上海人的人，那些原来我喜欢用各种糗事来埋汰、相信不会跟他们多打交道的人。
对，我可是北方人啊，吃饭应酬不断，称兄道弟不绝，酒酣耳热带着哭腔表白“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了”，拍着胸毛承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历数名人轶事扬言“这人我可熟跟我他可不敢”，大手一挥呵斥“咱哥俩怎么还讲这个”。
对不起，感动之余，风流便被雨打风吹去，吃亏更多，背后诋毁嫌弃更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多，事情没做成朋友也不相往来更多。
相较这种从小伴我长大的人际关系中的热络，我开始变得喜欢类似上海人的冷。不管是丑话还是好话，成了还是没成，始终板着一张把事情拎得清的驴脸。
做还是不做，责权利划分清晰，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需要什么条件，什么时候完成，如何评估验收，回报怎么计算、如何支付，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也倾听对方的诉求，清楚自己应该得到的，留出讨价还价的余地，做出妥协退让的折中，或者达不成合作共识、清爽麻利的一拍两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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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有朋友，在上海也有朋友。
北京的朋友，想见他了，就发去一个问号，对方要是回复一个叹号，当即聚在一起开吃开喝。原本想聚六个人，结果桌上坐了十六个人；或者有十六个人答应来吃，结果事到临头十个人说来不了了。上海的朋友，需要提前预约，一一通知时间地点，然后可丁可卯地开吃开喝，还有精心准备的各种礼物，以及话题。
说到这些朋友——多是读书人，以及交谈时的话题，我有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北京的朋友多是在吃老本，说到某件事，某本书，大多只是浮皮潦草的了解；上海的朋友是真的把那本书读进去了，有深入的体味和深刻的体会，不说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聊开，我这种不学有术的人便做贼心虚不敢置喙。
一类人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在被别人安排的时间里过活；一类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
在我有限的见识里，上海的朋友多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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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旅》有一篇写到上海，尤其是徐家汇独有的地缘和历史渊源，但那篇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上海人多有“职员心态”。
职员心态，我看到余老师概括的这个字眼，是在九十年代初，当即悚然心惊，提醒自己可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一个有追求的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只是当好一个上班族，甘心在职场沉浸一辈子呢？我们可是有人文情怀和历史忧思，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啊，尽管不知道那番大事业究竟是什么，但至少不会跟上海人一样。
可二十多年间，我检讨自己最多的，就是职业训练、专业技能不够，感觉团队和整个行业最欠缺的，就是职业素养不高。回过头来再看余老师的批评，职员心态也许显得没出息，但没有职员心态的，事业成功率也并不见得高多少，反倒造就了一批眼高手低、身在曹营心在汉、迷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把落在自己肩上的事情给活活耽误掉的嘴皮子工作者。
有了脚踏实地的根基，才有创造传奇的机会。1993年至今，我来往上海许多次，越来越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笃定感，以及可能带给我们的悬念，比其他许多地方都更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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