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劳动部于当地时间8月15日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决议自明（2020）年1月1日起，基本工资月薪调涨新台币70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从2万3,100元调升至2万3,800元，调幅约3.03%；时薪则涨8元，从150元调升至158元，调幅约5.33%。
低薪问题一直是台湾社会长年之痛，这也促使台湾人才愿意留在台湾的意愿降低。
也因此，为了回应年轻人的忧虑与寻求支持，蔡英文经常以解决低薪问题作为标榜。犹记2019年6月，蔡英文与赖清德争夺民进党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蔡英文便提到“我们这个政府、从2016年以来执政的政府，是有史以来最重视年轻人低薪问题的政府”。
2007年至2019年台湾基本月薪调整状况。
2007年至2019年台湾基本时薪调整状况。
与此同时，蔡英文也提出要解决台湾低薪的问题有两个药方，分别是调升基本工资与减税。蔡英文这次确实按照她开出的“支票”调升了基本工资；调升后，蔡英文与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随即于脸书（Facebook）
上宣布好消息，顺势将调升工资作为任内政绩。但是调升基本工资就能够解决台湾长期存在的低薪问题吗？
一如往常，每次调升工资都会给台湾工商企业带来压力，台湾业主纷纷向政府与媒体喊话叫苦，更有媒体报道物价可能也会因此而上涨。但平心而论，调升基本工资本来就是应该做且必须做的，这些都是必经之痛。
虽然涨工资对于台湾中小企业主不利，因为会使人力成本上升；但换个角度想，如果借机重新思考企业成本的配置，又何尝不是一个企业寻找新的营运模式的机会。
此外，除了工商企业主的反对之外，另一种声音的质疑来自于：调升基本工资是否就能解决低薪问题？
或许这样的提问真正值得重视。从与台湾发展历程相似的韩国为例，文在寅于2018年宣布调涨最低工资，换算成月薪可达174.6万韩元（1韩元约合0.0008美元），涨幅16.4%，希望能够改善韩国世代劳动问题。
但薪水调高了，韩国的失业率并未因此而获得改善，其在今（2019）年1月分失业率达4.4%，是自2010年以来的新高，失业人口年增20.0%（20.4 万人），同时更创下19年以来新高。可见调升最低工资难以解决韩国劳动结构性问题，如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等问题。
回头看台湾状况，台湾政府万不可因为调升基本工资便觉得能“毕其功于一役”。台湾虽然基本工资调升，失业率也在减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没遇到工作机会的人是逐年攀升（见下图）。长期来看，这可能将会造成潜在失业隐忧。另外，调薪对象主要以“边际劳工”为主，当台湾政府过度重视基本时薪、月薪，业者可能也会产生许多非典型的工作模式，对劳工而言不利，整体劳动结构问题仍然存在。
2014年至2018年台湾未遇到工作机会人数统计。（黄雅慧／）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本工资与时薪调升较为有感的是小时工、临时工等性质的劳动者，对于一般领固定薪水的受薪阶层则可能有感的程度有限。但如果换另一个数据来看，或许更能普遍了解一般受薪阶层的处境。
要解决低薪的问题，台湾政府更应该着眼的是薪资中位数。薪资中位数意指受雇员工按总薪资（经常性薪资）
由小到大排列，取位于中间点的数字，比如薪资中位数为新台币4万元，表示该产业有50%的劳工薪资在4万元以上，50%劳工在4万元以下。这个数字反而较能反映台湾劳工薪水的现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台湾基本工资逐年提升，但如果将焦点放在薪资中位数的涨幅，会发现尽管台湾经济有所成长，但薪资中位数涨幅停滞不前（见下图），或许这才是台湾劳工普遍感到“薪苦”的主因。
2012年至2017年台湾总薪资中位数趋势。
蔡英文政府持续以数字说明其经济政绩，更在选战的考虑之下，频频以任内成绩与前任马英九进行对比，说自己执政以来成绩比马英九好，以突显自己政府的行动力。想当然尔，这次的调薪也顺理成章成为蔡英文政绩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氛围之下，更要问的是，民众确实感受到经济成长的果实了吗？
未来如果蔡英文想继续执政，或许更应该正视台湾许多劳工薪资低于平均数、与经济成长严重脱钩的问题，并对当前“经济成长，人民无感”的社会与经济规则进行重新结构，才能让人民实际拥有好的“薪情”与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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