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古典文献与个性化成语
尽管作为制度经济学家我对技术进步有“宗教般的”情感，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不能对人工智能提出挑战性质疑的理由。正是在这种思维之下，我给人工智能出了一个难题----你能提炼成语吗？
提炼成语是比游戏博弈（狭义之棋牌类）更为复杂的事情。因为成语不但是某个特定文化里面的共识性简判工具，而且是个人记忆的一项诀窍。更为有趣的是，这个诀窍在自然公开时，它容易被他人理解。比如说，对中华文明的古典文献《尚书》阅读，特定读者可以提炼出“抚后虐仇”。他一旦在著述中使用这个“自造”成语，有相同阅读经验的人很容易理解。
如果在此赘述，可以模拟一个案例：对中华古典文献《墨子》有深刻阅读经验的个体，很容易自己提炼两个成语：一者，“饥约赢饱”，用于指人坐过山车般的日常生活；二者，“饥约妄取，赢饱伪行”，指双重道德标准偏好。
一、文献比较能力，在网络时代亦不可或缺
“科学”一点地讲，或者在特定文明文献阅读之外来模拟，提炼一个“新成语”之要求不是有意难为人工智能，而是一种通常的记忆策略。比如，初始化地认识数学，对于方框里放点的乘法模型图之记忆，可以遵循一般的“a行b列”方法，但是，在一般遵循之外尚可：其一，自我提炼一个关于“行”与“列”的本意记忆成语----“横行竖列”，或者“横为行，竖为列”；其二，结合有初步概念性认知的外语（比如英语）形成私人记忆----“行是row，列是line”,这个记忆方式提高了翻译的准确性，哪怕是自身阅读时的只在大脑中翻译。
如果上面的诠释有些“学问化”，那么，可以做形象表达：让人工智能对一群人的身份资料（含个体经历）进行阅读，阅读之后给每个人起一个外号，它做不到。更为通俗地说，对于那些非常有时效性的网络用语，人工智能无提炼的可能，更无可能使之风行一时。“然并卵”这个网络术语尽管有嫌粗俗且已经被“翻篇儿”了，但人工智能是无法提炼出的。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无从知道那些喜欢这个词的人们之表达方式偏好，尤其是那类偏好具有社会心理的神秘性。
人工智能可以做上述神秘性的马后课，对特定失效性术语进行逆向研究，但永远不可能给后者签发“准生证”。当然，也不能将人工智能与网络阅读简单地划上等号，而价值性地认知纸面阅读的作用则是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所缺乏的！
纸面阅读的可批注性以及批注所产生的关联性是知识价值生产的主要手段，而这个功能在网络阅读那里不存在，人工智能也做不到。
试问：孟子、韩非、康德之间有什么关系？试问：孟子、司马迁、白居易之间是否存在知识价值方面的逻辑关系？----这两个并不算太复杂的问题，至少在目前的人工智能水平与网络阅读功能上，是解决不了。
这两个“考题”如同上节提到的“新成语”记忆策略一样，不是为了难为人工智能，而在于寻求更好的知识价值生产路径。就实践经验而言，解决这两个“考题 ”必须有广泛的纸面阅读经验，加上专业水准。所谓“专业水准”，是针对某一个难题所应具备的文献比较能力。这个能力的形成于批阅性阅读中，或是读书笔记（记录于专门的本子），或是批注文字（写在书页的空白处的分析）。
专业水准下，给出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孟子、韩非、康德都试图找到以诚实态度说服人的办法，这个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构建各自心目中的良好社会。当中，孟子与康德讲“诚”讲得非常道德化，而韩非则试图在孟子讲“诚”的基础上推导出一套游说最高权力分子的策略。递进而言，孟韩间隔尽百年，百年之间，知识精英一直困于“诚”的不可实现难题。
第二个，孟子讲究个人处于困境要强化自身修养、得到显要地位要服务于社会，这个道德标准对司马迁的影响是隐蔽的，对白居易的影响是明显。此中，司马迁“无财富积累而奢谈仁义是不对的”之说法，对白直接引孟有文献支持作用。递进而言，像白那样的时代知识精英的文献阅读重子（如《孟子》）亦重史（如《史记》）。
以上两个模拟如果不足以说服众人，就留给以后的技术进步去证实或证伪。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把网络阅读以及人工智能说得神乎其神？
二、家学系统，一个现代社会的新期望
质而言之，技术开发是精英的任务，技术应用培养了非精英的懒惰。局限到一本书的纸面阅读还是网络（电子版）阅读上，支持后者的理由是省钱。而在“省钱”理由之外，根本还是省时。省下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没什么错误，但把纸面阅读排除在生活享受之外肯定是错误的。
纸面阅读与网络阅读结合得比较自然的人，肯定是信息充沛条件下的获益较大者。他们有经过纸面阅读积累下的经验转化而来的分析能力，借助网络工具提高了文献印证效率。还有，注重纸面阅读的人大多有打印资料并积累的习惯，即把自己确定的网络上重要资讯做成纸面文件，做第二次阅读并批注。很可能，批注过的大量纸面文件形成了一个系列性私人档案----构成了私人情报学的物质存量。
在初步阅读时，通常的做法是用不同颜色标注不同的文字段落，或（和）使用不同的电脑文档字体。
而所谓“第二次阅读”，是针对初步阅读网络资讯的深化行为。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阅读不便于做传统性的眉批，另一方面初步阅读的重点还需进一步贯通。贯通的过程会有批注行为，而所有的批注行为会关联更多的信息，它们相当于把康德与孟子、韩非放在一起考量。虽然不能完全否定网络阅读----特别局限于分析电子书之阅读，但是，电子书阅读在功能上排除了批注是其重大缺陷。这个重大缺陷还谈不上致命，但是，它导致了知识价值生产的低效，甚至销蚀知识价值。
纸面阅读可以产生家学系统，电子阅读在这方面还没看到任何希望。这是信息充沛悖论的又一项内容。
家学系统，狭义指以家庭为单位传承的学问体系，其如西汉时期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均为史学家，两人在历史书写的思想、技巧上是家族相传的。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司马迁的《史记》书稿是由外孙（杨恽）在其死后予以公布的。这说明家学系统超出本姓而及亲属。这一点在清代有反映，其如著名经学家宋翔凤早期从学于其舅父庄述祖。从司马父子到庄宋舅甥，说明家学系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质。广义的家学系统包括家教因素，即家系前后诸辈的专业方向未必一致，但其学问基础里面含有同样的价值观念，其如周亡入隋的颜之推与唐朝的颜真卿之关系。
三、经济学思维传播与技术进步等量齐观
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自己的两个说法：其一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其二是“经济学家的数学能力达到小学毕业即可”。前者是说经济学与社会公众关联度很高，日常生活中不觉间会利用经济学思维；后者是对经济学过度数理化趋势的讽刺，那种趋势使经济学远离了市场本质。
经济学属于市场，它隐含着一个重大使命：不能完全消除风险，但要努力使风险降到最低。通俗而言，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赚钱，但应尽力让人们不赔钱，至少是不赔大钱----那种“连本儿上仓”的情形。正是基于经济学是关乎市场的学问，我才致力于经济学通俗化，毕竟市场是属于多数人的。与之不矛盾，经济学通俗化首先惠及的是有闲人士，因为闲下来才能思考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进行大量的纸面阅读。
通俗化方式选择有多样，其如定好一个理论框架，而后才讲实际案例（Case）----这是实证经济学的基本套路。再如，半小说化地展开经济学思维而不刻意定一个大的理论框架，等等。
那么，何谓半小说化呢？
就是把可以在专业上进行案例的研究材料形象化，像讲小说那样把案例溶解到经济学表述的“情节”里面去。在《自利的道德行为值得鼓励》一篇，那个受到小饭馆额外服务的人是我，受到灯具店冷待的顾客也是我，但行文中没必要“表现出我来”，而是把现实的“这个我”当成一个观察对象。至于案例情节呢，既真实又生动，颇类自传体小说。
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会有“小说般的”经历，每一位有闲人士都可以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或者自己口述由他人代撰而出版一部自传体小说。在另一端，并非所有的有闲人士都能有意识地用经济学思维去看待自身经历的人生戏剧，去体验现实的续集。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社会有闲人士规模越大，其理性化程度越高。递进而言，提高社会有闲阶层的思维质量十分有益于理性社会的生成。经济学思维则是提高思维质量的重要元素。不用过于复杂的伦理学诠释，只是经过比“半小说化”更本真描写社会的影视（作为一种信息扩散方式）来感性认识，那么，“社会理性化程度，决定文明的质量”----是毫无疑问。
经济学家能做什么？不外乎通过经济学思维的传播以不特定合作方式去影响一些未来精英。而在制度经济学家层面（范围），技术进步带来的文明程度提高，与通过经济学思维传播而带来的文明程度提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结语：“理性社会”的基本概念
社会理性化是一种明显的效用追求，而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反映。这既可以从大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归纳出来，也可以从哈伊姆•奥菲克“商业交换是人的第二天性”之研究结果中推导出来。效用最大化不仅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否则，人类就没法解释自己的赌博行为以及对科技进步的无限追求。
“赌博”不是个简单的贬义词，在广义上，它包括了博彩经济行为（彩票发行与购买最典型）、股市投机行为，以及更多的预期不仅是经济收益而且含有心理满足的博弈行为。可以说，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类懂得博弈而后者不懂。因此，尽可能在中性角度看待社会予以贬义化的通常现象，是人类精英的一项基本素养。
最后，要准确地表述一下“理性社会”（社会理性化之常态）的概念：是指公众思维质量比较高、习惯且乐于多视角看待普遍问题、自身经历、生活细节的社会。理性社会与发达、开放的市场体系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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