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7年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以后,尤其是“巴厘路线图”达成以后,人类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而发展低碳经济则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并逐渐成为各国各级决策者的共识。在世界各国都积极朝向低碳经济迈进的同时,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也具有重大的内外驱动力。未来10~15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时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既面临机遇,更需要迎接挑战。
一､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与影响因素
虽然低碳经济的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献[1]中就曾出现,但学术界对低碳经济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一种发展模式,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学术界和决策者尚未有明确的共识。实际上,各种关于低碳经济的论述并无矛盾之处。对于低碳经济概念认识上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概念的混淆使用,其实两者是有机统一的互补关系。
低碳经济是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同时达到一定水平下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 (Global shared vi-sion)。①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根据以上低碳经济的定义,低碳经济目标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努力联系在一起。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以当前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相关可持续发展实践,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将来几十年将继续增长。到2030年, 由于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增长45%~110%,其中增量的2/3到3/4将源自发展中国家。IPCC报告认为,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445~490ppm水平目标的二氧化碳排放高峰年在2015年之前,稳定在490~535 ppm水平目标的二氧化碳排放高峰年在2020年之前,稳定在535~590ppm水平目标的二氧化碳排放高峰年在2030年之前。[2]2008年4 月,斯特恩爵士在2006年《斯特恩报告》[3]的基础上,再次发布了《气候变化全球协定的关键要素》,除了继续坚持全球温升上限控制在2度之外,提出大气温室气体稳定浓度的长期目标是450~500ppm,到2050年实现全球人均排放2吨的趋同水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水平),要求发展中国家2020年就承诺具有约束力的排放目标。[4]
气候变化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质上是发展问题。根据对人均排放和人均GDP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两者之间呈现一种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斯特恩报告》也指出,在全球层面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人均排放和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长期存在。2005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吨,中国为6吨,发达国家从日本的10吨到美国的22吨不等。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对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的需求很大。加之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惊人。1980~2000年的20年间,能源消费总量只增加了7亿吨标煤,而2001~2006年的短短6年间就增加了11亿吨标煤。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力(见表1)。
根据KAYAC恒等式[5],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的贡献: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单位GDP 能耗)和能源结构。从人口因素看,虽然中国的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毕竟有13亿的人口基数。人口因素是未来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贡献者之一。从能源结构因素来看,虽然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开发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决定了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能源结构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贡献有限。从人均收入因素来看,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决心和努力不会动摇,这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国不会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国情来看,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降低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然而,研究表明,即便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中国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6]如果GDP的增长速度按9%来算的话,即使我们每年能源强度下降4%以上,到2010年,总的二氧化碳排放还会比2005年增加2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二､从节能减排看低碳经济转型的艰巨性
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含义不是要求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做这样的要求),而是要全力地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使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逐步降低,使中国的产业与技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能占据一席之地。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并提出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一)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情况
节能减排可以被看作中国在近期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具体行动。不可否认,中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资料表明,200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北京市实现了年度单位GDP能耗目标,说明节能减排是一项严峻的挑战。这也引起国内外的一些质疑和怀疑,认为设定目标是一回事,能否实现目标是另一回事。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6月,中国先后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科技专项行动》等多个法律文件和行动计划,表明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和勇气。
鉴于2006年未能实现万元GDP降低4%的目标,2007年的节能减排不得不向纵深推进。针对2007年初部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的情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将矛头瞄准重点领域的能耗大户。各部委也纷纷出手推动企业和市场参与节能减排,国家发改委与大型能耗国有企业签订责任状,数次下发关于严格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通知,禁止落后淘汰设备在区域间转移;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用“区域限批”政策;财税部门调低甚至取消有关“两高” 行业的出口退税,提高部分产品的资源税,并对全年700个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奖励。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由于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取得了积极进展。近两年,中国依法淘汰了一大批落后生产能力,如关停小火电2 157万千瓦､小煤矿1.12万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 659万吨､炼钢产能3 747万吨､水泥产能8 700万吨。全国环保投入达到5 500多亿元,占同期GDP的1.24%。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投资支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691个。 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6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SO2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2006年分别下降3.14%和 4.66%。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下降4.59%,这是近几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2008年单位GDP能耗下降很快,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速度放缓有关。2008年,高耗能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0.0%,比上年回落8.9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产品产量增速也大幅回落,钢材､粗钢､水泥和电解铝产量分别增长3.4%､2.4%､2.9%和6.8%,增速比上年分别回落17.2､14.3､7.2和26.4个百分点。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0%,仅回落3.8个百分点。专家指出,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下降20%的目标,2009､2010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幅度要更快,同时仍不可放松警惕。不要认为经济增长放缓会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有长远眼光,必须避免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
(二)节能减排的难度与艰巨性分析
节能减排虽然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节能减排的成效仍然较为脆弱。落实节能减排还存在不少障碍,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任重道远。综合有关分析,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顺以资源性产品为代表的要素价格,无疑对形成节能减排的市场机制起着重要作用。但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理顺资源性产品的要素价格将进一步加大整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压力。所以,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还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和供求关系,“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没有很好地落实。
第二,中国的高能耗工业部门大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都还有赖于这些产业的基础性支持,在就业压力和税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仍存在难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工艺和装备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重的中小企业的关停并转受到地方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争先恐后上项目,特别是重化工项目,对国家的相关规定置之不理。
第三,从行政手段向市场化的方式过渡,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尚需时日。当前,中国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以行政手段为主,依靠节能减排指标的层层分解来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实施,缺少长效机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企业缺乏加大投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第四,政策和投资的滞后效应。虽然国家将节能降耗工作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政策实施效果,包括针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发挥的作用,存在滞后期。一些投资还没有马上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技术进步转化为企业的节能绩效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第五,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在增加,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很突出,低耗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世界工厂地位客观上决定了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
第六,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日渐显现,化工､焦化､钢铁等行业企业处境不妙。国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已提高了3 700多项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取消了部分高耗能产品如一些钢铁产品的出口关税。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恢复和维持经济基本面,是各国的首要现实需求。当前的经济困难会使各国政府承受来自许多部门的压力,在政策的制定上容易顾此失彼。
第七,金融危机的来临使得许多企业都投资谨慎,特别是在节能减排上的积极性有所降低。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国内煤炭价格下跌幅度也相当大,这减缓了企业在能源成本方面的压力,也使得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所以节能效果也比能源价格高涨时打了不少折扣。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节能减排副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大幅降低。以江西铜业为例,节能减排产品硫酸的价格已由金融危机前的每吨1 600元,一度跌至80多元/吨,这严重打击了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信心。[7]
总而言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企业的规模效应难以迅速提高,产品能源单耗水平以及系统能源效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难以迅速缩小。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节能减排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节能减排的目标只是着眼“十一五”时期,而发展低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却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国家尚未出台发展低碳经济的明确政策和战略思路的前提下,发展低碳经济的障碍远不止这些。
三､技术创新､转让与应用的障碍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目前,发展中国家因缺少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革命,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面对一个所谓“锁定效应”的问题,即如果我们今天用常规的低效技术去装备基础设施系统,那么它将会持续几十年,即未来中国几十年排放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几年内就被锁定。以后我们要改变它,可供选择的空间非常小。因此,实现一个从传统发展路径向一个创新性的发展路径转变,低碳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中国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研发投入第二大国,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 1.23%,上升到2005年的1.34%,2006年的1.41%,再到2007年的1.49%,迅速攀升的投入显示出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的努力,但仍然难以掩盖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8]
首先,从科技投入强度看,目前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足1.5%,与“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2%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2%左右,世界500强企业5%到1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要赶超世界领先国家3%的水平更要付出巨大努力。按人均研发经费计算,中国人均研发经费支出只有日本的14%。从目前的研发现状和技术“含金量”来说,中国离创新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其次,从投入构成看,外资企业加大在华研发投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已接近800家,索尼､东芝等许多日本一流大型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基地。在向国家专利局申请的专利当中,技术含量高(包括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一半属于在华外资企业。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在华投入的研发经费再多,也不会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而研发成果也不属于中国。
第三,从企业投入看,在中国研发投入总量中,企业投入已占据70%以上份额,这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总体研发费用和研发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目前中国2.8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有25%,75%的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
第四,从企业创新能力来看,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用于新产品开发的只有24%,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不到10%,且对于新产品的研发也更注重短期项目,而对长期性､有市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则重视不够。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偏重于短期经济效益,申请专利的大多是实用型和外观设计方面的技术,而且军民科技研发“通用率”有待提高。这些都制约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另外,相当多的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经费支出远大于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支出,平均比例达到6.5∶1。
可以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9]中国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是单位资源平均产出不足发达国家的1/10;中国是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只占10%;中国是制造大国,但重要技术装备主要靠引进;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但是不仅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且每年要为软件技术标准向外企支付高额的费用;中国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国,但是2004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 4.07%,而微软是28%,英特尔是21.9%,三星是18.8%,诺基亚是14.7%。
由于目前技术创新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创新成果又非常容易被盗版､流失,使得技术创新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比其他投资要苛刻得多。因此, 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而环保法律､技术标准､安全卫生法规､市场准入门槛等等都是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只有有了使成功的技术创新能安全地获得应有的高回报的政策环境,企业才会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才有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
(二)国际技术转让障碍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亟须发挥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多年来,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政府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然而,目前发展中国家缺乏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和技术能力。研究表明,为了实现到2050年把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550ppm的目标,约有70%的所需减排量都可以利用现有及接近商业化的技术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实现。
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发达国家将通过“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两条途径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和国际能源技术合作。这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积极的。然而,一些公司出于垄断的考虑,限于市场上既有的障碍,阻碍了低碳技术的迅速扩散､转让,特别是跨国的障碍,比如知识产权､市场份额的问题等等。很多发达国家担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会在市场上给自己增加竞争对手。从技术提供方来说,企业缺乏全球公共视野,担心丧失其垄断地位､经济驱动力不足等;从技术接受方来说,人才缺乏､技术转让费高昂､产业结构分散､政策和法律不完善等都是国际技术转让的障碍。如果国际气候制度能够把一些市场障碍克服或者减弱,那我们可以收获温室气体减排的红利。
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然而实际进展与预期相去甚远。尽管当初设置清洁发展机制 (CDM)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但在实施中,更多的仅是资金的转让,也可以说是单纯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买卖,技术的输出转让很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自己的研发能力有限,而发达国家又不积极行动转让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尽管中国也在不断引进一些先进的能源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和先进的核能技术,但基本上是在商业化条件下的转让,而且关于知识产权转让条件非常苛刻。而依靠中国自己的研发,完全形成产业化和大规模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寻求通过制度化手段,解决好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的关系问题。
知识产权是与技术转让紧密相连的问题。在气候变化重大技术转让问题上,知识产权不是核心问题,换个角度说,百分之百地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因此,知识产权不应该成为不进行重大技术转让的借口。国际技术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如何从过去寻找免费的或者便宜的午餐,到逐步形成一些优惠的､双赢的合作。未来的技术转让机制必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买得起､用得上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客观上看,先进技术的转让方也可以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市场获得经济效益。
(三)低碳技术应用障碍
气候变化和能源供给安全要求在能源生产､运输和使用方式上做出迅速的转变。然而,目前能够促成这种转变的大多数技术虽然已经可以得到,但它们还没有被适当采用。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BCSD)基于自身的经验,总结了10条应用能源效率技术存在的障碍,并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见表 2)。[10][11]
由于科技体制长期与市场脱钩,导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说,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不到20%,最终形成产业的只有5%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根据1996年至2004年的《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资金问题､市场不成熟､技术成果本身质量不高等因素是制约我国应用技术成果转化推广的主要障碍。
技术引进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种就是仅为了使用而引进,另一种就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技术引进上肯于花钱,因为它的效益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于投入,似乎是远水不解近渴。这种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弊病,是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不少企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引进,最终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横向上,多家企业重复购买同一技术;纵向上,第一轮引进之后就是第二轮引进,结果是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并没有完成技术更新和学习的过程,也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力量。
四､结束语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选择和一种必须,而且是如何迅速并且在什么规模上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为低碳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机遇。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确保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从国际实践来看,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间并非完全冲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实现“保增长､调结构､促内需､重民生和节能减排”的多重目标。
推行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包括制定长远的指导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来引领和助推低碳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
当前,中国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以行政手段为主,依靠节能减排指标的层层分解来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这种条件下,节能减排缺少长效机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企业缺乏加大投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此,政府政策必须积极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克服企业面临的各种障碍, 充分发挥市场潜力;同时,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尤其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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