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以103岁于台北逝世，在当地时间9月20日晚上，震惊了台湾政界，许多政治人物纷纷在深夜于个人脸书、群组上面，细数自己所知道的史明，缅怀史明的一生风范，其中多数是“突然史明”派，多是在史明于2016年鼎力支持蔡英文当选的选举场中，才想要认识这位看起来年老、口齿不清、穿着草率，却有莫名坚强意志的高龄老人。
时间回到1949年，当年才31岁、正被国民党通缉的史明（本名：施朝晖），秘密从日本回到台湾，和几位同志在“草山”（今称：阳明山）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这个秘密部队是台湾独立运动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准备动用武力将蒋家和国民党逐出台湾、实现独立建国梦想，且付诸施行的组织，他们一共将近40个人，史明带领20个，另一位周庆安带领10多个，手中拥有离台日军留下来二战时代的三八式步枪，就这样准备开始独立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台湾人正被逃难到台湾的蒋家政权蹂躏，对于台湾独立运动，根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买到十几把日本人留下来的三八步枪，整个武装基地大概30多人，我带20个，另一个周庆安带10几个，我们的组织全部学习中共的游击谍报战术，我跟周庆安互相不连络，可惜运作2年多，枪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找到，整个瓦解”。谈起当年这段浪漫的武装革命往事，年老的史明眼睛格外发亮。
一位出身于台北士林区的豪门少爷，怎么会去信仰共产主义、而后主张武装台独？史明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曾亲口跟笔者说，“我1942年大学毕业，跑到中国华北去帮中国共产党打日本，亲眼目睹中共残忍屠杀人民的情景，才让我恍然大悟，认清楚这种共产党统治，根本跟帝制独裁没有两样，甚至还要更残暴。”
长年辗转在病褟间的史明，谈起年轻时代的岁月和经历，眼神总是流露出不同的光彩。（陈宗逸／）
他愤恨地回忆，“当时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共有约2亿中国人，共产党没有杀几个日本人，光杀中国人就杀了1,000万，不只杀地主，连农人都杀，比斯大林还残暴！”他亲眼看到，中共党员将人吊起来行刑、虐杀的景象，这让他当时向往中国共产革命的梦想破碎，“人类难道一定要经过这个活地狱，才能进步？”也因为这样，他很早就和中共彻底决裂。
史明说，他从民主主义开始，然后成为信仰社会主义的“进步青年”，主要都是来自1937年到194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代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我所有的思想基础，几乎都是在日本念书的时代确定下来”，也因此，史明至今在自己的书房里面，还搜藏着数量庞大的日文理论教科书。
他说，“就像‘民粹’（Populism）本来是个非常优秀的概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群众中去’的意思，中共元老李大钊还公开推广‘民粹’，认为那是庶民的胜利。结果现在在台湾，‘民粹’变成一种恶意的抹黑字眼，连中共也用这个字来骂台湾民主政治。”
富贵人家出身的少爷史明，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行列，他说是因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自由开放学风，让他学有所成，可是理论和实际上的差异，让他失望，转而探求共产革命的本质。（陈宗逸／）
在台湾武装革命失败后，史明在日本过着几近苦修的生活，完全放弃成家立业的念头，还结扎不婚以示决心。位在日本东京池袋区著名的“新珍味”中华料理店，是史明维持他创办“独台会”收支的唯一经济来源，“新珍味”不只是至今许多台湾人向往朝圣的著名景点，也是史明在日本遥控台湾独立运动的基地。靠着中华料理的收入，史明说，“我们独台会没有像外界募款，没有像任何人伸手要一毛钱”。这种顽固，是台湾招牌林立的独派组织中，相当罕见的特例。
在言谈、书籍中，史明不断引用马克思说的话，在他的概念中，马克思思想是和后世杀人无数的共产政权完全不同的东西。“你看现在世界最富裕、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北欧四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哪个国家不是施行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才是最具有民主精神的制度，这也是我从最起源开始，先写《民主主义》这本书的关键。我希望让一般人知道，社会主义、马克思思想的最核心价值，就是民主。
”史明在日本，经历了惨烈的台独团体斗争。
1947年228事件过后，许多台湾知识精英、富商巨贾都躲避到日本、免受国民党追杀。其中台湾鹿港巨富廖文毅，在日本创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最为风光，几乎当年所有的台独运动人士，都靠拢在其下，对台独革命有无限期待。谁也想不到，廖文毅本人却在1965年，在国民党软硬兼施的手法之下，回台“投降”，这是当年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台独运动，相当致命的打击。
与史明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看廖文毅这些“老派台独”如此屈服威权和贪恋财产，遂在日本另起炉灶，以创办《台湾青年》杂志为基地，重新在日本起头搞台独。当年的史明，也是其中一分子，在日本常常举办示威游行、且常派秘密使者赴台联络，史明得谍报组织能力，获得重用。
但是，这批组织新台独运动团体的年轻学生与学者，因为意识型态的关系，组织内斗开始。由于史明信奉马克思主义，顽固到无法改变，被归类为左派台独。而以王育德、辜宽敏为首的学者学生，则是跟史明意识形态相反的右派台独。史明主张“台湾民族主义”，在斗争激烈的1962年，就完成了以中下阶级史观为主的《台湾人400年史》，此书叙述历史的观点，很类似美国左翼历史家霍华津恩（Howard Zinn）所著的《美国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0），从历史诠释角度的不同，找出革命的力量。
史明最得意的著作，除了长篇回忆录外，就是《台湾人400年史》和《民主主义》二本书，尤其是《民主主义》，他从此著作来探求、解构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的源头。（陈宗逸／）
在白色恐怖猖獗的当年，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地下阅读市场，几乎是年轻人人手一书的热门禁书，阅读这本书，直到1991年5月，还引发了“独台会”案，台湾特务组织闯进新竹清华大学校园，逮捕5位阅读此书的大学生，轰动朝野。
但是，在史明1993年，李登辉采取开明民主政策，许多黑名单纷纷返台的当下，史明却已经享受不到在白色恐怖时代的风光，所有的风光都被较为青壮辈的郭倍宏、李应元等美国台独联盟领导人所吸收。史明回台后，除了用巨额的存款，买下台湾所有台独组织所没有的房地产、以之作为他创办“独台会”的基地外，只能利用定期的街头游行、地下电台的宣传，聊胜于无地施行台独运动，但是时代已经不再停留在他身上。
史明虽然对陈水扁执政有无比的失望，却在早年就跟前副总统吕秀莲建立革命情感，二人私交相当深厚。史明的左派革命和吕秀莲的新女性运动，有某种根枝相连的默契。（陈宗逸／）
史明对陈水扁第一次代表民进党执政，相当的失望，当年还对笔者表明，“我也跟阿扁见过面，也跟他讲过我的想法，他来请教我，听我说话，但是好像虚晃一招，后来再也没有下文。这些政客根本不是在革命，遇到问题就贴膏药急就章，这样国家要怎么治理？”他认为，台湾需要革命，彻底大翻修，未来才有独立自主国家建立的可能，而只有国家独立，民族自觉，史明梦想中的社会福利小国家才会实现，不过这些梦想，随着民进党二度执政，似乎依旧遥远而不可及。
对于自己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事，一直都让自己跟台湾社会显然格格不入，他也相当释然。“从我一九九三年回台湾以后，政坛不管是统派或独派，或者现在蓝或绿，或多或少对我都有误解。统派对我有成见，并不意外。但是很多独派的人对我有成见，却让我失望，至今耿耿于怀。
”他曾说，一些被外界称为“独派大老”者，一谈到史明，就说“他是共产党的”，好像多么万恶不赦？对于“共产党”这三个字，在国民党几十年来的“仇共、恐共”教育下，好像变成一种“原罪”，是个负面的名词。“就好像‘台独’被国民党洗脑成‘台毒’一样，搞到现在连民进党都不敢用台独，不敢讲独立，要搞不同的包装”。“该是一洗外界对‘史明是共产党、是坏人’的印象了”，所以，他用很短的时间写成《民主主义》一书，从“民主主义”开始，让大家慢慢了解什么是民主，又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史明又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这些道理不说清楚不行。
但是，随着晚年的病痛、失智与行动缓慢，史明从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一生的所有坚持，彷佛都变了调。他开始喜欢镁光灯、喜欢跟学生领袖混在一起，也喜欢跟格调完全不同的蔡英文捆绑在一起，史明是蔡英文身边几乎硕果仅存的“激进独派”，但是在旁人眼光来看，史明头脑已经不清楚了，急于交棒给年轻人，也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觉得跟下一代政治人物交好，或许可以为台湾独立运动带来些许曙光。
可惜，蔡英文团体利用史明，宛如利用“吉祥物”一样，在需要独派团体支持的场合，蔡英文总是紧紧抓着史明，甚至在总统府前广场为他祝寿，这对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史明，是多么不堪的矛盾？但是头脑已经不清楚的史明，对这些多余的妆点，似乎也不太在意，甚至也无所谓了。许多较为边缘的独派组织想要接近蔡英文、获取资源，甚至都要利用史明来达成，孤独的晚年，使得这样的情境越是不堪。
如今，台独运动，已经变成台湾选举运动的附加价值，食之无味却又弃之可惜，对于台湾是否独立，总共分为8、9种看法，包括台湾已经独立、台湾尚未独立属于中国、台湾目前为联合国托管、台湾主权属日、台湾主权属美、台湾是不正常国家…等等各派，所有理论、派别激烈斗争，仅想要用其论述，在选举中获得资源与选票、来壮大自己的财库，像史明这样，自己出钱出力、动刀拿枪要拼台湾独立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史明的一生历史，犹如台独运动的闹剧史，闹到最后大家都没戏，仅成一场空。但是，史明年轻时那股纯粹的激昂，却像DNA一样，已经深深殖入下一代“天然独”的年轻人心中，后续如何发展？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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