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面对古城墙，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里这样写到。她的丈夫，建筑大师梁思成和她一样，对北京的城墙有着特殊的崇拜感，认为北京的老城墙是世界建筑的精品。他们曾深深地忧虑过：没有了古城墙，北京这支古老的歌还会那么动人吗？
历史如浮云，一切都是白驹过隙，即便厚重深沉如城墙；往事匆匆，北京城的老城墙成了北京泛黄记忆中的那抹浓彩，保留下来的东南角楼，则成了这些记忆的见证者，静静矗立于老北京内城的东南一隅。
如今，东起北京城东南城角的角楼，一路向西，修起了明城墙遗址公园，早年间的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也归于此。沿着马道登上东南角楼，极目远眺，北京站的车流、崇文门的饭店、东便门的立交桥……尽收眼底。除了当年的角楼遗迹，大殿内的北京城墙城门文化展，幽幽地讲述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往昔。文管所当年保管的许多文物，作为固定展陈也陈列在此，配合着当年内外城的城门模型，一幅幅老北京鲜活的生活画面跃动起来，沿街叫卖声、城门口的驼铃、漕运码头的嘈杂，仿佛不绝于耳。
从高耸的角楼上拾级而下，穿过京奉铁路的券洞，漫步在浓荫小径上，左边的车流，是这座古都年轻的律动；右边的明城墙遗址像位老者，将这一切收于眼底，拥入怀抱，以它博大的胸襟容纳着瞬息万变的新北京，与此同时，也在静默中回忆着往昔的岁月。我回首远望东南角楼，心底默想着：陷入回忆的或许远不止厚重的城墙遗址……
明城墙遗址公园作为文博展览场所，其镇馆之宝非东南角楼本身莫属。北京明城墙东南角楼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垣转角箭楼。箭楼分四面，面向城外的三面，每层都有对外攻击的箭窗。
岁月悠悠，戎马倥偬已不再是北京城这台大戏的主角。当年负责防御的八旗子弟，也已融入寻常百姓中。
如今角楼依然巍峨地矗立于当年的地理位置上。登上石头砌成的64阶高耸石阶，便可来到角楼大殿的入口。明城墙两条马道相对而建，呈倒“八”字形，马道一侧紧贴城墙内壁，另一侧随马道坡度以城砖砌成马道外包皮砖壁，外侧砌马道扶手墙，又称马道女儿墙。马道斜面的土心是以黄土夯实，其上再夯筑一层0.5米的三合土，再上以大城砖垂直立砌成为马道路面，供官兵、战马上下运送武器、弹药、粮草，是角楼出入重要通道，亦是角楼独具特色的建筑组成部分。
与角楼呼应，联手抗敌的攻防设施是墩台。城墙外侧，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突出于城墙主体之外的墩台，俗称“马面”。“马面”上面的建筑叫敌楼，两个墩台之间正好形成一个立体交叉射击区域。也正是弓、弩、箭等古代远射程冷兵器的有效杀伤射程。这样的布局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因此，古人有评论说：“有城无台，亦如无城，是城所以卫人，台又所以卫城也。”
步入角楼大殿，东南角楼内部现在分为两个展出部分，一个是北京红门画廊，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国际上迥异的艺术品展览；另一个归属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展览是《北京城墙城门文化展》。这个展览通过微缩旧京内九外七，一共十六个城门，将早年角楼文管所保管的文物结合各个城门不同功用，展示给新北京的居民们，再现当年北京的旧景。
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北京城的十余座城门中仅存的一座，是老北京城的象征。正阳门是中国明、清两朝都城的正南门，坐落于老北京的中轴线上，俗称前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布局、军事防御、礼仪制度和建筑艺术的形象体现，也是老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正阳门前身称为丽正门，丽正门是元大都的正南门，位置在今天长安街稍南。明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将大都城南城垣向南拓展，丽正门迁到了今天正阳门的位置，明正统四年(1439)改称为正阳门。瓮城包括：城楼及门、箭楼及门、东闸楼及门、西闸楼及门。瓮城十分巨大，呈圆弧形。
历史上正阳门本是一个包括城楼、箭楼、瓮城及庙宇的古代群体建筑，但在朝代更迭和城市建设中，如今仅存城楼、箭楼两座主体建筑，为1906年的遗存。在角楼的微缩景观中，为了展现正阳门当年的恢宏气势，模型特意将整个建筑群完整制作出来，还特别制作了皇家列队通过的场景，整齐的队伍，华丽的场面，将正阳门的恢宏烘托得无与伦比。
从早年的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发展成现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不断地发掘和整理使展品也在不断增加，人们对旧时北京的了解也便越加丰富。
京奉铁路信号所，就是在明城墙遗址公园修建腾退拆迁过程中发现的。它位于崇文门至角楼的中间地带，这座铁路历史遗迹的发现和保留，对于研究20世纪初北京铁路交通史很有价值。
京奉铁路信号所是1901年与前门火车站同年建造，是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完成的。史料记载，它在原京奉铁路从正阳门至东便门车站之间2.8公里的路段上，东便门车站的信号所，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该建筑为砖混结构，它使用的墙砖据有关专家推测是从英国运来的，砖上带有英文缩写字母“P、M、R”，其确切解释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在拆除附近的民房中，共发现近200块这样的砖，现都予以妥善保护。在同步进行的绿化工程中，从信号所的南侧，原来铁路的位置，又发现了路轨与枕木，据考证是当年的遗物，为进一步研究、考证提供了实物依据。
如今，在绿草碧树的掩映下，京奉铁路信号所显得如此宁静，很难与当年指挥铁路交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只有那几段旧时的铁轨和枕木，依然陪伴在它的旁边。
东南角楼在几百年的风雨飘零中历经磨难，屡遭破损。1900年，由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八国组成的侵略军进攻北京城，角楼作为中国军队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据点，在侵略军的炮击中破损严重，京城的清军和义和团的将士们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终京城失守，侵略者登上城墙刻下他们的名字。如今在角楼大殿旁的墙壁上，依然可以找到许多处八国联军刻的字，甚至还有“1900”表明侵略年代的字迹。
如今的北京已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以雄伟瑰丽的身姿屹立在东方，已不再是当年闭关锁国的那座城池。繁华和嘈杂掩藏了它往昔的伤痕，但是，当我伸手触摸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痕迹，心里又不禁被触痛----北京这座都城承载了太多的硝烟与伤痕，而它却以无比坚毅的姿态依然屹立，千年不倒……
前些时日，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通州漕运码头的电视剧，引起了很多观众探究北京运河的兴趣。其实运河不仅是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贯通全国的运输要道。
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的一段。元世祖忽必烈为解决江南漕运抵大都城的问题，命郭守敬为都水监，主持新河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新河工程正式开工。郭守敬首先千方百计地开辟水源，他们从昌平县的白浮村起，沿山麓，按地势向南开凿集水渠，汇集白浮泉、双塔、玉泉等河水入瓮山泊(今昆明湖)。瓮山泊以下利用玉河(南长河)为引水渠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水关入城，注入积水潭，随后郭守敬又主持开凿了积水潭以下的通航河段。
通惠河段从积水潭向东，然后沿皇城东侧南流，出大都城南城墙，再沿金代的金口河故道向东，至通州接北运河。这条新河全长62千米，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建成，忽必烈赐这条新河名通惠河。通惠河的建成，使南来的粮船可直接驶到积水潭，大都城的粮运问题基本解决。
通惠河航运段于明初淤废，其后虽多次修复，但终因水源不足，功效皆不及元时，水闸数目也大为减少。明清两代，因城内故河道圈入皇城之中，漕船遂从东便门外的大通桥为终点码头。故后通惠河仅指东便门外水闸至通州城这段26千米长的河道。
从东便门外漕运码头出土的一个泊船用的大铁锚现在陈列在城墙微缩模型展区内。铁锚上依稀还粘着稀泥土，仿佛昨日还在泊船的码头执行着它的使命。
元朝的北京城，都城及民宅墙体均为土夯而成，没有城砖，上窄下宽。为防止雨水冲刷，千户王庆瑞建议“以苇排编，自下砌上”，就是在墙体上自下往上覆盖苇帘子，外覆苇秆、米糠，再涂上石灰，被称之为“蓑衣墙”。即使最外层的石灰已脱落殆尽，墙身如同穿着蓑衣，形成特别的景观。
现在，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利用声光效果，营造出的一幅风雨大作的背景，景中微缩的和义门，就是后来的西直门。西直门也称“水门”，这是由于北京城内水质不佳，所以明清两代宫廷饮用水都要从西郊玉泉山用车运到城内。玉泉山位于京城西北，从玉泉山进京，西直门是必经之路。
这座合义门也是应用了蓑衣墙的元代城门建筑。雷鸣电闪之中，元代的城墙尽显沧桑与神秘。
在明朝和清朝时期，非常重视对北京城池的保护和修葺工作。城墙上不得任意增开豁口，城楼、箭楼、墙面砖体如果发生破损、塌陷和酥裂起鼓，都要及时进行维修。直至1900年，北京城池仍保持完整。
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英国军队扒开永定门西侧的外城城墙和天坛坛墙，将京奉铁路(京沈铁路)的终点由城外马家堡延伸至天坛内(英军和美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是北京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
1901年，英军又将东便门南的外城东城墙扒开，修建了东便门至通州的铁路支线。
1915 年，袁世凯政府修建的“京师环城铁路”打通东南角楼西侧的城墙，并按中国传统的拱券式门洞修建了火车券洞，另外还拆除了靠近券洞的一座墩台。该火车券洞至今保存完好，是通往北京城东南城角角楼的必经之路，也是京师环城铁路唯一的遗存。券洞高8.2米，宽9.2米，洞深7.4米。火车从外城东便门车站穿过券洞，经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到达西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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