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笔者以为:毛泽东运用“大民主”模式来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是其文革政治运动的外壳(前者)与内核(后者)。

(1)文革运动的社会政治属性与后果。
由中共党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与主导的文革运动,是中国百年共产主义运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称片段。其无疑是史无前例的。一是由执政党和它垄断的政权的最高政治首脑毛泽东自己以“革命”的方式颠覆他自己创建和领导的政权的官僚机构并清算整个官僚阶级。二是这个革命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运动的模式展开与进行。三是毛泽东把这个运动与他之前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民国政府)争夺江山的革命斗争相提并论。
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非但未达到毛泽东的目的,反而走向了反面。主要指:一是毛泽东神话破灭,其中包括毛泽东个人神话的破灭和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二是共产党官僚机构和官僚集团“打江山坐江山”之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和共产党官僚集团虚假的共产主义道德光环下的丑陋灵魂被撕开与暴露。
该运动造就了一个思想上(前期包括组织上)与共产党官僚阶级对立的社会政治性群体(造反派和认可造反派的民众),并与共产党官僚阶级进行抗争。
(2)对共产党建国后的前30年(1949.10-1978年底)的历史阶段分期。
共产党一党专政时期(文革前17年);毛泽东个人独裁时期(1966年.8月-1976.9月死亡日),其中分为文革时期(约3年)、全面镇压时期(约3年)、后文革时期(约5年);华国锋暴政时期(约2年)。
(3)浅析各种文革史观。
文革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的共产党体制内的政治斗争,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化。但它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百年共运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把其从共运史中割裂出来,以维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正确;掩盖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人类反人道的真实和本质,这一点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集团是自觉的;对于体制内外文革史撰稿人,多数是不自觉的;对于一般读者很多是稀里糊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政权主导、控制了话语权,甚至在海外(如在美国)。
(4)黄山归来不看山----推荐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革史》
本文只是概括地就文革历史的常识性问题作一些简要的梳理。对文革历史有兴趣的中青年人,可以去读杨继绳最近出版的《天地翻覆----中国文革史》(90万字)。杨继绳作为出生农家,先后作为清华大学5年级学生和新华社记者经历了文革全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中,杨著给人黄山归来不看山的印象。
一、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1、文革政治运动是3年而非10年。
政治运动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下一个定义:“所谓政治运动,一般而言,是共产党在掌控政权的条件下,为达到某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目的,实现社会改造,在一个时间段内,大规模地调动和组织它的人力物力资源,超越或者摒弃原有的法律或者规则,挑动起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去迫害另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掠夺其财物的社会性行为。” 凡是政治运动至少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依靠对象;模式与手段。不同的政治运动间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差别罢了。
毛泽东发动与操控的文革政治运动,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名称是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确定下来的。之前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以此,反映毛泽东要与苏联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及之后的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模式划清界限;与西欧、北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划清界限、同时也是对第二国际领袖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 以此凸显他首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按照构成政治运动的三个要素,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运动是3年,即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或者1968年底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即《五、一六通知》出笼至中共“九大”前。我在多年前有一篇小文章,从文革政治运动三个构成要素与特征来论证的三年文革说的。一是毛泽东发动运动的目的(打到刘少奇为头目的党内政治对立面,即走资派。抛弃并摧毁自1949年开始经过17年建立巩固完善起来的共产党各级党政机构,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的党政机构)。二是依靠的阶级队伍或者叫政治力量(造反派),形式是造反派群众性组织。三是采取“大民主”的斗争模式。到1969年的“九大”前夕,已经达到或者说完成了“目的”。依靠的阶级力量基本上被抛弃,群众造反组织已经被解散,成员群体被肢解(如中学生群体被整到农村当农民-如林立果说是变相劳改。大学生被下放去军队农场劳动、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只有学医的专业对口。上面算还好的。还有大批的人受政治迫害,如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在组织上土崩瓦解。(3)进行运动的大民主模式也不复存在。所以说,文革是三年。
秋后算账全面镇压时期(1969年九大后-1971年9.13林彪事件 )。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共产党新,旧权贵对国民中的各个阶层秋后算账残酷镇压时期,鉴于此时期军人担任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企事业单位也多派驻军宣队(全称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类似军管),主导者主要是共产党军事官僚集团;依靠的主要是文革中未被打倒的旧官僚和文革前的政治红人。具体内容包括清查5.16集团(范围主要是高校学生)、清理阶级队伍(类似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与肃反运动)、一打三反(类似镇反运动)及地区性的反民族分裂势力等内容,在理论宣传上强调反无政府主义与极左思潮。其目的是恢复到文革前的社会政治构架和政治高压。
毛泽东搞兔死狗烹,北京高校文革史问题撰写者认为发端于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标志着文革群众运动的衰败和群众组织的终结・・・・・・。” 由此,一种观点认为文革运动结束于1968年下半年。鉴于全国各个地区政治运动进程的阶段的时间差异性与交通、通讯原因造成的各地方毛泽东指示的传达、执行的滞后,把文革结束时间定在1969年上半年也是合理的。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导致文革运动后实行全面镇压的政治逻辑丧失,但镇压运动的结束时间滞后到年底。如果没有9.13林彪事件,那一场全面镇压还会继续、深入下去,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监狱更加人满为患・・・・・・。
后文革时期。1972年-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政变。 政治特征是:林彪事件颠覆了毛泽东个人神话,文革理论和实践破产,对造反派秋后算账和对民众(包括黑五类)的残暴镇压运动中断,极端政策及恶果陆续纠正(叫“落实政策”)。但毛泽东文革理论和部分政治成果保留了下来。政治构架与权力分配实际上回归文革前,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集团整体上复出,造反派在地方权力机构中完全沦为陪衬。造反派组织虽然早不复存在但在思想上连结紧密,思想派别还存在。可以看成毛泽东和官僚集团达成一种和解,政治妥协。吴思先生用固定的三层结构模型和可变三角形模型来解释文革前17年和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的10年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官僚集团、老百姓等三者之间不同的政治地位关系及其变化,是很形象的。
华国锋暴政时期(1976.10.6-1978年)。华国锋本是旧官僚,17年的红人。同时也是文革的受惠者,既得利益者。结果也是文革理论和文革成果的颠覆者。犹如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是从右的政治立场否定斯大林个人,否定斯大林主义,借用毛泽东的政治术语,叫搞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他是共产主义阵营实行政治改革的第一人,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华国锋搞政变是宫廷内斗,争权夺利,组织清洗,是共产党内的帮派斗争。非但不否定毛泽东,反而采取凶狠的手段搞阶级斗争,镇压政治反对派,同时大整老百姓。有人把华国锋政变抓捕四人帮说成是历史转折,实际只是邓小平一伙旧官僚个人命运的转折。与1979年后的所谓改革,即部分非毛化运动没有政治上的因果关系。在政治上华国锋推崇的是1966年前(共产党建政前17年)的专政模式。华国锋要恢复文革前的政治权力结构:由他替代最高统治者独裁者毛泽东,以下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构成的官僚集团,最底层的民众,三个社会层级。在底层民众群体中,任然按照“阶级成分”和政治身份确定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社会政治地位。华国锋人格上也卑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的文革,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自欺欺人。他在台上实际掌权两年多时间,他采取的整人手段是土改、镇反、反右・・・・・・和文革运动整人的模式的综合,非常残酷。与文革不同的只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对造反派秋后算账,如还乡团,要在组织上,特别是思想上摧毁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派别。两年中把逃过毛泽东杀害的人都杀了,如在江西杀李九莲杀钟海源并活摘器官。在农村,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割农民“资本主义尾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浮夸、一平二调和瞎指挥风死灰复燃。制造了大量的冤狱。华国锋就是一个变形的小毛泽东。正是他两个凡是政治逻辑上的混乱和他个人在党内高层权斗中政治性格的软弱导致他最终失败。其实华的文化和工作能力远远高于习近平。中共党内权斗,除实力外,还在于谁更狠更邪。
该时期华国锋并未构建起个人独裁的体制,也属于共产党一党专政时期。
2、文革政治运动----毛泽东搞的一场政治恶作剧
这几十年来“文革研究”很热络。不少人还成为了大佬级别的学者专家,包括体制内外、华人洋人,名利双收。其实,对文革历史主要在史料收集、整理、解读与编写的问题。
(1)为什么说文革是毛泽东搞的一场“政治恶作剧”?这必须先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众说纷纭。尽管其说不一,但是各种说法当中,都有一个共同说法,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是各种说法中的交集,共同处。其实毛泽东自己也多次明确这样说过并写入共产党的文件中的。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可说易如反掌,第一,他是党的最高政治领袖(开会要他同意、发文要他画圈)。第二,他是最高意识形态权威和社会偶像,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个人崇拜盛行,具体内容是三忠于四无限,在延安就开始喊万岁。从1960年开始,林彪在军队系统大搞造神运动。党内意识形态权威陈伯达说:对毛泽东的崇拜、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第三,他控制了军权,文革开始后,还规定调动一个连要经过军委批准。第四,还有中南海警卫师的控制权,警卫师掌控中央高层所有人的行踪和人身安全。所以他要扳倒刘少奇易如反掌,就像之前扳倒王明、高岗、彭德怀等人一样。既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操纵会议多数)也可以发动宫廷政变的方式。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推翻国民党政权打倒蒋介石的革命手段。
毛泽东自己是这样定性他的文革的:文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我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第二件事是发动了文革・・・・・・。
和国民党斗争,毛泽东采用军事叛乱武装斗争,花费20几年,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打败了国民党,赶跑了蒋介石,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有三大战役。
和资产阶级斗争,指的是1949年建国后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土地改革(包括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之后的一化三改造、反右派等运动。也是杀人、抓人、斗人、整人无数。
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按照刘少奇和他老婆王光美的策划和下的定义:・・・・・・是相当于土改运动。是第二次土改。
文革也确实如毛泽东所言,运动过程中不仅夫妻吵架,父子反目,同事成仇,学生斗争老师等。还发生大屠杀。大家知道的有1966年夏天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屠杀。1968年发生在湖南部分地区和广西全省的大屠杀,骇人听闻。全国各地的武斗,真枪实弹,淮海战役国共两军投入的总兵力合计也有100万人。文革中的武斗合并起来总的规模也不亚于淮海战役。
在经济上,工厂停产、商店关门、运输瘫痪。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连牙膏、肥皂都买不到。
毛泽东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很讲究战术的,其核心思想就是花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平解放北平。还有和平解放新疆等。不论从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考量,完全没有必要采取文革模式。但是他不走捷径,偏要选择最费力气最费代价最劳神丧财的办法。同时在运动发动的初期,还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隐瞒起来,把群众和下层官员蒙在鼓里,使得他们在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旧官僚集团)、保卫红色江山(共产党各级官僚机构)的愿望中,相互争斗,你死我活,甚至付出了生死代价后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被毛泽东愚弄了。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玩弄于股掌。
所以说,文革模式是毛泽东策划与玩弄的一场政治恶作剧,破天荒的。
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整人的套路是很熟悉的,他们都是搞运动整人害人的老手。据说1966年年底和1967年年初,文革如火如荼。刘少奇见大势已去,面见毛泽东请求辞去党内外职务,解甲归田携妻儿回湖南老家。以此换取毛泽东停止“大民主”模式,避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毛泽东没有同意刘少奇辞官回家耕田的请求。犹如在土改运动中一些地主主动献田,为免于受皮肉之苦,但共产党是不允许的,这样,斗争就没有对象了。就和平土改了。1956年“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高调肯定共产党暴力血腥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对”一化三改造顺利进行的推动意义。文革模式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针对刘少奇搞的恶作剧。非要把宫廷政变可以解决的问题搞成暴力革命,暴力夺权。据说刘少奇死的非常凄惨。从平民角度,更应该关注死难的老百姓。多年来,“学者”们出版的文革史书,多专注于共产党高层权斗。以“文革派”或者“抵制文革派”划分政治正确与否。有的是御用文人,有的主要为了博眼球,捞几个车马费。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咸鱼翻身?从主观上说,就是他见风使舵,完全不要人格,像狗一样从狗洞里爬进爬出,会写检讨认错书。会反戈一击,会落井下石,会给得势者表忠心。他个子矮,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和他从小烟酒茶牌样样都来,痞子性格有关。不像刘少奇一副正人君子死要面子。刘少奇接受清末、民初社会乡村传统文化多一些。邓小平出生民国初年,16岁出国后在工厂打工,后去莫斯科受训,从小习得一副痞子性格。
从另一个角度说,毛泽东在策划政治剧本,导演社会运动的宏观战略上,确实是大手笔。体现了他(二分之一)的蒙古草原民族后裔 血统中潜在的豪放性格,如他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把他目空一切,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把这种性格用于政治斗争中,蓄意设计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亿万人民推卷入阶级斗争漩涡中。其中一些人,完全疯狂,流血流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为一个共产主义图腾,为一个精神领袖去献身。当年重庆造反派有一句口号叫: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了理想与正义的化身超过了宗教狂热。他们把自己的美好愿望,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天真地寄附于毛泽东。这部分群体主要是青少年知识阶层,主体是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深信毛泽东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见文革中林彪、陈伯达的讲话及官方出版物话语)。我要强调的是:发生文革,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神话、社会矛盾(包括党内矛盾)、领袖人物(毛泽东)等,这些要素一个也不能少。因此,文革是不可复制的。文革不可能在中国重演。
毛泽东早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但可悲的是今天有人还在为他的共产主义运动点赞,为他的罪恶辩护,涂脂抹粉。
共产主义运动至少造成中国一亿以上的人口死于非命,包括战死的、枪毙的、关死的、斗死的、饿死的、自杀的・・・・・・。其中1959-1962年4年特大饥荒饿死多少人,根据颜智华调查分析,大概饿死7500万至1亿2千5百万。活下来的老百姓们之后也还继续饿肚子直到1979年后。整个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都缺吃少穿,一贫如洗。只就文革期间而言,死了多少人,其说不一,传说叶剑英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说非正常死亡2000万人的数字不大可信。有人分析,认为非正常死亡200万人的数字应该是接近真实的。受牵连的上亿人口。文革中,毛泽东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人民群众就像他锅中的煎饼,被翻来覆去煎烙,即使不死,精神也被严重摧残。
毛泽东就是一个极端的妄想狂、欲望狂、贪恋狂、控制狂、虐待狂、迫害狂、杀人狂。这也是他,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从1927年上井冈山落草为寇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特别是中共建国后,共产党使用掌握,控制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打造出“毛泽东思想”这门“学问”,是造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造神运动随着文革开始达到高潮。从1971年开始降温,源于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林彪的矛盾在党内最高层公开化。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特地邀请美国“白左”记者斯诺进中南海谈话,公开表示对林彪使用“四个伟大”拍他马屁的作法不满。 毛企图使用“出口转内销”的新闻传播方式打击林彪。过河拆桥是毛泽东惯用的伎俩。殊不知8个月后,林彪以“玉碎瓦全”方式回击,如核弹爆炸一般毁灭了毛泽东政治神话。林彪事件是毛泽东的滑铁卢。也是林彪一生中做的唯一一件“善事”。笔者有一位比自己大10岁的同行,文革时是一名远离县城的山区小学教师,1971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数千人集中在县城参加“一打三反”运动,被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林彪事件大半年后获得平反。否则会把牢底座穿。一位叫蒋宗仁的中学教师,是笔者读中学时老师,也在这次运动中被批判,起因是有人揭发其曾经说过:我(姓名)是蒋介石的头,李宗仁的身。林彪事件后组织上给他赔礼道歉,李老师当众扇了上一年搞运动整人的县教育局负责人两耳光。获得一片叫好声。
《毛选》五卷,实际是由“编辑委员会”的秀才们修修补补,用政府财力打造出来的东西。中心思想就是谋权掠财,整人害人。1990年代后,在高校中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从国库支取经费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这些折腾解决了不少读书人的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一大批学士、博士、教授。包括洋人。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初期(1966年7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斤两轻重”内心中是很明白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更早一点的1965年初,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于斯诺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就不以为然。
毛泽东神话,一是苏共孕育抚养;二是孙中山引狼入室;更主要是蒋介石妇人之仁(蒋介石有多次机会杀掉毛泽东,剿灭红军和八路军);加上二战结束后美国白左出卖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战略错误等成全的。把上述原因无疑都是上天送给毛泽东一个一个的馅饼,但毛泽东最看中的是日本侵华这个机遇,没有日本侵华,所有馅饼的作用相加都等于零。毛泽东对日寇感恩戴德。 毛泽东(共产党)获取的江山,三分是他打的,七分是苏共、日寇、老蒋及美国人送的。主要是老蒋“送”的。如果说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有取胜的必然性因素;则官渡之战曹操获胜完全是偶然。毛泽东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他坐江山的偶然性。
其实从1956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开始,毛泽东就预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结局了。之后他的所有拼搏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罢了。但他邪恶之处在于:挟持和绑架亿万中国民众为共产主义陪葬,为他老毛送终。
(2)文革政治运动与之前的政治运动本质上的差异。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它把之前的几十年所有政治运动的特征、模式都浓缩于几年的文革运动中,可以说,凡是经历了文革运动全过程的人,犹如从时空上穿越过了共产党历史上的所有政治的军事的运动。理解或者解读的难点在于它和之前的运动的具体不同点在于:
一是毛泽东摧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共产党建国17年(或者说建党39年)打造起来的政权机构和培养起来的官僚集团。二是同时也否定了它自己安邦立国的经典意识形态(原教旨共产党意识形态)。这究竟是为哪般?
先谈摧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共产党经过17年(或者说39年)打造起来的政权机构和培养起来的官僚集团。所谓摧毁,就是用“大民主”模式,揪斗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里的一帮大佬、揪斗省委、地委、县委的书记们(包括校长、院长、厂长等)。冲击占领党政机关。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各级共产党政权搞瘫痪,最后夺权取而代之的准暴力模式。所谓准暴力,就是不允许杀人。
再谈:否定了它自己安邦立国的经典意识形态。
首先是把共产党组织实体和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抽象化。之前的概念是共产党是由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甚至包括普通党员)组成的整体,每一个成员都代表党,反官员就是反党。这个概念被置换为:毛泽东个人才是党的化身,才能代表党。党内一直存在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分野和斗争。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已经被这些人篡夺了,对人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夺回这些权力。所谓造反有理。这个理论的建立是从“九评” 开始的,是理论务虚。把这个理论落实到文革中,实际是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的直到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完成。之前毛泽东只是把这场党内矛盾斗争通报至县团级干部。为发动群众,毛泽东不得不向群众公开,挑明。于是,运动从开初的文化批判转向为政治批判,批判自刘少奇以下的共产党各级党委和书记・・・・・・。由揪斗阶级敌人转为揪斗省委、地委、县委・・・・・・书记。四川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砸烂省市委彻底闹革命。包括砸烂公、检、法机关。完全颠覆了共产党经典意识形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生了理论危机,信仰危机,17年的共产党官僚机构和官僚们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得有理由,如“打江山坐江山”这只是停留在丛林法则层面的草寇意识。古代不论是封建制还是皇权专制,都要搞一个君权神受的“天道”,坐天下者是奉天承运。造反者反皇上反朝廷,举旗揭竿时候得假借“鱼腹丹书”、“石人一只眼” 一类的“天意”,即政治合法性。共产党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就算是它的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哲学基础。列宁搞出个“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一党专政)”理论,是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如果说马氏共产主义与乌托邦有某种联系;则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纯粹的恐怖主义,中共建国后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把“科学共产主义”和康有为杜撰的“大同社会”, 和西方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搅和起来,欺骗了中国三、四代人中的很多读书人。前几天还看到有一个跑到美国来的人写了一篇长文,还在宣扬他从政治课本中获取的上述谎言。
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们要的东西。毛泽东的文革,把他和他的党打造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官僚机构妄断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专政,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群众造反就合法合理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阶级反对的就是毛泽东这个文革理论和根据这个理论所实践的文革运动;他们赞成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他专你的政,共产党官僚阶级专人民群众的政。他们否定文革只限于否定群众造他们的反这个方面。邓氏文革史只讲他们被造反,不讲他们为什么被群众造反。
对于毛泽东为何把17年共产党专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后面段落中讲。
三是毛泽东文革采用的模式具有历史颠覆性。
(1)一是开展政治运动依靠的阶级力量问题。以前的运动,如土改,依靠谁啊?贫下中农。目的就是要掠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方式,是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暴力土改,不但要掠夺你的土地与财物,还要你的命。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打家劫舍是只要财物不要人命的,留下买路钱,放你走人。但土改运动不是这样。据统计数据,土改运动杀了70-80万阶级敌人,官方数据。但实际上是杀了200万人以上。1957年反右运动,在城市里的党政机关、文化教育等单位搞的,依靠党团员、单位上领导的红人,政治上、生产上、工作中的积极分子,红五类。领导运动的就是机关单位的党委书记。上面是插叙,继续谈文革。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依靠力量就不是贫下中农,党团员,不是之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而是依靠人民群众,依靠老百姓,依靠老百姓中那一部分人呢?造反派。这些造反派中,不少人在文革运动的初期或者文革之前,或者被共产党官僚整过,受过迫害;或是受到排斥、冷漠、不受重用,不得宠;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是看不惯共产党官僚的官僚主义作风。当然也有原本是领导的红人,也起来造反的。当时保皇派散布一个舆论,说:17年的红人靠边站,17年受压的要掌权。从共产党建国到1966年文革开始刚好17年。
(2)二是模式。毛泽东采取什么模式呢?“大民主。”远远突破了“四大”的框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大串联,大批(揪)斗、大冲击(党政机关)・・・・・・。毛泽东还破天荒的打破共产党的禁忌,鼓动老百姓自由结社建立政治组织。不需要经过党委、政府审批的。也不用去民政局登记备案。从共产党建国到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17年中,共产党是禁止民间结社的。凡是经常一起吃饭喝茶、谈天说地、来往过密者都有被打成反党政治小集团,反革命集团之虞。既然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些组织除尊毛泽东“四个伟大”外,就无法无天了。同时“大民主”这种文革模式,还由国家财政提供必需的物资保障。而且单位还必须给这些组织提供方便,纸张、笔墨、场所、交通工具、广播设备等。各个大城市都成立接待站,给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们提供饮食、住宿。造反有理的口号和行动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大城市扩散到小城市,由学校扩散到工厂。最后由城市蔓延到农村。“大民主”模式,是毛泽东鼓动起来的并希望看到的。最后是大夺权。改朝换代。
对于这种大民主,也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官方的,否定的,老百姓贴大字报的权利也在1982年被中共官方以修改宪法的形式予以剥夺了。第二种是肯定的,认为人民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等自由。文革中民间办报有印刷厂铅版印刷,有手工刻蜡纸油墨印的。舆论工具主要形式还是大字报(包括传单),其次是有线广播站。第三种观点也是否定“四大”这种形式的,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由是假的,是受毛泽东利用并操控的,是限制在毛泽东思想范围内的。只是政治派性斗争的工具。搞乱了社会。这种观点在体制内外的学者中占主流。
对于体制内外学者中占主流的上面的第三种观点,笔者得进行简要的辨析:首先“大民主”本身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文革中,斗争的双方都曾在运用。官僚阶级以此整老百姓;老百姓为何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当然这不合乎“和、理、非”原则。须知,受迫害的老百姓面对的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政府委派的印度总督,而是攥紧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抓你杀你没商量的共产党官僚。还在19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左联”舵主鲁迅,就嘲讽过“甘地的把戏,倘使不选择地方,就归于失败”。
毛泽东运用“大民主”模式来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是文革政治运动的外壳与内核。毛泽东无异于玩火。老百姓借毛泽东的火把,火烧压迫了他们17年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何错之有?毛泽东火烧官僚的目的是要变共产党一党专政为个人独裁;代表老百姓利益诉求的造反派火烧官僚的目的是维护和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没有经历过文革前共产党压迫,在文革中又没有造官僚阶级反的“学者”是很难读懂文革历史的。杨继绳先生写就的文革史能够堪称大作,除两者皆备外同时还具备不可缺少的其它多项功底。
文革作为政治运动,它与之前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比较,目的、采取的形式,依靠的力量是完全不同了。颠倒过来了。
二、浅析各种文革史观
所谓文革史观,就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社会价值标准来叙述文革,编写文革历史(包括在浩瀚庞杂的史料中如何取舍;在立体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社会历史过程进程中如何选取、提取、截取其中最有代表性;典型性;最能反映普遍性倾向性的若干“线条”、“片段”、“截面”・・・・・・)。评判它的对与错,是与非,肯定还是否定等问题。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杨继绳先生的观念非常好,对笔者启发很大。他说:“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杨继绳说是丁冬先生最先提出来的观点)我要把杨说的话语从文字上展开,就是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的高度,用现代政治文明、普世价值作为标准,来叙述文革研究文革反思文革。我完全赞同杨继绳先生这一文革史观。树立上述文革史观的前提,是摒弃唯物史观。
在上述价值原则基础上,我还要补充两条在文革研究中判断是非的标准:
即四个“是否”。
(1)是否动摇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经典意识形态);
(2)是否动摇了共产党政权(各级官僚机构)的统治。
(3)是否有助于思想解放;
(4)是否松弛了共产党的社会控制、扩展了人民群众的活动空间、改善生存状况。在林彪事件后,也就是后文革时期正式确立时期,社会氛围确实宽松许多。
若干不同的文革史观:
邓氏文革史观。中共在1981年11届6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叫《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继1945年中共“七大”上通过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后的第二个“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其中对文革做了结论。它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文革史观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官僚集团的文革史观。(邓氏文革史观)
与之相反,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文革史观,在理论基础上源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我先对造反派这个词汇做一个解释。造反派,是文革中对起来造反的所有个人和群众组织的总称。其中政治上有左、中、右之分。我在这指的造反派是指当时相应毛泽东号令,追随中央文革,起来冲击共产党在执政17年时间中构建起来的党、政官僚机构,造官僚集团的反的这个政治群体,这个政治派别。这个派别是矛头向上,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如果用文革前的话来说,这些人就是右派翻天,是右派。而与造反派相对立的是保皇派(保守派),他们主要倾向性是矛头向下,跟随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指挥,整群众(包括运动初期破“四旧”,打杀黑五类,为工作组充当打手整人等)。之后又为保卫共产党各级官僚机构,与造反派之间是生死对头。至于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文革运动中搞打砸抢的群体,是泛化的造反派,不是单纯从政治角度指称的造反派。文革中,就下层群众而言,政治思想上主要就这两个派别。文革史叙事中所谓造反派,政治上是反共产党官僚阶级的。这个官僚阶级在当时的文革理论话语中,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造反派文革史观是从正面来肯定文革。还要补充一点,现在的文革研究中对造反派的定义五花八门,如把在当年全国著名的某个造反派领袖的立场、观点、作风与行为或者事后的反思作为定义那个历史社会阶段这个阶层的政治性质、社会取向、价值观念甚至人格道德等,则类似缘木求鱼,以偏概全。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当年造反派并无一个全国统一的组织,更无统一的领袖。就地区而言,跨行业或者同行业的组织都只是非常松散的。组织紧密者多是同一个单位的人而已。这就决定了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文化层面,价值取向,造反因由,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纷繁与巨大的差异。不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抽象,相互间是很难进行交流的。
第三种观点,即两种文革论,认为文革运动期间,存在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群众的文革。这两个文革互相交织,互相利用。毛泽东的文革为造反派的文革提供了政治平台;当然造反派也受毛泽东利用,是毛泽东政治运作中的“鹰犬”。两种文革论认为毛泽东的文革是要否定的,人民文革是要肯定的。两个文革论,据说最早是王希哲和郑义先生提出来的。实质上,“人民文革”的内容就是造反派的文革实践的过程,包括认识过程,觉悟过程,从盲目趋向比较理性的过程。
按照上述三种文革史观撰写文革历史,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文革历史现象,还应该辅助以9条线索。这在后面讲。
对文革历史的叙述与解读其实并非很难的事情。
文革有人认为撰写文革史书,评价文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不困难的事情。认为困难者,说是因为经历过文革的人还没有死亡,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像我笔者这一代人,可以视为经历文革的那一代人中相对年轻的一个层级,当时是中学生,在省城成都读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相当于高中。从笔者浏览过的叙述文革历史的书或者文章,文革时候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所写出来的东西的高下有明显差别。当年的小学生就不算经历过文革政治运动。用文学评论的语言来说,就是“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著名剧本《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大家都看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看了之后,每个人可能归纳出来的主题是不一样的,五花八门的,观感是千差万别的。对文革的评价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观点一致那才是不正常的。对文革的评价相对于对文革以前的运动的评价,它还有一个特别困难之处。比如文革前的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反右、反右倾、四清等运动,这些都是在共产党事先策划好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派出工作队直接指挥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的,全国一盘棋,一个样。是非常有秩序的。特点是矛头向下整群众整老百姓。就是共产党官僚集团整老百姓。
经历过文革并卷入政治斗争旋涡的人撰写文革史才具有先天的优势,关键是作者的经历是否具有代表性,视野是否开阔,掌握史料全面的程度,能力是否具备,即是否具备文革史“大家”的素养。
比如说,我浏览过体制内党史机构里的专家编纂的包括文革专题史在内的建国后党史国史,所写的书中资料不可说不丰富,但是口径大都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一致,姓邓。其中如香港中文大学某机构组织编写的一套《国史》,其中的一本文革专题史,不论从书中罗列的史料到观点到文笔都完全不敢恭维。其与杨继绳先生的文革史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差距都不能用档次这个量词来说了。
更多的是个人对文革经历的回忆录。这类文章主要是史料价值宝贵。
也有不乏真知灼见的上乘作品,内容大都是叙述文革期间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分析。或者属于全国性的某一重大事件的叙述与分析,如《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
三、对文革认识、定性上的差异性的社会学、政治学因素
1、就政治运动而言,参与或者卷入其中的人,由于所处的政治阶层与社会地位(红五类、黑五类、官员、教授、底层)、家庭状况、个人职业(干部、群众、工人-产业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商业职工、街道作坊工人、农民、学生、),所在的地区(城乡);特别是个人遭遇和命运等的不同,决定他对文革的描述及解读上的差异。
2、视野和认识水平的差别。
文革是一场在7亿人口的中国进行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几乎全民参与;且不像共产党之前的运动那样是由共产党组织从上而下,事先经过比较充分的设计,有组织有计划的,由工作队的严格控制指挥的,整齐划一的进行的。各个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可以窥一斑知全豹。但是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杨继绳)“。何况文革在不同的地区它的时间阶段发展是不平衡的,也就是有“时差”,在激烈的程度上差异也非常大。在内容上也有完全,不完全之分。只是用个人的经历、甚至是一些街谈巷议来定义文革,犹如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只是全面中的片面,只是局部真实。
那如何才能得出比较接近真实真相的全面的不是片面的评价和结论呢?
我以为:一是要尽可能了解文革的全部历史,全部真相。这是了解文革,解读文革的首要前提。哈佛大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写了一部研究文革起源的书,从1957年写起,我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架子上拿下了翻阅了一下,根本看不下去。没有什么可读性。什么教授专家,这些头衔都是虚的。凭翻阅人民日报或者一些共产党历史档案文字就能撰写文革史,成为专家?在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剖析,对共产党历史罪恶真实的撰写、解读,西方所谓的学者多是隔岸观火,雾中看花,望文生义;评论也是隔靴搔痒,想当然。能够像卡尔.考茨基在100年前就看穿了共产主义的恐怖主义本质,同时也从人文道德价值观上认可考茨基观点的西方共产主义研究学者很少。不少人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曲解共产主义为“乌托邦”主义,臆想共产党领袖为“理想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宣扬“当代人不撰写当代史“,宣扬对历史现象采取“中性、客观、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片面的治史观点。也有一些人把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概念、术语,研究方法等生搬硬套塞进自己的文革研究文章中;或者把原本如同“素描”一样清晰、真实的历史图画给套上用西方社会学辞藻制作的外套,除孤芳自赏外,不知他们的读者是谁?
特别要提及的是,现在某些人热衷沿用上个世纪50年代前西方政治学者构建的“集权主义”这个概念来解释共产党专政下的社会形态。须知,大半个世纪前由西方学究编织的这个“套子”是根本装不下共产党社会形态这个庞大而怪兽的身体的。
笔者来美国后还发现,不少人根本不是从事历史、共产党史学科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博士、教授、学者们,谈论共产党历史及共产党历史上的各项政治运动,都以权威的口吻夸夸其谈・・・・・・,毫无自知之明。其中多数人连基本常识都是稀里糊涂的。
写文革史只有中国人才担当得起这个历史责任。最好由文革一代人中的胜任者自己完成。道理我就不细说了。我在此再次推荐杨继绳先生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是至今写得最全面,最细致,最真实的一部文革通史。该书把文革时间定为10年,即包罗了文革三年和之后的7年。杨继绳的10年文革史的分期并不影响他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作为价值判断撰写文革时期、全面镇压时期和后文革时期三个不同政治时期的历史过程。同时作者还在书的第一章中简要介绍了文革前17年共产党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特征和历次政治运动与社会基本矛盾;第二章记录了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前所作的舆论宣传和组织清洗工作。最后一章还写了毛泽东文革失败后,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共产党官僚集团(邓小平为代表)获取的政治、经济等特权并由他们决定了中国自1979年后的政治走向。这部书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共产党建政后,前30多年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的乱象;习近平上台8年社会政治倒退的政治历史根源与如何定性这8年政治模式之本质?答案都可以在这本书中寻求参考。我建议凡是有兴趣的朋友如果希望较全面真实了解文革以及它发生的原因,了解1979-1989年中国非毛化(有人称作“民主运动”)的源头,可以先读一下这本书。还推荐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后一本书详细叙述了中共党内外改革派与四项基本原则派(邓派)的斗争。从上述两部书所述历史过程,可以得出结论:把邓小平视为中国1979年开始搞改革,即部分非毛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和标志性代表是完全失实的。以农村三自一包为开端的非毛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全不是邓小平搞的,贪天功为己有。政治上,邓小平一直是打压民主运动的铁腕人物,甚至死卡住几个“右派分子”不予平反,以作为维持1957年反右运动政治正确的物证。八九.六四后30年的中国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道德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生态环境崩溃,源头都可以追索到邓小平这个所谓“总设计师”的政治取向上。解读文革,应该建立在全面而非片面、真实而非虚假的论据基础上。
四、官方对文革的定义和评价----极端政治利己主义的谎言
所谓官方,即邓氏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反对政治改革的那批元老,“四个坚持”派。
如果说群众根据个人经历和感受对文革的认识和结论是具有局部真实性的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是没有政治恶意的。但是官方的结论就纯粹是出于政治利己主义,是恶意的。因此它与个人的对文革的片面认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看:中共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出笼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共产党历史上,成王败寇,没有正义可言。斗争双方,谁胜了赢了,谁就是革命的,对方就是反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成了罪与非罪,善与恶的代名词。文中所谓“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指的是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这一论断它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杨继绳《文革史
》
这个《决议》中还有一个非常可笑的文字游戏。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看它是如何玩的: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意思是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不包含他的错误思想。这个文字游戏玩得很荒唐,据说是共产党的笔杆子,理论家邓力群和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意思,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修改后写成的。在决议起草期间,共产党中央把全国4千高级干部集中北京,畅所欲言,讨论决议草稿,发表对毛泽东的评价。压倒性意见是全盘否定自1953年后的毛泽东。具体是否定自1953年开始搞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和历次政治运动。还否定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否定毛泽东比1956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还要前进一步。但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搞出一个文字游戏。邓小平们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包含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只包含其正确思想;还包含他邓小平在内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D�D毛泽东思想。”下面一段《决议》中的文字,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对毛泽东的感恩之情的真实流露:“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显然,《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特别是共产党1949年前进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打江山的(28年)历史中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来肯定毛泽东。没有毛泽东这个红老大牵头,共产党是没有打下江山的可能性的。邓小平在文革中也就靠边站6年半而已,照常享受高级干部生活待遇。邓小平在建国后也是毛泽东的红人。土改运动他在西南几个省大肆屠杀地主和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对农民和其他阶层强征暴敛。在党内拱倒高岗当上总书记。反右运动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是双手沾满中国国民鲜血的大屠夫,共产党血债帮大头目之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亏待过他们而去否定毛泽东的。跟随了毛泽东,这批人才从落魄青年,失业书生,城市或者农村游民等社会政治底层成长为驰骋疆场的将军,成为共产党中国的顶层权贵,凌驾亿万国民头上作威作福,生杀予夺。还挣大钱取美女。林彪把共产党人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归纳为两句话:“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权力欲望是更高层次的人欲。
我记得1981年讨论《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我的一个同事是体育教师,说,既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不包括毛错误的思想,那为什么还叫毛泽东思想而不取名叫其它什么思想呢?这个决议完全不顾及语言上的形式逻辑规则。邓小平在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中说:你讲自由,本来是集体休息时间,我要唱歌,这行吗?小邓故意把政治领域中的自由概念混同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一是暴露他文化低,二是蛮不讲理胡扯蛋。邓小平的文化实际和习近平差不多。共产党历史上高学历的人斗不过低学历的人,理性斗不过蛮横,这是一个吊诡现象。江泽民、胡锦涛都重复了1千几百年前唐朝宰相长孙无忌的选人错误。毛泽东也犯此错误,落得尸骨未寒爱妻就被抓捕。外表老实的人,多是不老实心怀鬼胎的人。
把毛泽东错误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既违背历史真实,也难以说服人。(杨继绳)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否定斯大林。毛泽东认为是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合法性的旗帜和一党专政的刀子,邓小平是绝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丢掉的。赫鲁晓夫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不属于苏共中的血债帮。邓小平则不然。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还有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血债帮,非常清楚否定毛泽东这面旗帜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他们的祖坟会被人挖的,挫骨杨灰。
五、对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史解读与“研究”中的几个误区
1、共产主义是乌托邦。15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一部小说,名叫《乌托邦》。在大西洋一个叫乌托邦的小岛上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经济上土地公有,人尽所能,公平分配。政治上民主,定期选举产生官员。社会道德高尚。社会和谐。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早期理念,实际是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发端。
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特征是:打着社会公有制招牌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共产党官僚集团所有制;劳动产品分配方案由共产党官僚集团制定,极端不公平。以挂无产阶级专政之名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代替民主选举。以所谓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实行恐怖主义统治,汉语中传统的词汇叫暴政。但中国2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中出现的暴政时期,其经济形态仍然是财产私有制度且国民有“自由劳动”的自由、生产要素自由组合;而共产党暴政是名义上的公有制实际上的党有制。同时皇权制度下,官僚机构的统治效率远远不及共产党专政严密,它存在一个民间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制)消弭了民间社会存在的空间,实际是一个牢笼社会,监狱社会。共产主义实际是反乌托邦主义。对此事实,不知生活在西方宪政民主社会下的几代亲共学者是真不知还是受雇于共产党当代理人?
2、共产党领袖是理想主义者。由此推演出毛泽东好心办错事、共产党是摸石头过河、饿死人是交学费等奇谈怪论。这些怪论在共产党党史教科书中叫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拨开这些假话,让我们运用共产党自己的阶级论来看,除赫鲁晓夫出身工人家庭外,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高层大多出身黑五类家庭。邓小平的父亲是四川广安县的土豪劣绅,邓小平本人的共产革命生涯就是一部恐怖分子血醒犯罪的历史。推荐张戎和她英国老公合写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高华《红太阳怎样升起来的----兼论延安整风运动》。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书中,揭露了毛泽东一生的真面目。有一政治学专业毕业的来美国多年的熟人告诉笔者说:“澎湃 是理想主义者”。其论据是“他把自己在汕头的土豪家庭的财产作为革命资源奉献出来了,还杀了他的属于土豪劣绅的叔叔伯伯。”对这个说法的是与非,还是要先回到讨论问题的概念约定俗成问题,所谓理想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学概念,首先是正义性。如果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也叫理想主义,那中国古代不乏“梁山英雄”,何况占据水泊梁山杀富济贫者,不过是一群被施耐庵 文学作品化了的一群嗜血成性的强盗罢了。梁山强盗追求的不过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共产党人彭拜们觊觎的是社稷江山,要攫取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澎拜倾家荡产不过是一种政治投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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