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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路游击队到志愿军到被俘来台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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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抓住抗战的尾巴

一、放弃师范读中学

我的六年国小,从本村青莲寺初小,到黄大王庙中心学校、铁门小学、新安县立第一小学,前後读了七年,中间两度失学,实际上,只读了五年。

我能读完国小毕业,已是莫大的幸运。从我读过的这四所小学来观察,我发现乡村国小的学生,全是男生,换句话说,女孩子完全没有读书的机会。城市的小学,也是男生多,女生少,大约是四比一。

学校的数量,也不普及,一般的乡村,只设初级小学,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每个乡镇只有一所,加以女孩子普遍不读书,就学率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四十。中学更是少得可怜,我的家乡偃师县,当时全县四十万人口,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设在我村以南十五里的緱氏镇。新安县较好,也只有两所中学,一是县立初级中学,设在新安县城内,附有四年制的简易师范;铁门镇有一所私立嵩岳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

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三、四十年代的豫西地区,国民的基础教育,可说是非常落後。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代,便立志毕业後,要报考师范学校,将来从事乡村国民教育,以推广普及教育为毕生献身的方向。

但在毕业之前,适逢抗战已到最艰难的末期,日军的飞机已经侵扰到豫西地区,一股投身抗战的热血也同时在胸中沸腾。因此,献身教育?或投笔从戎?不知如何取舍。经田老师一番分析:要想从军抗战,就必须放弃读师范的念头,改读中学。因为师范生是公费,每月可以领四十五斤小麦,但毕业之後,必须任教四年,才能改行。

因此,国小毕业之後,我虽然先去洛阳,考上了省立第八中学初中部,接著又考取了新安县立初中和简易师范班,父母也劝导我读师范,每个月可领四十五斤小麦,贴补家里的生活。但我却认定,国难当头,参加抗战比什么都重要。至於献身国民教育,等抗战胜利以後再做也不迟。

父母知道我的意志坚决,也不再勉强我,我才如愿以偿,进入新安县立初中。

初中的课程,虽然增加了英语、动物等新的科目,但对我并未构成任何学业的压力。因发现班上行几位同学,上课时偷看武侠小说,十分入迷,我也好奇地借了一本《七侠五义》来看。这一看,南侠展昭、小侠艾虎、双侠欧阳春……便都成了我的偶像。後来当我看完《七剑十三使》之後,甚至还天真地动过求仙学剑的念头。多亏我母亲及时发觉,善加开导,才使我逃脱武侠小说的陷阱。(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国语日报》少年版〈坐对一片云〉一文中,详述过此事。)

b二、拒绝结婚的少年

一九四四年四月,强弓之末的日军,企图作困兽之斗,向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进攻。位於洛阳以西七十里的新安县城,曾遭日本军机多次空袭。我所就读的新安县立初中,经多次迁往北关郊外上课後,终於在日军侵占县城的前夕,被迫停课。

为了躲避战乱,父亲把我送到城东北五头乡舅爷家里暂住,他只身返回偃师老家,照顾母亲和弟弟。

这年,我已十六岁。在舅爷家避难之初,曾和长我一岁的小表舅王长安私下商议,如何追随撤退的国军,立即加入抗战行列。但当亲眼看见在慌乱中撤退的军队,只顾逃命,毫无战斗意志;而且军纪败坏,抢劫财物、骚扰百姓,跟日本鬼子的奸淫烧杀,几无二致。当地甚至流言:「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三十三军驻扎。」令人失望、痛心。立即从军的念头,也就暂时作罢。

麦收之後,父亲又来新安,把我接回偃师老家,一家团聚。

偃师在洛阳之东,从新安回偃师,洛阳是必经之地。当我和父亲路过洛阳附近,亲眼目睹几十个日本兵,押著一批骨瘦如柴的国军俘虏和民夫,扛著沉重的铁轨,抢修被日本飞机炸毁的铁路,动辄以皮鞭、枪托抽打他们时,抗日的怒火又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我真想冲上前去,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提出抗议。父亲怕我真的会有什么鲁莽举动,伸手拉了我一下,示意赶快离开那个场景。但同胞被侮辱的那个画面,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版上,无法褪除。

当时日军虽然只侵占了陇海铁路沿线的几个县城,无法占领广大的农村,但因日军残暴成性,尤其到处抢劫、奸淫妇女,造成民众极大的恐惧。所以当日军侵占豫西的那段时间,许多十几岁未成年的少女,都纷纷提前结婚,以免清白之身被日本鬼子蹧蹋。

大概就是为著这个缘故吧,当我回到偃师老家,一进门就看见,和我同是十六岁的未婚妻,已经住在我的家中了。我知道,父母一定会要求我立刻结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结婚一切从简,只需邀请几个邻居亲友,公开拜拜天地,就算完成大礼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几天之後,母亲就劝导我说:「你媳妇长得很好看,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三个月前,她哥哥就把她送到我们家来了。不结婚,没有名份,很不方便,你弟弟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既不能叫嫂嫂,又不能叫姐姐。况且这孩子,也实在可怜,三岁时就没了娘,去年,她爹也过世了。不结婚,住在我们家,太委屈人家了。我想,过几天,挑个好日子,就给你们成亲吧?」

我没有答应。我坦白地告诉母视:「去年,我放弃师范,改读中学,目的就是中学毕业後,可以投考军校,参加抗战。现在,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已经没有学校可读,眼前,我只想马上去抗战。青年人如果不参加抗战,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打走呢?现在,我随时都会离家,去参加游击队的。」

母亲伤心地流出了眼泪。又说了许多规劝的话,想要说服我,我还是横下心来,不肯点头。母亲知道我的个性,知道我的意志十分坚定,以後就不再提了。

豫西民风非常保守,即使订过亲的未婚男女,在结婚之前,也多守身如玉。我在老家住了大约三个月,和未婚妻也很少说话。後来,有一天下午,我从秋收後正在犁地的田里,回家来拿茶水,我的未婚妻把一壶茶水递给我之後,突然,出乎意料地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要我?」

|「不,不是的。」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肯结婚?」

|「因为我要去当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我总不能让你十几岁就做寡妇呀!如果我们有缘,等抗战胜利後,只要我能活著回来,一定和你结婚。」

那个温柔懂事的女孩,把脸转了过去,不愿让我看到她的眼泪。我知道,我又伤了一个女人的心。

知子莫若父,只有我的父亲,对我的婚事,自始至终,没有劝过半句话。

b三、雪地赤足八十里

在偃师老家那一段日子,听说嵩山地区,有一支纪律严明的游击队,因无人带路,无法前往。对於那些趁社会混乱之际,假游击队之名,行结夥鱼肉乡民之徒,我也不屑跟他们为伍,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再回到我读书的新安县,才能找到从军抗日的道路。

刚巧父亲也打算到新安县去谋生,於是,在秋收和麦子播种之後,我便和父亲又回到了新安县城,住在乾爹的饭馆里,一面帮忙打工,一面和初中的同学取得连络。

十一月初,终於机会来了,县中毕业的段星灿学长(一九九五年,我和「九歌行」访问团到洛阳访问时,听当地诗友说,段君现居洛阳市,唯迄今还没有会面之缘),从渑池县上宫子平所领导的游击队回来招兵买马,连络了十几个同学,约定某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在城南火车站西边集合。刚好前一天,母亲托人把我的棉衣棉鞋带来。因此,那天早上,我穿著母亲新做的棉衣棉鞋,没有告诉父亲,等於是不辞而别,准时到达集合的地点。但原先约定的十几个人,只到了七个。带队的段学长,害怕等久了会被日本人和汉 奸发觉,就七个人一起,向城西方向出发。

我们沿著铁路北边的一条乡间道路前进。气温很低,突然飘起雪来,片刻,路面已被白雪掩盖起来。同学们害怕棉鞋湿透,棉花失暖,过不了冬,大家决定把棉鞋棉袜全都脱掉,掖进棉衣内的腰里,好像腰里掖著手枪似的。打赤脚在雪地上行走,起初还有点冷;走了一阵之後,反而觉得热呼呼的,没有半点冷的感觉。

新安县城西三十里,铁门镇是陇海路的一个站,日军在镇北的山上设有据点,我们在两、三里外的山下经过时,虽是飘雪天,仍能隐隐约约,看见山上日军的碉堡据点。为了防止日军放冷枪,我们把距离拉长,每隔十步一人,迅速通过了那段危险区。

一九八七年七七抗战五十周年,时任《青年日报》副刊主编的小说家王贤忠,约我写一首纪念抗战的诗,我以〈抓住抗战的尾巴〉应命。该诗分四节,第一节写的,就是我们一行七人,雪地赤足从军的情形:

那个冷面无情的冬

好像把一整季的雪

《技性谝惶熘?

以致从敌人枪眼下逃走的

七个中学生

不能不在风雪中潜行

“研嘁丛谘浒?

那是暗藏的手枪

中午,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甲长(相当於台湾的邻长),请他为我们派了一顿饭。带队的段学长,给甲长开了一张便条,写上游击队的番号,说是以後可以抵交公粮。

我们一行七人,经过一整天,在雪地上赤脚走了八十五里,终於在下午五时左右,抵达渑池县北三十里的游击队基地。接待我们的游击队伙伴们,立刻端来了几盆温水,教我们赶快把冰冷的双脚洗一洗,温一温,恢复血液的正常流通,以免日後发生冻疮的危险。

b四、游击队员进城

上官子平,是原河南省渑池县县长、日军侵占豫西时,将地方民团自卫队带到乡村,改组成一个游击总队(具体番号已忘记)。我们几个学生,被编入第一支队宣传队,既无枪枝,也未穿军服,只是在村内的墙壁上,写过几条诸如「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 华 民 国万岁」等标语口号而已。

大约十天之後,听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已经由黄河北到了豫西,要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司令员是河南籍的韩钧将军。渑池县这支游击总队,被收编为「独立第七旅」,由上官子平担任旅长。

我们这个宣传队,和其他一些青年学生,则改编为「豫西军分区随营干部学校」。没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奉令转移到新安县北七十里石井镇附近的山区。

一天早上,队长(姓名已忘记)拿著一封信对我说:「我们抗日县政府,现在急需一台油印机,请你把这封信送进城内,交给西大街天主堂的一位外籍神父,请他设法帮忙。」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过信件,装进棉衣内的口袋里。队长嘱咐我:「现在立刻出发。一路上,尤其是进城以後,要特别小心,不要被日本鬼子和汉 奸发现。」

我点点头,表示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从石井到县城,这条路,怎么走?我边走边问,不会走错。但是,如何通过日军的检查?进城时,日军搜身时,信在棉衣口袋里,很容易被搜出来。我想,进城之前,把信放在棉鞋内,应该比较安全。

一路上,脑海里反覆翻腾,想的最多的,却是万一信被敌人搜出来,抓进监牢,该如何应对?如果被日本宪兵汉奸严刑逼供,最後的命运,不免一死。我想到荆轲刺秦王,文天祥和秋瑾从容赴义的故事,若是绑赴刑场,我要从容地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我的意志坚定,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为了安全,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我已把信放进棉鞋内,走路的脚步,尽量放轻,以免把信纸踩破。

我从北门进城,第一个意外是,守城的日本兵居然没有搜身,只是把两手端著的步枪晃了一下,示意叫我和其他进城的人,赶快进去,不要站在那里。第二个意外是,在东大街的路边,看到我的父亲在摆地摊卖香烟。

父亲看到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只是感到意外,更多的则是惊讶、恐惧。他立刻把地上的香烟收拾起来,背在背上,示意让我跟著他走。

我们从一个巷子内,转进南後街,临时租住的家中。父亲问我:「到底进城来做什么?」,我支吾其词,只说想回来看看父母。我父亲不相信,但我母亲表示,非常高兴我回来。

匆匆吃过晚饭,父母带我去东大街外婆家。外公、外婆、舅母、父母和我,六个人围著火炉商谈。他们众口一词,说来说去,就是不准我再离开。最後,当他们知道我是来送一封信时,外公说:「你拿出来我看看,我替你送好了。」我想,这样也好。就从鞋子内把信取出来,交给外公。没想到这封信,在我的脚下踩了七、八里,已经面目全非。外公翻看了一下,随手丢进火炉中烧了,我想伸手去抓,已经来不及了。外公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会把信息替你转到。」我半信半疑,但已无可奈何。

外公、外婆、舅母、父母,五个人围著我,一直谈到深夜,千言万语,劝我不要再定,说什么:「抗战多你一个人,少你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但我坚决表示,非走不可。

新安县是个产煤区,城内百姓烧的多是碎煤,需要掺合一种黏性的黄土,做成煤泥,才能燃烧。这种燃煤用的黄土,来自北关的郊外。北关有些穷人,便是以挑土卖土为生。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挑著两只空箩筐,蒙过守城日军的注意,送我顺利出城。

临别时,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七张拾元的钞票,塞到我的手里,含著眼泪说:「孩子,记住娘的话,抗战胜利後,早点回来。」

可是,我还报给她的,却是终其一生的失望与悲伤。後来,我在台湾虽然写过十几首怀念母亲的诗,却也丝毫无补於我对母亲的愧疚。

回到随营干部学校,我把进城的经过,向队长详细报告之後,队长没有责备,只说:「我相信,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抓住抗战的尾巴〉一诗的第三节中,我曾以自嘲的语气,写出这段经过:

最壮烈的 也只是

抱定九死一生

到敌人占领的县城

传递一个秘密消息

可惜 日本兵不认识

《赆岬木G?

糟的是 走了七十里的

那封信 也己面目全非

b五、抗战胜利的滋味

住在石井镇的抗日县政府,後来有没有收到油印机,我一无所知。但母亲给我的那七十元钞票,却成了伙伴们追逐的目标。在那穷乡僻壤的山里,只有石头和溪水,有钱也没处用。後来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在做豆腐,早上挑往石井镇去卖。於是,我们同班的一夥人,便接连几次,到那户人家去买热腾腾的豆腐,在豆腐上撒几粒盐,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豫西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十分活跃,占领陇海路沿线的日军,铁路一直修不通,公路线上的运输辎重,时常遭游击队袭击。不久,渑池县城的日军便撤退了。我们的随营学校,也转进到渑池县南十多里的杨村。

迁到杨村的随营干部学校,改名为「豫西公学」,学生有两个队:一是军事队,召训地方民兵的军事干部;一是政治队,培养地方基层干部。我被编入政治队,受训两个月後,调到队部当文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一天夜里,忽然枪声砰砰不绝,学员也立即集合,准备应变。第二天得知,上官子平任旅长的「独七旅」发动「叛变」,司令员韩钧派去的政工干部,除了少数逃出外,大多遭到枪杀。这应该是抗战末期,国共血斗的一章。

这年八月十日,怱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起初,同学们还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确知消息无误时,大家一齐跑到院子里,互相拥抱,高声呼叫,村子里的鞭炮声,也不绝於耳,那种狂欢的情形,真是终生难忘。

中华民族的八年浴血抗战,终於胜利了!但胜利带给我们的,却只是转瞬而逝的快乐。

b太岳军区与六十军

一、攀登太岳山

抗战胜利了,同学们以为再过几天,都可以「解甲归田」,回家和父母团聚了。但事与愿违,形势并非如此。

日本投降後,国共两军,互相争夺接收地区。豫西军分区只不过有一两千名游击队而已,当然不是从潼关东下的国军正规军的对手。双方根本没有接触,韩钧所部的游击队,即奉命向黄河北撤退。豫西公学也随之渡过黄河,到了济源县暂时住了下来。

济源在黄河北岸,在行政区画上,属河南省豫北区,为了减轻学生想家的心理,「豫西公学」改名为「河南公学」。

济源也是一个遭受战争灾害极为严重的地区,我们到达之初,几乎是十村九空,多数人民不是死於战乱,便是死於疫疠;活著的人,也都是奄奄一息。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面安顿自己,一面抢救人命。校方并命令各队,以人力开垦失耕荒芜的田园。大约一个多月之後,我们正在以人力代牛拉犁种麦之际,忽然奉命调往晋东南的阳城县。

从济源到阳城,要攀登一百多里的大山。山路崎岖险峻,在感觉上,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一步—步地攀爬。那一段路,究竟走了几天,现在已不复记忆,只是那种艰苦的滋味,却是永远难忘。一九六九年,我写〈攀登〉一诗,部份灵感,便是来自那次攀登太岳山的经验。〈攀登〉四节二十四行(湖南诗评家周瑟瑟曾有专文评介),下面摘录一节,以见一斑。

在那崎岖的道路上

你的步履艰辛

《嗌俅? 从峻峭的高处

跌向死亡的山涧

你的伤痕累累 血泪斑斑

也不曾停止你的脚步

阳城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太岳军区司令部和太岳行政公署均设於此。河南公学搬到阳城之後,立即改名为「太岳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几个月的动员教育,一九四六年二月,学校解散,学员全部分发到各军政单位,我和一位郭姓同学(名字已忘记)分派到太岳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任见习科员。工作轻松,闲暇时间很多,郭喜欢打篮球,我爱看书。看书,甚至是我的唯一嗜好和消遣。

我的阅读,以文学作品为主,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腐蚀》,当地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翻译的苏俄小说《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等,均有涉猎。《红楼梦》却只看了几章,便觉得尽是闺中之事,看不下去。

因为在文宣队服务的一位同学未名的介绍,我也多次看过贺敬之作词的《白毛女》歌剧的演出,对剧中那个名叫喜儿的女孩,在大雪纷飞的除夕,等待躲债的父亲回家过年时,所唱的那两句词,「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至今我还能哼唱。

阳城地方的秧歌戏,有如台湾的歌仔戏,男女老少都会唱。到阳城第一年的春节,便遇到全县一百多个农村剧团公演比赛,很是热闹。

阳城也有两个词,十分有趣。一是「日婆」,相当於山东话「奶奶的」,却并无骂人的意思。二是「欧可」,跟英文的「OK」音义相同。至今我和朋友们讲话结尾,常会不自觉地说一句「OK」,也可能和这一段生活有关。

二、战争中的婚礼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四六年太岳军区的战争,全是在同蒲线拉锯,印象深刻的,倒是太岳军区几次派出小部队,到豫西接应从大别山等地突围出来的李先念、王震、皮定钧等部队。李先念最後还是化装成和尚到达山西的。

一九四七年之後,随著全国内战的加剧,首先是太岳军区的直属部队,改组成第四纵队,由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率领,号称「陈谢大军」,由晋南渡过黄河,在豫西开辟了新的外线战区,并一度攻占了洛阳;与从冀南南下,到达豫皖边区的「刘邓(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对洛阳郑州形成夹击的形势。

接著,太岳军区又将各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加以扩编,组成了第八纵队,由王新亭任司令员兼政委,担任内线作战,与山西地区的其他友军,包括从陕北东渡黄河的王震所部,负责攻打晋南同蒲线上的国军。不到一年,除晋南重镇运城,双方数度易手外,同蒲线上的多数县城,都已被解放军攻占。

这年八月,我在位於晋中某地的第八纵队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忽然接到司令部一封电报,要我即刻兼程前往沁县纵队後方办事处报到,什么事?电报没有明说。

由警卫连派来一位战士陪我,走了两天,到达沁县某村(村名已忘记),走进一家民宅的大门,迎面看到我的未婚妻时,我便立刻明白电报的意思了。只是我的心里仍然十分纳闷,「陈谢大军」虽曾一度攻克洛阳,但战局仍处你来我往的不稳定状态;我和老家的书信往来很少,父母虽曾劝我回家完婚,却从未提到要千里迢迢把未婚妻送来山西结婚呀!

晚饭後,经未婚妻的一番细述,我才知道:原来父母认为既然我短期内无法回家完婚,便决定托同宗文正来叔(我父亲因年轻时腿骨受过伤,不能长途跋涉),也是未婚妻的表叔,护送她来山西结婚。他们到达阳城军区司令部时,才知道我已调往第八纵队;多亏地方政府协助,沿途接送,终於到达沁县纵队的後方办事处。因正来叔不便久留,已在数天前离去。

次日中午,办事处处长(名字已忘记)在一家民宅的院子里,摆了一桌无酒无肉的「酒宴」,请了几位干部作陪,说了几句祝贺白首偕老的话,我和未婚妻相对一鞠躬,便算完成了结婚大礼。

我妻原名仝桂花,因为我的满脑子都是「革命」,觉得花呀草呀太俗气,为她改名仝秋,也有纪念秋天结婚的意思。

那年头,结婚後,无所谓蜜月,一个星期的假期,迅速过去,我将仝秋安置在办事处的家属队(又叫文化队,有专人教她们读书识字,即所谓学习文化)後,便匆匆赶回晋中某地的纵队司令部,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出身农家的仝秋,温柔勤勉,极获房东老太太的好感,主动认她做了乾女儿。在我一个星期的婚假届满之前,她们乾母女联手,悄悄为我赶做了一双崭新的布鞋,使我在回营的途中,穿著那一双用爱心缝制的新鞋,不能不满怀感谢。

我想:中国传统的爱情,是可以穿在脚上的,只是有时不免遭受践踏。

三、太原,围城之战

我返回晋中某地第八纵队司令部时,部队正在积极整训,准备攻打阎锡山军最後,也最坚强的据点——山西省会太原。

阎锡山,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军阀,曾和西北军冯玉祥联合,发动「阎冯倒蒋」事件。北伐统一後,任山西省长。抗战期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内战时期,是反共大将,手下拥有四十万大军,因其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不得民心,士兵逃亡者众,不到三年,全省大小城市,几乎一一「失陷」。唯其主力部队,并未完全溃败,战力仍不可忽视。加以胡宗南将军所部的一个精锐师,调来太原,太原的防卫,仍然相当坚强。

就个人记忆,及访问昔日的「战友」,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月,由徐向前将军指挥的各路大军,亦不下三、四十万之众,已将太原城团团包围。我们第八纵队,位於城东的东山地区,对太原城形成据高临下之势。因部队缺乏攻坚的重炮火力,只是采取压迫包围的战术,先将外围据点,一一消除,等待适当时机,例如城内兵疲粮尽,再发动步炮协同的总攻击,一举攻占太原城。

在战役的间歇期间,适逢农历新年,非战斗部队的少数家属,特准来前线过节,我妻仝秋亦幸运地到战地聚晤数日。一天,大约是元宵节的前夕,我妻意有所指地说:「今天这个日子,你要特别记住。」

进入一九四九年,全国局势,已到瞬息万变的阶段。首先是,由东北入关的四野林彪所部,一月十五日攻占天津之後,不但断绝了华北国军自天津撤退的海路,而且迅速挥兵西进,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所部会师,将北京城团团包围起来。守卫北京的「反共战将」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京故都文物古迹,免遭战火破坏,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条件。与此同时,在豫皖苏边区活跃的二野「刘邓大军」,和三野陈毅将军所部,联合发起的「淮海战役」(国军叫「徐蚌会战」),黄伯韬兵团已全军覆没,黄伯韬将军饮弹自尽,津浦路重镇徐州易帜,蚌埠的李弥兵团余部向南撤退,南京、武汉的门户,已经洞开。

此时,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之後,代总统李宗仁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匆匆派出以国民党秘书长张治中为首的七人代表团到达北京,从事和平谈判,底牌可能是希望以长江为界,双方停战。中共认为这是缓兵之计,予以拒绝;反而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反制方案,要求国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亦为国民政府所拒绝。谈判破裂,张治中等六人留在北京,参加後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返回南京的,只有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一人。

之後,不久,朱德将军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全国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此形势之下,守卫镇江的海军「太平号」巡洋舰宣布「起义」,三野陈毅将军所部,不费一兵一弹,渡过长江,四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宣布「解放」。

四月二十四日,被包围半年之久的太原城,也在林彪所部数个炮兵团的支援下,经过一场血战,被徐向前指挥的十八兵团等部队攻打了下来。

我说「血战」,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据参加过此役的一位一八○师韩姓老友的回忆:「那天的攻城战,我们连是第二波,到达东城门时,城门已经打开了,守城门的全是日本兵的「敢死队」,两个中队,大部份都被打死了,只有少数被俘虏。在城内顽强抵抗的,是阎锡山的侍卫队和特务团,死伤非常惨重,我也亲眼看见,阎锡山(在数日前)搭飞机逃跑之後,继任的城防司令,他的小舅子汪经国,从城内的煤山地底指挥所被活捉出来,五花大绑,还拖在市政府前,公开照相的样子。」

他又说:「太原城的攻防战,双方都采用了大量的坑道战,单是阎军从城内挖向城外护城河和护城铁路的坑道,至少有一百多条。如果今天的市政当局,能把那些重要的坑道加以整修,开放观光,不但可以赚钱,也有历史和教育的意义。」

四、进军关中与入川之役

太原战役之後,第八纵队奉命改组为解放军六十军,与由第十三、十五纵队改编的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合组成第十八兵团,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将军任司令员,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任政委。王新亭任六十军军长兼政委。六十军下辖一七八、一七九、一八○师三个师。为适应作战需要,完善通信连络,各师均增设无线电台,我复派往一八○师,担任机要科长,主要负责军与师、师与团之间的密电联络。

十八兵团在晋中地区整补训练一个月後,即奉命沿同蒲路南下,从蒲县茅津渡,渡过黄河,经灵宝、潼关,於六月上旬,正是收割小麦的时候,抵达西安城外。一八○师为先头部队,一路上,只有零星的接触,没有什么大的战斗。

六月十一日,西安城虽举行过象徵胜利的「入城式」,但多数部队都不准入城。我们在城郊外围停了两天,对心向往之的西安古城,也只能远远行注目礼,城内是个什么样子,一点也不知道。倒是抽空去看过小说中王宝钏的「寒窑」。所谓「寒窑」,就是相传当年王宝钏住过的窑洞,位於西安东南一处山谷,洞中有王宝钏的塑像,门外谷中,立著几棵高大的杨树,巨人似的守护著这位中国人心目中的贞妇。

六月中旬,一八○师奉命连夜兼程西进,追击向扶风地区集结的胡宗南军主力。某夜,我们从咸阳城外经过时,城内还有断断续续的枪声。但预计中的「扶眉大战」,因兵败如山倒的胡宗南军,不敢恋战,几乎是枪声一响,即溃不成军。

|「扶郿战役」之後,我们继续西进,在陕西第二大城——宝鸡稍作停留,即转向川陕公路,攻占了扼控秦岭的战略要点街亭——这个《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军事要地。但很快又奉命撤退下来,目的是给撤退中的胡宗南部队有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在秦岭、巴山一线,滞留一段时间,以待早已渡过长江,正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刘邓大军」,完成川黔边境的封锁之後,将西南地区国军主力,围歼於四川境内。这是一项战略布署。

秦岭山出产核桃,在那段没有战况的空暇日子,我和年轻的伙伴,常在山中采摘青皮的核桃,用小刀割开,挖出果仁,那种青果的香味,十分可口。

但在山中,我也发现不少男女,脖子上,或脸上,长有或大或小的肉瘤,可能与饮水有关。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善?

一九四九年深秋之後,十八兵团三个军,以川陕公路为主线,分兵三路,穿过秦岭、巴山,向四川推进。我们的师直属队,坐著新缴获的汽车,跟在先头部队之後,好像是在游山玩水,而不是打仗。例如:

我们经过陕南留坝县纪念张良的留侯庙时,便曾停车,进入庙内参观。记得庙内石壁上,还并排刻有朱德、何应钦将军的题字,观之,不禁令人莞尔。今日想来,如果这两位总司令,当年能够像在此题字那样,握手言和,中国人也许可以少死几百万人吧?当然,他们两位都不是「第一把手」,这样苛求他们,是不太公平的。

到诗人李白出生地的绵阳,第一次吃到那样橙黄香甜的橘子,固然是终生难忘,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此得知,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等,已经宣布「起义」,兵团首长决定,十二月卅一日,举行「成都和平解放入城式」。

那天,部队或徒步或乘车,缓缓开入成都市内,民众夹道鼓掌欢呼,热烈感人的场面,也是终身难忘之事。

入城後,不久,兵团首长并在市内一家最大的餐厅,宴请营以上的干部。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三人分别致词嘉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周士第和胡耀邦。胡耀邦的平易亲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五、妻儿团聚在眉山

十八兵团到达四川後,兵团部即行解散,三个军分别设立三个军区,六十军兼川西军区,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一八○师直属队和五三九团,到达眉山县,成立眉山军分区,下辖眉山、青神、邛崃、洪雅、丹棱、夹江、新津、蒲江、谷山等九个县。中国人历来就有「成王败寇」的观念。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暴动」、「起义」,组织「工农红军」或「解放军」时,国民政府一律称之为「共 匪」或「匪军」。反之,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後,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称「国民政府」为「蒋介石匪邦」,「国军」为「匪军」了。所以到达四川的解放军,对尚未投降,四处逃命的「国军」,便一律称之为「匪」了。

据说:一九五○年之初,四川境内千人以上的「股匪」尚有数万人之众,温江、崇宁等十多个城市受到包围,多处公路交通中断,表面看来,局势颇为严重。其实,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早已失去民心。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民众的眼睛很亮,应该支持谁,反对谁,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就眉山军分区而言,在司令员郑其贵,副司令员段龙章,参谋长余凯,三人轮番带队出击之下,两三个月之後,境内便逐渐安宁平静了。

三月某日,我忽然接到一封来自山西太谷的信函,拆开一看,居然是没有读过书的仝秋写的。虽然错字别字很多,我还是很高兴。她说:「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信。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是在太谷出生,我希望他长大能聪明伶俐,取名叫太伶。」

我立刻回她一信,表示我满心的高兴。但我觉得「太伶」这个名字,有点俗气,请她改为「晋生」。末了,希望赶快照张像寄来,我想看看我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

信寄出之後,我便天天盼呀盼地,盼望快点看到儿子的照片。

四月某日的下午,科里的通信员,急匆匆地跑上楼梯,进门来话还没有说清楚,抱著孩子,满脸喜悦的仝秋,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

|「照片没有寄,我把儿子给你送来了。」

如果是今天,我会急步上前,把他们母子抱在怀里,来个热情的拥吻。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动,都还非常保守。木讷的我,只是趋前两步,把孩子抱过来,摸摸他的脸蛋,说:「嗯,你比爸爸漂亮。」

科里的几位伙伴,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为他们一一介绍。大家这才七嘴八舌地闲话起来。

当晚,余凯参谋长吩咐,将楼下警卫员住的一间小侧房腾出来,权充我们一家三口的爱窝。

眉山是宋朝一门三杰,苏洵、苏轼、苏辙三位大作家的故乡。城内有一座纪念三位作家的「三苏公园」,园内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是城内唯一可供消磨时间的去处,我在眉山住了十个月,尤其仝秋母子到来的那几个月,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来此走走,坐坐。走笔至此,今天似乎仍能感受到那份只能回忆的甜蜜。

b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一、从成都到河北

别人打架,与你无关,你可以置之不理。但如果被打的是你的兄弟,而且被打得鼻青脸肿,你能置之不理吗?

一九五○年的韩国战争,便是如此。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当北韩(朝鲜)人民军,挥兵南下,把南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扶持的南韩李承晚政府,只剩下釜山一隅之地,美国打出「联合国军」旗号,以陆海空军优势兵力,发动九·一五仁川登陆,将人民军拦腰截断,使战争形势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北韩七十二个城市,包括邻近鸭绿江的新义州,几乎全被占领或炸毁。以兄弟之邦相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解放军的八一帽徽拿掉,改以「抗美援朝志愿军」名义,出兵反击,并一举打过三十八度线,毋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六十年後的今天,当我写到这场历史性的战争,实事求是,将历史还归历史,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原本已经半地方化了的六十军,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奉命重新整编,一七八师留在川西区,担任基干武装;一七九师、一八○师归建;另将原六十一军的一八一师划归六十军建制。人事方面,原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留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出任六十军军长;川西军区政委袁子钦,绵阳军分区司令员邓仕俊,分别回任六十军政委和参谋长。

兼眉山军分区的一八○师,也奉命将分散到眉山、温江两个军分区的部队,全部归建,集中於成都附近的茶店子,重新编组成一八○师。由郑其贵任师长,段龙章任副师长,吴成德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王观潮留在眉山军分区,续任政委及地委书记(注)。师机要科分成两组,我和五位伙伴随师部同行。

十二月,离开成都的前夕,仝秋携子晋生来会。她告诉我:师部的家属,已全部集中到成都军区的家属学校。又说,她会尽心照顾孩子,并努力学习文化,叫我放心。

我也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未了,却诚挚地说:「如果我在战场死了,你不必为我守寡……」我的话没有说完,仝秋伸手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再说下去。

第二天,当我上车离去时,仝秋抱著孩子,不停地对我挥手,挥手。不知她的心里是否会顿萌,此去天涯,今生还能相见否?

部队先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到达宝鸡;再转火车,经西安、洛阳、郑州、石家庄、德州,到达河北省的泊头镇。火车在洛阳,停了半小时,加水添煤。我曾下车,伫立在落雪的站台上,向东遥望,四十五里外的故乡。

在泊头过年时,忍不住给父母写了封信,说:他们的媳妇和孙子留在成都;我现在河北泊头,因随时可能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无法回家探望他们,求父母原谅。

没想到正月十三日,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只身来到泊头。是年,父亲五十一岁,当卫兵把他引进我的房间,灯光下,看到父亲双鬓飞霜,不仅吃了一惊,刹那间,父子相对无语。我无头无脑地说:「爹,你老啦。」

父亲回了我一句:「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语毕,忽然把脸转了过去。我知道,他不愿让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父亲在泊头镇,只住了两天,心里惦念著,家里还有十几颗大白菜,需要挑到镇上去卖掉,换点钱用。

师部给我三十斤粮票,慰问父亲。我把仝秋在成都买的一条绣花缎子被面,和我身上的一点零用钱,请父亲带给母亲,是我此生唯一回报母亲的东西。

送父亲上车之後,回程的路上,想到当年我放弃师范,放弃每月四十五斤小麦的公费,父亲不曾给我半句责备,我满怀感激。我想,他真是一个好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注: 以上资料均见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之《奇迹》第五页。

二、进驻鸭绿江

就我看过的文件和记忆所及,一九五○年底,毛泽东主席把六十军和西南其他部队,调来河北,是一项机动的战略布署:既可预防敌军从勃河湾登陆,威胁首都北京的安全,又可随时增援正在奋战中的抗美援朝志愿军。

为了执行此项任务,部队到达河北之後,立刻把旧的各种杂牌枪炮,一律换成苏联制造的兵器,虽然全是二次大战淘汰下来的东西,总比杂牌货要好些。

泊头镇滨临运河,适逢寒冬,河面都已结冰。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和师部几位伙伴,常到运河去滑冰,因为穿的是布鞋(没有溜冰鞋),技术又差,每次只要能滑三、五公尺,便觉得其乐无穷。当然,跌跤出洋相的次数也不少。

有一阵子,一八○师奉命要动员一个补充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参战。动员号召,签名、写血书,闹得热火朝天。

但是,补充营刚刚组成,又立刻解散,各回自己的单位。原来六十军全军都要做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为了要把解放军变成志愿军,我们奉命把身上所有解放军的标志符号,包括军帽上的「八一」帽徽,都要拿掉。

这件事当时看起来,不过是表面功夫。但今天回头再来想一想,这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大发明、大智慧,甚至还可说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艺术呢。不是吗?美国人要出兵,弄了个「联合国军」旗号,避免被指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要出兵,秀出「抗美援朝志愿军」名义,表示与政府无关,避免中、美两个国家搞对抗。如此这般,二十年後,美国总统尼克森,国务卿季辛吉,坐著总统号专机,飞到北京;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宾馆设国宴招待,双方热烈握手,高举酒杯,喝茅台酒,也就不会对二十年前两国兵戎相见而感到尴尬了。不是大发明、大智慧,高明的政治艺术,焉能有此境界!

一九五一年三月上旬,部队换装训练,草草完成。为了及时增援志愿军作战的需要,从西南军区调来的六十军、十二军、十五军,临时组成第三兵团,由陈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注一)。可惜,陈赓将军後来因病住院(注二)。未能及时到达前线指挥,否则,第五次战役中,一八○师也许不致遭受那样惨重的失败。此事容後另述。

再说,一八○师三月上旬,由泊头镇乘火车北上,经渖阳到达安东(今丹东)集结,东北的天气,穿著棉衣,仍觉得寒气逼人。

安东面临鸭绿江,看到隔岸北韩新义州的建筑物,已被炸得面目全非。而米格机不时地飞啸而过,天空留下一道道的白烟,顿感战争真的已经到了眼前。

注一: 《奇迹》二四页。

注二: 《奇迹》:三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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