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肆、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原因
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极权主义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和颜色革命的正确性
结语
伍、自由主义是正本清源呢?还是被庸俗自由派与改良派的合体误导下去呢?
自由主义在海内外现状之鸟瞰
社经所系和“自由主义新道统”的误导性和大谬误
中国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出来正本清源
内容提要:中国大陆的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1990年代自由主义举旗,其中大多数人曾经是改良派,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的一面。八九之后的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也是改良主义主导的,但是他们是失落了传统和本源的,这本质性缺陷表现为“一有全无”纲领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这与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和理论逻辑冲突。自由派和改良派这三十年来的路线是失败的,且延续了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这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因素。“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路线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共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大,大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之下,没有走通改良之路的可能性。大陆民主化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引导,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只有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才能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官僚集团会分化瓦解,只有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但是革命派长期被民运和公知的主流排挤和打压,民国派的出现使革命派成势,民国派的纲领和路线与自由派相比有诸多优点。中共对于民运和公知、自由主义施加“结构性控制”,社经所系与之互相斗争、互相利用。以社经所系为典型案例,省察民运和公知、自由派和改良派与中共博弈三十年的必然失败的原因。追问主导民运和公知的自由主义将何去何从呢?
关键词:民国派,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全面转型,颜色革命,“一有全无”纲领,“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资产阶级。
前言
中共已经强大起来,但是外强中干,力大而心衰。中华民国台湾在中共的优势压力下陷于分化和困顿,香港则陷于“煮蛙效应”和“一国一制化”,“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虽然悲壮,但是“自治”和“普选”的目标无望。而八九民运时,台湾和香港人都大力支持,但是民运三十年一无所成,实在惭愧和误国误民,特别羞愧面对的是与中共艰苦斗争和牺牲的香港人民,我们辜负了他们当年对于八九民运的支持和付出。我们必须全面检讨民运和公知,否则中共国极权主义猖獗,大陆民主化前途不堪设想,香港被逼上不归路,台湾愈来愈处于险境。要有出路,只有检讨民运和公知,实现大陆民主化才能根治一切的“病根”,中国才有前途。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目前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政治派别很多,大多以左派右派划分之。本文是以民主化的目的和路线为标准来划分政治派别,所以先排除民主化的最大敌人―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而另论,然后分析各派。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可分为颜色革命派和改良派,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民主派与威权改革派(威权改革派以开明威权主义为目的)。
回顾从1979年“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民运学运,其主流是求“改革”的改良主义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有革命意识的人士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八九之后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思潮和政治力量比较复杂,左中右三派都活跃,但大多数属于改良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是改良派里的极左,“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左,所谓“大陆新儒家”也属于中左。胡耀邦赵紫阳以来的“改革派”属于改良派的中右。体制内的“两头真”比较复杂,在左派和右派里都有,其中李慎之、何家栋属于改良派极右翼。很多知识界人士(如“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群体等)也属于改良派极右翼。自由派虽然有西方背景和资源为助力而声势较大,但是体制内出身的改良派极右翼如李慎之、王元化等,有名有位有影响力,所以自由派极力拉拢改良派极右翼,与“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对抗,甚至于部分人拥立李慎之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借之涨自己之势,却也无意中有了渐失自由主义之真的危机,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就是与自由主义的驳杂不纯有关。至于“告别革命派”分散于左中右三派里,没有统一的纲领,只有反革命求改良的共识。这是中国大陆的状况。民国派是不能划到左中右三派里的,因为民国派不是改良派,没有改革之类诉求,所以与上述诸派不同,是非朝非野的独立的颜色革命派和觉醒力量。
海外异议思潮与大陆的思潮在面貌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大同小异。表面不同者,海外可以批评中共、怒骂中共,大陆不行;实质相同者,海内外的主流人物们都反共无力却指望中共改革而求自由化,然后再追求民主化。也就是说海内外异议阵营以及海内外民运,多数是反对派的面目,改良派的实质。六四之后有不少体制内出来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改革派,但是因为有知名度也能得到热捧。海内外的革命派是很少的。
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只有民国派和少数觉醒的自由派属于颜色革命派,其他各派和庸俗自由派都属于改良派。
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民国派和自由派、改良派极右翼及民主社会主义派都属于民主派,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中右的改革派、许多“两头真”人士等都属于威权改革派,其目的是追求开明的威权主义。遗憾的是作为民主派的庸俗自由派却走了改良派的道路,值得深究和反思。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这种改良派长期占据主流的局面,其原因除了中共国经济起飞且极权主义空前强大控制社会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力量由于没有正确路线而无法兴起。民主力量没有兴起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封从德有“结构性控制”语)和统战及高压统治。也就是说中共战略性隐性控制异议及民运阵营,再加以统战分化渗透以及国内的严厉打压。第二是“六四”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不反共的改良派,在“六四”之后多数人程度不一受自由主义影响,其中多数升级为自由派,但是面对强大的中共,无革命之胆识,于是继续“以战促谈”求改良,且利用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和统战等空间,以“阴阳两面”垄断资源排斥异己,占据海内外异议和民运阵营的主流地位达三十年。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盛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谓“民运贵族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混杂无力恰恰是这些老道的改良派占据话语权和资源的后果。(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阐述)。
所谓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指中共对于不能直接控制的异议和民主力量,采取压制革命派、激进派,暗助改良派、温和派,宽对反华派的战略,并且压制能力强者,暗助能力弱者如助长其知名度、给予其政治空间等。这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外部控制,其作用远胜于显性的统战。一般统战是打击主要敌人、拉拢和团结次要敌人。而“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指己方虽然在对方之外,且不能消灭对方,但是己方通过各种手段调节和影响对方内部的结构,使对方的结构有利于我方,不利于对方,从而通过对方的结构错置,使对方自障自碍,在不知不觉中难以实现自我的宗旨,削弱对于理念的自我坚持,最终使对方难以威胁到我方。这种“结构性控制”直白了讲就是:使用相反相成的方略,以资源和政治空间的予和夺作配合,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导力量,这最有效的手段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因为路线是“生命线”,路线正确就会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路线错误就会误入歧途白费力气甚至于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这比使能力强者边缘化,助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或低能者成为主流还要有效得多。中共面对民主力量和异议界、公知界,助长保共改良主义,限制孤立反共改良主义(如自由派),遏制和打击革命派。这样中共就能控制民运和公知的“心灵”,把主动权和胜券牢牢掌握在手。然后打压和统战兼行,使海内外的异议界和民主阵营不成“气候”。这是三十年来民主阵营和公知力量与中共博弈一直大事无成的真相。
此外另有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主张分离主义的甚至于分裂中国的,或者刻意贬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民族性、民族素质等,或者反中华文化和主张西化的,或者视人民力量为民粹且防民者,这些主张不可能正面影响国内民众,推动民众的民主意识,反而使人有较多负面印象,甚至于让人觉得这些主张会使中国民主化导向国家衰乱甚至于分裂,所以这些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起到了中共起不到的搅乱民运和公知的作用,所以中共要宽对他们,恐吓人民如果追求民主会导致中国如俄国崩溃衰败的下场,老百姓会受苦。也就是说中共把他们当成恐吓国内民众的反面教材,帮助“维稳”。这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表现。中共“结构性控制”的主要方面,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详述。
现在提出两个问题,1、改良派占据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先对于八九民运以及以后三十年的民运界、公知界作一个结构性分析,第二再从思想和路线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八九学运,保守派的长期运作加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猜忌(《鲍彤谈六四》法广台2019年),双方就学运展开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则,邓和保守派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上层政治斗争中改革派倒台是迟早的事。就体制内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当时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上层软弱无力,中上层改革派的抗争以陈一咨等“三所一会”发表的《六点声明》为首,但无济于事。其二,严家其、包遵信、方励之等带领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学运。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营企业主(四通)万润南在其同情学运的岳父----中顾委委员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学运,力劝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其五,海外民运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化的纲领(如普选、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等,极少数人才有此意识),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号和反“四二六社论”、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的只反腐败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八九民运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内,学生基本没有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民运学运。就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的高度而言,还不如晚清的立宪党人的立宪纲领,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
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年曾是改良主义的学运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从德等反思历史传统结合中华民国台湾,为民主化前途计,转进为民国派、革命派。2、许多人转进为反共求民主的立场,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3、相当多的人畏惧了中共暴力和受制于“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走在改良主义旧轨道上,但是改良主义里又分反共改良主义和保共改良主义两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权势和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向专制臣服,钻营有成,甚至于成为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背离了学运精神,自我否定成为“保皇党”。5、更多的人无奈于现实政治而淹没在庸众里为个人发展而尽心尽力。
六四之后中共改革派基本被边缘化,部分改革派转进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锐等,构成了改良派的极右翼,李慎之还被部分自由派拥立为“领军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等,难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运,如严家其任民阵第一任主席,就与反共色彩强烈的民联刻意保持距离,由于改革派官员对于是否成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线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数人立场不坚定,或者情感难以认同,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员淡出了海内外的民运。六四30年周年前,严家其还表示30年不能庆祝中共国国庆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国还会继续庆祝中共国的国庆(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等虽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员那样与海外民运难以和谐,但是大多没有成为革命派,至多成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但是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由他们掌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这是要重视的。
第二从思想和路线来深究的话,八九民运原来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六四屠杀之后举什么旗帜呢?六四屠杀导致反共呼声高涨,而且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随着共产党暴政历史的揭露,共产党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失去光环,反而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国际社会对于红色的异议力量也不会支持。如此形势下,八九民运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共识必然崩溃,昔日的学运里、知识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在这背景和内在需要下,举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海内外的多数共识,也就是说路线还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和目的是自由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大旗的要义,也可以称之为“反共的改良主义”,这就接上了西方价值观、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温和的改良路线也容易得到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反之革命派会使西方顾虑与中共的关系而不支持且防范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中国的形势发展最终会使革命派成为主导力量,21世纪民国派的兴起使革命派成势。习近平上台后改良派梦破,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则“梦醒”,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和新冷战危及中共统治,于是革命话语得以流行。
总之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源流复杂、成员复杂、思想复杂,须知八九民运时没有几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大陆举旗者以学者、知识分子为首,但是主要的还是经历过八九民运的然后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但是这种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识形态熏陶过的“先有”、“先见”等,不纯粹。所以海内外的自由派阵营里是没有多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实用主义者更多,机会主义者也不少。自由派这样的层次不高的总体结构,使得八九以来的旧有的改良主义没有被清算反而沉淀下来。这样单薄的自由派,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从在华利益出发惧革命选改良,所以必然延续改良主义路线。这有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内外背景、国际国内形势、利害得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如果要纯粹化,要找到自我的归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于要指望下一代。
从民主运动依靠的社会动力来审察路线问题。首先八九民运就是以学运和知识精英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民运,因为改良主义局限性,当然不能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相反八九民运时民众同情和支持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惧怕发动民众,唯恐触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的“镇压防线”,甚至于担忧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镇压后,他们虽然易帜而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是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下,患得患失,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能力依旧不具备,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杀反而使之有畏惧之情。这是他们继续选择改良主义的内在原因。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是革命派的路线,改良派只能走上层路线企图以压力和劝谏使统治者改良。
八九民运原来就是改良主义主导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后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路线上的诱因是什么呢?首先省察一下他们的洋师----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贵族和王权博弈的产物,并且有诸多的成果如英国大宪章,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中上层和王权旧贵族特权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岛的英国的特殊渐进民主化道路,自由主义发挥了作用。再往下是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进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这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且担当重任,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大为下降了。直到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自由主义才应声高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下,有阶级之间、人民与统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习俗吗?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举“自由主义”旗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继续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与英美自由主义有似是而非的共鸣。其实英美自由主义是理性的且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会力量为基础,这是难言之隐。自由派解读英美自由主义而产生的共鸣不是理性上的而是这难言之隐上的错乱共鸣。洋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自由派的路线上的诱因大概如此。尽管自由派误读了英美自由主义,举“自由主义”大旗与体制内改革派“同床异梦”,共走上层路线,不发动社会动员民众,与虎谋皮,结果必然是挟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三十年,结果整整失败了三十年,可以说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合体是这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现在窃居民运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让出,因为利在其中,习近平上台后他们依然梦死心不死。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从民主运动的本质而言,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以否定专制者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为目的。就此而言,尽管八九学运民运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严格判断其性质的话,八九民运应该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民运。因为他们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他们是以反腐败与平反诉求(反四二六社论)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专制的诉求是不够的,这是改良路线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义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目前海内外的自由派和民运的主流人士大多经历八九民运而来的,他们往往拔高八九民运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是反思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体则拔高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两者结合把持话语权,利益在其中,人为把八九民运推崇成“民主图腾”,主导了异议知识界和民运的思想。这样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进步,三十年前八九民运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犹如“基因”,继续存活于知识界和民运里。这使得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被遮蔽,人们被误导进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如优先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如1998年组党),优先推动维权运动、公民运动(其实中共统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并且回避否定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中共国,为了改良不惜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程晓农语),“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王天成语)的真相,掩盖唯有颜色革命的路线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确出路的真相,其结果使得人民力量在达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线上被白白消耗时间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纸红头文件,维权成果就会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权利就会形同虚设,所有政治诉求就会遭遇严厉镇压,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目和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年路线错误的真相。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有力的抗争,他应该感谢八九民运以来的三十年的错误路线,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难兄难弟!
总之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八九之后的这三十年里,“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及其渐进民主化路径和“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观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由此产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实质是保共改良派的“杰作”。李泽厚等当年提出这类观念,很快相关的书和文章在中共国得到出版和受到热议,使六四镇压后普遍不满和寻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统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有没有中共做社会思潮的“结构性控制”的外在作用呢?李泽厚是中共国培养出的学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学运时知识分子对于学运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1996年,页391)。秦晖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泽厚在1990年代晚期针对他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责仅仅做学术研究的秦晖等人的观点,“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倡导的“启蒙”,其真实的目的和现实动机就是主张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由此思路清理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一思潮在中共国风行弥久,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领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经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12年被称为“习王体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王歧山,出于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要求全党反思法国革命。可见这一思潮不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层对于社会思潮做“结构性控制”。
所以说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知识界和民运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主张,中共必定很关注并且出于对于社会思想的“结构性控制”而助长之。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讲英美传统、法德传统,其实最后是讲民主化路线,最终还是想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所以中共必然会作出反制且企图“结构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以利于统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体的发展,但是助长其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路线,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线分裂错位,使其“神经分裂”而无力,又反而促成了保共改良主义成为主流,这就是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终极目标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这道路行得通吗?首先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国家改良成民主国家的先例,理论逻辑上也讲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这是行不通的“梦幻之路”。这种路线只会使自由派与改良派混杂在一起,因为自由派惧怕中共极权主义“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铁幕”下的社会群众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异口同声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两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最终自由主义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义“淹没”不彰,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保共改良主义反而被助长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线”----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由于缺乏民间反对力量的冲击而巩固,中共改良了统治使红色帝国崛起,主张威权化改革的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随之较有市场。到了习时代,被当局操控的党国民族主义泛滥成灾,险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灭顶之忧”,自由派进一步被限制被边缘化而更加无力抗争,而受这“伪自由主义路线”指引的民运和公知也同样无力化边缘化。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挟持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达三十年的恶果。
八九民运其实已经给三十年后今天的失败和困惑预告了答案。八九民运的教训有二:1、体制内改良之路不通,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改良已经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边缘化三十年且无限期边缘下去。2、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败。学运和民运的反腐败求政治改良的诉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戒严期间维护住北京秩序。最终遭到了党国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后的三十年可以说大事无成,其原因还是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没有进步就必然收获同样的失败。可叹这三十年里寄望于体制内改革的声音绵绵不绝,特别是对于八九后至今的知识界民运界有较大作用的昔日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还不悔悟。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世界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成功,无他途。这也是研究中国民主化和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权威学者的共识,如王天成、程晓农、仲维光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属于所有共产党国家里最特殊最艰巨的民主化。苏俄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惊醒了中共,中共得以吸取教训,以发展经济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就是控制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和自主性,使“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中共政权服务且难以构成对于中共政权的威胁,然后又能催发经济增长和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优势。再者又建构红色权贵主导的大资产阶级,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忠心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力量,“结构性控制”住大小资产阶级,驯服他们,使之难以演变成威胁中共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最后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以镇压为后盾,以超过军费的维稳资源,控制整个社会。习近平上台后,最显着的特征是全面加强“党文化”和“党天下”一体化,加剧“国进民退”,以抗衡西方的党国民族主义、“中国崛起”为旗帜加强对于社会的“洗脑”和控制。等等。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所以尽管整个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满,但是没有主导力量,就无合力可言,社会力量因为“群龙无首”而沦为“乌合之众”,不能成势。其中广大的下层社会很大,且中共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下层社会从来是被动的松散的、缺乏自觉性的、缺乏资源和凝聚力的,需要先知先觉的力量来唤醒、号召,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先锋军”。先知先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担当,无他者也。
回顾历史,中国传统上是由知识阶层----“士人”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到了晚清从士人阶层里分化出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缔造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专制。民国知识分子和传统士人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性和独立性,而且在共和制下是社会的领导者和政府的引导者(或者“出将入相”),总之在朝在野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中枢,形成新的习惯法和习俗制度,所以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用远胜于传统士人。这样子,民国知识分子担当起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在严重内乱外患和百姓普遍文盲及国贫之际,顽强缔造了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外来的中共极权主义入主中原后,在大陆摧毁了中华文化和民国法统国统,消灭了民国知识分子出身的阶级----中农阶级、地主阶级和大小资产阶级,“改造”了知识分子,使民国知识分子消亡,同时培养和控制“红旗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官僚体系下的附庸。也就是说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自觉性和独立性,被控制和被培养,缺乏社会领导力,这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相反。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严防知识分子有社会领导力的。再者与民国知识分子有引导政府的地位相反,中共国的知识分子是官僚阶层的附庸,官僚阶层在中共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里是中坚力量,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如此作一个确切的界定,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处在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之下”。所以说中共国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官僚集团不要改革,就不会有改良;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改革派官员也会一事无成;任何违反举动都会被清除,如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下场。依靠中共官僚体系的“地基之下”的知识分子推动改革而求自由化,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不用谈民主化。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比较低,不足以达成改良主义必须要走的上层路线,所以说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自由派和改革派依靠知识分子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必定是走“死胡同”的,其第一大原因就在这里。另一原因是:中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共官僚体系的附庸,配合中共的“党天下”而建设了主宰精神领域的“党文化”、红色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本身也被控制和被极权主义文化笼罩,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他们普遍是这等头脑和眼光的。即使从中共国知识分子里反叛产生出自由派,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也不可能改良中共,更不可能以改良主义路线求得自由化、民主化。而且以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能理解自由主义有多深呢?必是实用主义的误解多,深入理解少,错位错误却必不少。也难怪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深陷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之中,派生行不通的改良主义路线。。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走上层的改良主义行不通,只能走下层的颜色革命。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也必须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发动社会动员民众,开展颜色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二:1、要从知识分子受制于社会政治结构的附庸地位上觉醒,形成先进的公知群体。2、必须有革命的融入下层社会的自觉性且拒绝改良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与下层社会结合才能引导出变革,走向民主化。现在教育普及,下层社会的人物也是高中以上甚至于大学的学历,所以不用惧怕民变会导致国乱,使民主化不成功,相反在教育普及、工商发达的手机时代,下层社会发动起来,会更容易有力量有自觉,民变之后是政治巨变,接着就是民主化。中国不会有苏俄东欧民主化时的无中产阶级、无资产阶级、无市场经济而导致的转型混乱,中国大陆具备这基础,必然会比苏俄东欧的转型要好得多。唯一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开启民主化?答案很明确: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产生出一批有牺牲精神的先进公知群体构成引导革命的力量,发动社会动员民众,酝酿颜色革命,这是唯一的途径。颜色革命造成形势了,“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会加入民主化进程,剩下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官僚集团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民主化就会成功。
所以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化和奉行颜色革命路线是实现民主化的关键。针对知识分子问题,仲维光讲得比较深和比较远,批判得也犀利且不留余地。仲维光在1990年代写了五篇《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刘宾雁先生的许多报告文学,白桦先生的一些小说也是在党内改革派的支持和授意下写作的。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为“改革派”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积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避免知识分子的越轨。这在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邓力群等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此。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历史上,他们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电视剧《河殇》在内的文化讨论,也是在党内领导人暗示或组织下进行,为党内斗争服务的。《河殇》不是学术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方法。金观涛等人自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说法。而李泽厚先生1976年在四人帮倒台前不久,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时从美国给某些领导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他们在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地向邓小平表示支持和献策,则更是公开的事。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六四之后的“告别革命”说是保共改良的,其“救亡压倒启蒙”是没有经验论和理性论作基础的政治化启蒙说,这一切是其出身的极权主义文化里的反向思维的产物。
“六四”之后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动。对于这个论断,人们会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一到海外就积极组织民阵,抗议共产党屠杀人民,力主实行民主改革吗?怎么能说他们对民主化是积极的反动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鉴于他们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其次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表态,第三是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设。一、这些人跑到西方,立刻开始清算“八九”民运。他们责备学生不和党内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协,致使“八九”民运以“惨败”告终。二、这些改革派政治菁英、知识菁英率先开始了和共产党、邓小平的妥协与沟通。华生反对严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邓小平。(《民主中国》第2期,第40页)。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上依附于共产党内的一派,他们的利益所在与民众不一样。“八九”民运的学生和民众拒绝把他们的民主诉求纳入党内改革派的轨道,对此改革派很反对。远志明通过《民主中国》致信共产党中央邓、李、杨(《民主中国》第2期),输诚说:“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把民主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这展现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三、这些“菁英”的“保守主义”还表现在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抨击,是鼓吹中国改革通过“新权威主义”和“科学”地回到社会主义。“六四”之后复兴“新权威主义”首推远志明。他说:“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权威主义或菁英民主制的过度”,“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以集权防止“动乱”,防止中央失控。2008年12月8日,远志明主导的,与刘晓波一系的余杰、王怡还有张伯笠等19人发表《旧金山共识》,这与同期的《零八宪章》有呼应的默契,但是这《共识》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和中共当局政治合作来“和谐”(控制)基督教会的(见高约翰《和谐了中共,悖逆了基督》,李大卫《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共识”》)。
总之,在六四之后的前景不明朗时期甚至于许多年后,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往的政治资本及其社会知名度给他们带来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并不主张民主的党内改革派到了海外连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成了“民主”菁英,在国外既得“民运”的利益。他们再次利用了封闭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界之间的不对称,他们继续吃政治这碗饭。中国“改革菁英”的这些优越性是东德等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如果中共如东欧共产党一样垮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辩护“十年改革”、胡赵改革派和“两头真”的中共民主派(如李慎之等),更激烈、更坚决、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所以说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落魄时他们会暂时混杂在民主运动中;但稍一得势,他们就要严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与东德上层知识分子相比,对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东德上层知识分子是哀鸣,而他们却是积极的反动。
总之,改革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绝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智囊其实不要真才实学也不能有独特见解,特别是当这种见解不符合党的路线和利益时,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是靠着看党内斗争的风向、投合某一派,并且琢磨与迎合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为他们的主张和意见提供理论说明和“科学”论证,因而成为改革的理论权威的。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民运被镇压后,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苏晓康和今天的李泽厚刘再复戴晴乃至金观涛甘阳等人的表现无不反映了对于社会由极权向民主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反动。他们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帮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特权的屏障,从价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认同的基础,因此大骂西方,甚至从反传统变成拥护传统,哀叹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夜间的崩溃”。(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三)》,1995年)
仲维光的《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是很罕见的深度批判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部大作。他写道:“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人们在成长中能够自然而然地汲取到这些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在五十年代后,在共产党文化中,如果没有经过痛苦地反叛,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结果就是使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产”。“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笔者必须要说的是,笔者对魏京生极为尊敬,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大无畏地以身试法)。至于根本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战,陷入共产党教科书框架之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和人道主义辩论,也都远远没有达到五十年代在波兰、匈牙利、苏联所发生过的哲学讨论。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华夏》丛书,则更都是在有上述共产党干部和‘知识精英’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的思想基础、探索方向,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没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时候不仅错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对立的”。“从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号称自由民主派知识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运动中,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积极充当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权力斗争的代言人插手学生运动,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则令人惊异地远离运动、远离历史,据说是要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自由派、民运、公知的最大的问题是被断裂了传统和本源。回顾历史,“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正是于光远、李慎之,乃至李泽厚等这一类知识精英在协助共产党,利用排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建立了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墙,无形的文化墙,阻断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联系。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经或者一直在共产党主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担任要职,有的人则是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这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以及当前民运和公知的影响都很大,其余绪一直至今。“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蓝道夫(R.Dahrendorf)在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两个显着特点是,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三十年代以后,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建立了第二道墙,这道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无论共产党如何,都比过去的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好,都比历史上的一切时期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民国传统被断裂,这是中共“党天下”追求的恶果,也是中共的知识精英起的作用。“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份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份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份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份子,以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但是,反思共产党政治和文化,与找回传统本源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意义和作用的。然而变成民主派的原中共知识精英对于中共的批判,“以他们貌似公允的批评假象,在从文革到六四・・・・・・它对于每一个共产党的罪行,无论大小,首先解释为某个人的失误。他们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的罪行,当代极权主义罪行被他们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正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了共产党,才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些本来可以有为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向”。
“回顾文革到六四,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
仲维光指出:“共产党集团也已经学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擦边球化解社会的不满,并以此损害、乃至摧毁真正自由派知识份子等完全与共产党文化不兼容的新的追求。他们在严酷打击包括法轮功信仰在内的的一切言论、一切活动同时,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则‘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在相当程度上染有这种性质”。这其实也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表现。“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手法是收买政策,对于所有这类的知识份子从物质上给与各类优惠和照顾,让他们明明也感到未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暂时相对舒服的生活,而更愿自欺欺人地沉溺于安逸”。
对于从共产党转变而来的民主派知识精英要有客观的基本判断,“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这是相当中肯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批判了陈子明、何家栋等社经所系与其他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说法和做法,
仲维光是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家,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或沉或浮的遭遇有精辟的分析和论断。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民运里否定当代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而冠之以“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有深刻批判。其《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一文写道:“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使用传统的这些描述独裁专制的概念都无法表达出现代共产党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的特点”。“八十年代以后发展到今天的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越来越多相似性,这就是邓小平对共产党的贡献”。“但只说弗里德里希和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继续坚持,如一党专制,对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垄断控制,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控制,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党控制的军队。而对内,复活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国家可以随时没收、剥夺民众的财产。对外,国际社会也仍然没有相应制约、约束中共政府的措施。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谓独裁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子明提出了当代中共国是“后极权主义”的说法,这得到了胡平、王军涛、刘晓波等人的赞同。胡平甚至于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威权主义的。冯崇义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中共党内民主派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的产物,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使命,则是推进中国完成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冯崇义《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仲维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来,和威权主义概念平行的,知识精英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后极权主义。但是,这又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出自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由于东欧社会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东欧社会虽然已经步入民主,但是却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针对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使用了后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东欧社会。然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居然混入这个潮流,把这个概念借用来描述仍然在力图完善自己的极权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使用这个后极权主义和后共产党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会认为共产党已经变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这大约也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某些知识精英的真实目的。”要对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共国进行客观考察,“对于反传统性、反自由人权的封闭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确实代表了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现今早已经全盘西化的中国社会,为当代研究极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中国自邓小平以后的改革使极权主义从教条走向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在这极权主义的第二阶段,知识分子学风依旧败坏,“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八十年代以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知识精英群体,北京文化丛书派等等和今天的学风、知识界的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说到体改委、所谓北京经济学所等群体,那在研究文化问题的时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附庸和帮闲”。“在这一极权主义文化潮流中,继续所谓‘全盘西化’走下来的知识精英,从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刘小枫,刘晓波,到今天的余杰等人,和力图推崇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启蒙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仲维光对于社经所系和庸俗自由派有严厉批判,认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没有摆脱“党文化”。对于反传统的公知和民运,仲维光认为:“我认为知识份子必须立即停止对于传统、对于中国民众的谩骂和攻击。今天那种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观点和陈序经、胡适等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辩论中对于西化观点讨论已经完全不同,几乎完全是共产党式的”。
所以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仲维光语),自由派、公知、八九民运一代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革命转变吗?不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性转变,就不能摆脱极权主义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就找不回民国的现代文化,担当不了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重任,完成不了全面转型的构建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使命。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必须经过颜色革命才能实现,要颜色革命就必须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为首,进行传播思想和酝酿革命,号召和引导民心,直至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捕捉良机引爆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就会加入,最终结束专制开启民主化。所以知识分子要觉醒,要“脱胎换骨”,这也是对于广大民国派和真正自由派的基本要求。所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作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奉行改良主义的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了维护自己路线的主导地位,一起蓄意打击革命派如王炳章等,排斥作为颜色革命派的民国派。他们以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为中国民主运动之源,而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有本质性缺失,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而且都是失败的运动,并且是被中共铁幕割裂了传统和本源的民运。
须知中国民主运动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从革命和改良两条战线奋战,汇成辛亥革命和创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开民主法统国统之源,然后国民革命结束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反俄反共抵抗日本侵略,缔造四六宪法(胡适赞其比美国宪法还好),台湾民主化后至今存续的就是这部宪法。可谓祖辈的民运硕果大哉!而中共国建立后,民主宪政和中华文化皆被毁弃,历史记忆皆被黑白颠倒,所以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在“铁幕”之下,不知祖辈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被中共欺骗且被专制统治打击,只好选择改良主义。所以说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是断裂了自身传统和本源的民运,然后才会派生出“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改良主义”,且屡战屡败难觅前途。这是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以后至今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皆大功无成的深层原因。与此相反21世纪中国大陆民国潮兴起,三民主义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精神成为民国派的“精神支柱”,四六宪法成为“第一路标”。经历了八九民运的辛灏年则从历史反思起步进而认同了中华民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反思民运的问题,又受辛灏年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重建中华民国”的道路。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在海外较早提倡三民主义和继四六宪法而开中国未来,与大陆民国潮思想汇通。辛灏年这几年也不再停留于历史反思,也讲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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