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密不可分。那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究竟该如何学习借鉴呢？
国家治理体系是时代选择
论及国家治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国家。
日常生活中人们口口声声的“国家”，其实有三层含义：政治国家（国家权力意义）、民族国家（文化意义）、地理国家。
自由派学者一般局限于政治国家的范畴，喜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唯“政治化”解读，一提国家治理，立马往“政治制度”上靠，完全以西方传统理论为基准理解国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就是“历史的终结者”，继而将治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三权分立”。
然而，且不说西式民主制度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只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片段，更关键的是，上述国家概念三分法，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国家起源与本质，难免流于简单线性。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从人性论出发，将国家起源归为人性（生理与心理）需要，并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找出所谓最好的政体，价值取向过于明显。
欧洲中世纪把古希腊国家学说与宗教嫁接，认为“君权神授”。到了17世纪，各种国家学说纷纷涌现，霍布斯推崇社会契约论、洛克钟爱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在洛克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三权分立”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学者潘恩进一步提出代议制，康德与黑格尔则在君主立宪与社会契约之间摇摆。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学派从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关系中探索国家本质，推演出人民革命与人民专政，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观国家学说，每种理论的提出，离不开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如柏拉图理论是奴隶制的时代产物；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便有了“君权神授”；黑格尔国家学说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软弱等，因而对应的国家治理体系也不尽相同；农耕文明有类似中国郡县制、科举制的适应农耕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城邦经济天然地具备民主式治理的基础，而工业经济时代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治理体系。
就此而言，国家治理体系是相应时代的选择。
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需求
不过，究其根本，几乎所有国家治理体系都是“非此即彼”的统治与管理，即主体、客体单一，且双方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相当长时间内，这样的思路控制了东西方阵营，只不过主客体换了位置。但正如马恩所述：“这些阶级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是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而是需要表面上代表社会的力量来抑制冲突”。
自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社会重大调整期，国家管理体系逐步从统治、管理转向治理（善治），治理主体开始多元化，在一段时期内矛盾大大缓解。
但是，问题并未就此从根本上解决。在西方，原本代表社会的“国家”日益异化，反而站到了社会对立面，市场经济宿命导致矛盾再次集中爆发（占领华尔街即为明证），同时也证伪了西方治理体系、理论的先进性。
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个动态化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在中国，虽然也一定程度上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调整的需求，但不能因为第三个大饼饱了就后悔吃了前两个，要认识到，今天的小康生活若不是经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若没有早期的原始积累，今天中国的发展就没有一个基本的速度。
当前，国内进一步深化改革仍然需要进一步协调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以往的教训之一是曾经扩大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把生产力这一源头给丢了。
放眼全球，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国际矛盾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和反全球化间，这不仅仅是市场空间问题，同时也反映世界发展规则之争：弱肉强食、丛林原则还是社会、公正、协调？
从多个美国总统捍卫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言论中不难看出，无论怎么自我包装成所谓“民主卫士”、“人权楷模”，特朗普赤裸裸地宣称“美国优先”，已表明美国奉行的依然是原始社会以来亘古不变的“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带头将全世界普遍维持在“原始森林”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何谈起？
相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用社会化解阶层对抗，用公正遏制寻租、用协调消解各类矛盾，这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显然，各时代不能彼此否定，但迎接新时代只有面对新问题，用创新思维而不是旧知识，不然就放不下历史宿怨，在意识形态上打转转，迈不开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学习世上一切可借鉴的先进经验，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全盘照收，兼容并蓄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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