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都是激进主义滋生萌芽的沃土

不知是否机缘巧合，开卷之前传来美国学者亨廷顿逝世的消息，好像为了给老先生“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做注脚，巴以间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文明冲突”其实是个大概念，具体到“9•11”，我们还真的能够从美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尤其是激进主义的交锋中找到不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矛盾点，但别看两种文化千差万别，依然有其共同处：两者都具有极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希望建立完善与和谐的世界新秩序；两者都觉得举目遍地是敌人，因此具有同样的自卫性，还有程度不一的“先发制裁”性（美国在9•11之后尤甚）；两者在受到挫败后都有一种受伤感和无辜感（“为什么又是我们？”）。两者原先走得很近，比如沙特和美国曾按1：1分摊的原则秘密资助过伊斯兰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反苏行动，但两者的区别又是根本性的：美国文化呈辐射状向外看，立足目前，放眼未来，强调享乐主义，伊斯兰文化呈聚敛状向内看，立足目前，放眼过去，意在修身养性，它们分别占领着物质与精神的制高点，因此当共同的敌人，不信神的苏维埃帝国瓦解之后，由共同利益牵扯在一起的蜜月马上走到尽头，伊斯兰激进分子走得更决绝，不仅与“不虔诚”的本国政府决裂，更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犹太教”世界作为自己建立“自西班牙至中国的伊斯兰帝国”的绊脚石。

激进主义产生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瘠。石油给中东各产油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本•拉登爸爸的家族帝国就此兴起），甚至能给彼此对敌的南北也门带来和解统一的希望。但石油这种玩意儿总是随着金融市场的波动和期货市场的各种指标上上下下，发达时有钱人挥金如土不把钱当钱，不景气时即使王室到处举债也无人理睬，依赖石油出口过活而社会生产力又低得吓人的产油国的民众生活更如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老百姓看惯了社会上层贪婪腐败淫逸无耻再来看国际局势，哪一个大国不是在勾心斗角蝇营狗苟，不是在利用自己往赌盘上增加筹码？科威特战争后美国大兵赖着不走，这不等于引狼入室？曾经有过辉煌年代的伊斯兰如今落成大国博弈的一枚小棋子，怎不叫人痛心？于是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先知传教的时代才是伊斯兰世界可以也是应当追求的目标，先知传教的后1400年可以忽略不计----激进主义还会满心怜爱地捡起这1400年，那是苦难的1400年！----仿佛今天是失落，而昨天就是辉煌。生活在现实与理想差距如此之大的社会环境中，心理落差带来的失望会促使穷苦人走上梁山，知识分子钻入故纸堆，年轻人游手好闲，富有的商人使枪弄棍，心境平和的人变得愤世嫉俗，激昂的宗教权威发明出“塔克费尔”----一种远比“激进主义”激进得多的思想，崇尚无差别谋杀，将带全世界走向“9•11”。

激进主义与世俗政权结合后多少会变得温和而不至于极端，至少备受尊敬的宗教权威----“谢赫”们在发布圣令时需要考虑与世俗政权来之不易的妥协关系，“ 穆斯林兄弟会”就是一个例子。一旦夺取国家政权一家独大后，其思想会化为极为严酷的法律制度，在《一九八四》或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中，这种思想表现为无孔不入的国家恐怖主义（“老大哥在看你”……），在现实中，朝鲜、伊朗、苏丹或者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始终是人们带着无限好奇关注的国家。激进主义一旦落草，在经历一番“杀人”和“自杀”的道德挣扎并突破伦理桎梏之后，十之八九会蜕变成恐怖主义。《古兰经》严禁杀人或者自杀，但层出不穷的“例外”以及对《古兰经》所作的越来越狭隘的阐释，总能给人找到突破宗教禁忌的借口。有趣的是，激进主义并不拒绝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堕落文化的一个特征），基地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物质待遇一度十分优厚，单身汉月薪1000美元，有家室的则为1500美元，还有医疗和工伤补助，十年之后本•拉登断了财源，每人每月就只有100美元工资，有时候干脆入不敷出，讨薪无望的成员作鸟兽散，留下的是不计金钱得失的货真价实的铁杆和死忠，懂外语，懂技术。但即便如此，面对近在眼前的死亡，教唆者鼓动战战兢兢的门徒时总爱祭出极富物质味道的诱饵，许诺天堂里有享用不尽的珍馐美味，以及如假包换的众多处女……《古兰经》和先知的教义就此被架空，激进主义匡扶正义，济世救民（即使手段骇人）的初衷也已被弃置一旁----激进主义的思想鼻祖埃及人赛义德•库特卜在游历美国期间固然不满美国人的精神堕落，但他可能到死都想不到“塔克费尔”，就像他想不到由他第一个发现文学才能的纳吉布•马哈福兹日后将成为其追随者的刺杀对象----剩下的是所谓为先知肝脑涂地舍身赴死的“信仰”，这是激进主义演变为赤裸裸的恐怖主义的最后一步。

而今，处处都是激进主义滋生萌芽的沃土。除了宗教，激进主义还寄生在改头换面的各种“信仰”中。在日本，除了落草的“奥姆真理教”，它还堂而皇之地高居庙堂，享受神社的香火滋养，在欧洲，“新”纳粹主义思想不仅春风吹又生，而且枝繁叶茂。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为“信仰”而死，可以不问人伦和道德的最后底线，也可以置公理与正义于不顾，这是人类暧昧的历史观和道德观的一个侧面。

当“9•11”逐渐沦为媒体无所用心的一个标签时，原生派的观察报告变显得弥足珍贵。作为新闻写作的一个范例，《巨塔杀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角度，讲述了“9•11”的前因后果。作为美国人，作者没有武断地下过任何一个重要结论，这是难得的；然而也正因为是美国人，尽管花费数年踏遍数国，作者终究带着美国人的视角，没有突破美国人的界限----课余的恶补无法夯实脆弱得近乎不堪一击的由大环境构成的涉世基础。所以，我们似乎应该去听听那些曾经或者正处于风口浪尖，尽管不太直观、至少是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观察者的声音，比如赛义德、莱辛、库切、戈迪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