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法国政府推出了退休制度改革计划。根据相关计划，法国将把现行的42种退休制度逐步合并为一个统一方案，建立一个全民统一的积分体系，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并缩减养老金体系的严重赤字。为了反对此一改革计划，法国的多个工会组织于12月5日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行动。
法国工会发起反退休体制改革的大罢工运动 2019年12月19日 REUTERS/Charles Platiau
实际上，退休体制改革的话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议题。如何看待这场罢工行动？总统马克龙为何坚持推进改革？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对诸多问题进行了解读。
法广：法国民众似乎十分喜爱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情绪。现在，为了反对退休制度改革，多个工会组织再次发起罢工运动。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刘学伟：我周一从法国东郊去北郊办事。因为罢工，没敢坐地铁，自行驾车。从A86一线绕行，往返70公里，途中竟花了6个小时。算是体会了一把罢工的威力。
不过我还是想起了1995年，当时的总统希拉克试图改革公务员退休制度。记得在整整一个月中，巴黎的公共交通完全瘫痪，最后，连军车和塞纳河上的邮轮，都被政府动员出来维持最起码的公共交通。最后，希拉克在民众的激烈抗议下，被迫放弃了是项改革。
我也想起了，2010年，萨科齐的上一轮对退休制度的改革。由于有了“最低公共服务法”的保驾，地铁系统没有完全瘫痪。工会想出的堵炼油厂的新招，也被萨科齐派军人把障碍物和抗议者强行搬走而失效。最后，萨科齐在做若干在若干妥协之后，居然成功地把法国的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分五年推迟到62岁。
这项改革，我是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我也多做了4个月，猜得到退休的权利。但我支持这种必须的改革。
今次，民众抗议手段，其实已经更少。比如你是不是还没有听见，工会组织人去围堵炼油厂。同样由于“最低法”的保障，上下班时段，民众还有起码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使用。当然还是造成很多拥堵，但总是比上两次更轻。
法广：您认为，去年发起的黄马甲运动和今次的工会罢工运动连番不断，是否动摇了总统马克龙的地位？
刘学伟：在我看，总统现在的执政地位，其实比当年的希拉克和萨科齐更稳固。比如，那个黄马甲运动，拖了超过一年，多少场暴力活动，他都顶了过来。数月以前的欧盟选举，他的前进党的得分比起当选总统时并无下降。而两个主要对手，领袖无名的共和党和梅郎雄的不屈党的民意都大大下降。而社会党早已溃不成军。马克隆的政治对手，就只剩下国民联盟的勒庞。但是，至少在数年之内，多数的法国人，怎么可能支持极右的她来当法国总统？所以，若无重大奇迹，马克龙总统在下一届连任真的风险很小。在这个基本选情下，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无需做出什么重大让步，就可以把他的改革方案走完程序、变成法律。
上次萨科齐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法国人的退休年龄延长两年，是触及到所有人的利益。这次马克龙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那42种不同的退休制度尽可能地拉齐。那些享有各种特权的人的数量毕竟少得多。他们的抵抗能力肯定更少。
法广：您如何评价如今各大工会组织领导人与政府之间展开的较量？目前的困局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得以解脱？
刘学伟：我觉得现在的工会领袖讲得不是道理，就是与政府比拼，看谁打得过谁？其实本人想到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办法来让那些特殊退休制度的享受者明白他们的要求的不道德与不合理，就是建议他们为自己的各种特殊退休制度建立独立的退休金金库，他们自行缴纳，自行享受。想每个月交多少个%的退休金摊款，在什么年龄退休，拥有多少退休金，都可以由他们自行决定。不过他们自己要明白，三项选择互相牵制，不可能既要留下整张牛皮，又不肯付买牛皮的钱。不必真兑现，只要计算并公布出具体数字来，把这个自力更生的方案和吃别人的大锅饭的方案一比较，那些特权者就应当明白，长时间以来，他们占了广大法国人民多大便宜。广大法国人民看到这个具体的数字一定也会比以前更加地愤慨。那些工会领袖们的嚣张气焰，是不是就可以小很多？
法广：您觉得，法国的现在的制度，可以正常地对付这样的罢工运动吗？
刘学伟：曾经一度，我认为法国的制度已经积重难返，很可能无可救药。但是，我现在发现还是有可能的。比如萨科齐的改革，就是成功吗。比如现在法国人还是回到了至少是中间路线，放弃了左倾路线，选举中间立场的马克龙当选总统以后，法国在各个方面还是有所起色。本人现在对法国的前途恢复了一点信心。
如果这一役，马克隆可以坚持到底，在经过广泛协商修正之后，把事关重大的退休制度改革搞成，个人似乎就可以期许，法国现行的制度，还有可能应付困局，找到出路。
法广：您如何评判法国左派、工会运动与法国的福利制度间的关系？
刘学伟：我是一个中间派，顶多有点偏右。我对左派，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左派并没有敌意。比如说，我真的还是认为，当今西方的这个相对自由且公平的社会的建立，左派还是有很重大的历史贡献的。甚至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升时期，在法国就是直到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左派的贡献都是主要的。这个贡献就是，通过斗争，从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中，为普罗大众争取分得更大的一份。但是，自从西方的经济从19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进入困境，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局部开始收缩，左派斗争的实质内容就成了捍卫已经获取的利益不得丧失。具体到法国而言，本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立法，就都是在不得已地去缩限劳工权益了。而公众的每一次抗争，都是不肯接受这种缩限。
这里就暴露了西方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一切公共利益，都有刚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给利益，那就如同幼儿园里的小孩坐滑梯，要多容易有多容易。现在经济困难了，要收回来一点，那就像让人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那就是：要多困难有多困难了。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在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公众贪欲”。
西方现行的普选制度显然恨难抵御这个贪欲。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只顾眼前的公众允诺更多的利益。现今法国/西方的公众会不会在危机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们正在等着一起看事实。
法广：您如何看待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应该还是有很多正面意义的吧？
刘学伟：那是当然。适度的社会福利自然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但法国如今过度的社会福利付出的代价可不仅仅是财政赤字。更甚者是过度加重企业负担，损伤法国整体经济竞争力。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有能力投资者不堪重负逃离法国。还养出大批懒汉，招来大批的偷渡者。总之，如果福利制度过度，就是一种逆向淘汰。
法广： “公众贪欲”的提法有点意思。不过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贪”的程度应该有所不同？
刘学伟：的确，有句俗话说：“会闹的孩子有更多的糖吃”。在法国社会利，这些会闹的孩子最典型的就是有持无恐的国营企业员工，因为再怎么闹，他们所在的企业也不可能关门。由于天然垄断的地位，巴黎的公交系统的员工，又是最有能力绑架公众利益的自私群体。他们早已毫无道理的特权地位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的绑架得以延续至今。
法广：法国人现在情绪如此不稳，除了分配问题，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刘学伟：那是当然。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下降，才是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进一步原因。这方面分析过的人很多，而且稍微细说，就会耗费太多的时间。在此，我想越过经济，直接去寻找更深刻的，很少有人提到的，西方现行的意识形态的严重的结构缺陷。这些缺陷之最明显者，就是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夸张一点说，就是“权利爆炸”。而这个爆炸，很可能就是西方陷入当下困境的真正逻辑根源。
大家都知道，法国对人类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在1789年，发布了一篇震惊寰宇的《人权宣言》。这个人权宣言，以后在法国还有多个版本。最后还有二战以后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人权二字，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最核心的概念，名传遐迩。可惜大家都忘记了，在1795年，这个法国《人权宣言》的第三版其实名称略有不同，叫做《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其中列了22条人的权利和9条人的义务。
十分遗憾的是，法国以后乃至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都没有继承这个把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并列起来陈述的方法。这应当是当代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失误。一直下来，人权的呼声可以说是震耳欲聋，无远弗届；而“人义”（赵汀阳的说法，“人的义务”的简称）的呼声则微不可闻，被大家忘得太过干净。太多的人都念念不忘这一大堆的权利而并不想为这些权利尽必须的义务，正是这些权利无法兑现的根本原因。
我最后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根本性的醒悟，在当今的西方，可能出现吗？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