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方多名省部级大员职务调整后,进入12月份,更大规模的地方厅局级异地“交流”大规模展开。截至目前(12月25日),中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至少25名厅级官员进行洗牌。而根据消息,这一波轮换还将延续多日,料至少涉及40人的仕途,如果考虑到地方党政机关和中央、国企金融系统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一群体将更为可观。

这是一次拥有特定计划的调整。在中共既往的人事组织安排中,地厅级(司局级)层面甚至县处级跨省区、跨系统人事调整不乏个例,但极少形成今天的现象级规模。
在此之前,除临时性的、常规性的挂职锻炼外,中共的确推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地厅级官员交流计划。
比如援藏计划。1994年中共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此后17个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截至2019年,这一计划已经推行9批次,每批次以地厅级官员带队,援藏服务3年。
再比如中组部组织的央地中青年司局级官员交流任职。2010年,中组部曾按照“进一出一、进出平衡”和“平级调动、统筹安排”的原则,组织推动党政官员央地双向交流。当年,60多名中央和国家机关中青年司局级干部前往地方履新,60多名地方司局级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任职。这被官方称为1978年以来最大规模央地交流。此后,中组部亦曾在2011年、2012年、2016年等组织多次央地地厅级官员调整,遂基本形成常态。
但是,这仍然与今天这轮地方地厅级官员交流任职相当不同。其一,相较于参加援藏计划一般具有3年服务期,此次地厅级官员的调整没有这种“临时性”限制。其二,相较于央地交流任职,地方党政机关地厅级官员的规模要庞大许多,其覆盖范围自然更多。
事实上,之前,类似的常态化地方人事调整并不以地厅级官员为主体,而更多是发生在省部级官员群体中。对已经从政30年以上的省部级官员来说,异地调任和升迁都是其仕途进阶的理想之路。相反,长期在某一省区任职,缺乏主政多地经验,通常会被认为是仕途经历不丰富的大忌,大大降低其受重要的机会。于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前”至地厅级阶段跨省履新,从长远来看,都是加分项。
特殊地,在京沪等少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挂帅的传统政治高地,对一名官员的跨省区从政经验的要求可能稍微宽容些许。不过,近年这些省区的异地交流任职也开始逐渐频繁起来,尤其是北京下辖各区官员“外放”地方已经成为常态。
以下为此轮地厅级人事跨省调整名单(各项分别为姓名、出生、新职、原职及公布时间)
1、孟祥伟 1966年6月 湖北省咸宁市委书记 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 2019.12.25
2、朱洪武 1971年9月 湖南省永州市委副书记 海南省儋州市长 2019.12.24
3、钱三雄 1967年11月 河北邢台市委书记 浙江湖州市长 2019.12.24
4、齐家滨 1967年9月 拟跨省任正厅职务 山东日照市委书记 2019.12.24
5、张永霞(女)1968年1月 拟跨省任正厅职务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2019.12.24
6、何录春 1971年4月 广西崇左市长? 湖南省永州市长
7、李跃旗 1970年4月 浙江台州市委书记 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 2019.12.24
8、丁纯 1970年10月 安徽省铜陵市委书记 江苏省常州市长 2019.12.24
9、王力军 1968年7月 天津蓟州区委书记 北京丰台区长 2019.12.24
10、范少军1970年11月 天津河东区委书记 上海宝山区区长 2019.12.24
11、唐毅 1975年2月 内蒙古乌海市长(候选人) 重庆市荣昌区常务副区长 2019.12.24
12、万超岐 1969年8月 内蒙古阿拉善盟委书记 西藏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 2019.12.24
13、刘非 1969年9月 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 吉林省吉林市长 2019.12.24
14、李谦 1973年2月 上海市松江区委副书记 重庆市外办主任 2019.12.23
15、薛侃 1972年7月 上海市杨浦区委副书记 福建省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 2019.12.23
16、李新 1971年8月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副书记 天津市河北区区长 2019.12.23
17、于会文 1968年10月 重庆市大足区书记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2019.12.22
18、张安疆 1971年2月 重庆市潼南区区长 甘肃酒泉市长 2019.12.22
19、姜国杰 1976年11月 重庆市铜梁区区长 西藏日喀则市委副书记 2019.12.22
20、李猛 1967年2月 山东德州市委书记 安徽铜陵市委书记 2019.12.22
21、鄂宏达 1973年1月 新疆建设兵团13师师长 山东德州市政府党组成员 2019.12.21
22、徐刚 1972年12月 拟任天津正厅级 四川彭州市委书记 2019.12.19
23、陈力予 1984年4月 天津宁河区政府党组成员 福建长泰县长 2019.12.19
24、王旭东 1977年11月 天津市蓟州区副区长 福建屏南县长 2019.12.12
25、赵世勇 1967年5月 江苏省政府党组成员 四川德阳市委书记 2019.12.05
但是,这仍然与今天这轮地方地厅级官员交流任职相当不同。其一,相较于参加援藏计划一般具有3年服务期,此次地厅级官员的调整没有这种“临时性”限制。其二,相较于央地交流任职,地方党政机关地厅级官员的规模要庞大许多,其覆盖范围自然更多。
事实上,之前,类似的常态化地方人事调整并不以地厅级官员为主体,而更多是发生在省部级官员群体中。对已经从政30年以上的省部级官员来说,异地调任和升迁都是其仕途进阶的理想之路。相反,长期在某一省区任职,缺乏主政多地经验,通常会被认为是仕途经历不丰富的大忌,大大降低其受重要的机会。于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前”至地厅级阶段跨省履新,从长远来看,都是加分项。
特殊地,在京沪等少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挂帅的传统政治高地,对一名官员的跨省区从政经验的要求可能稍微宽容些许。不过,近年这些省区的异地交流任职也开始逐渐频繁起来,尤其是北京下辖各区官员“外放”地方已经成为常态。
从此次地厅级官员调整本身看,其年龄分布全部在1970年前后,属于“70后”后“准70后”一代,在中共接班梯队阵列中与目前在省部级梯队中开始崭露头角的“70后”形成衔接。目前,中共政坛中已经涌现超过20名副部级“70后”,他们成为这一接班梯队的排头雁。
早前,在大规模的反腐和官场政治背景下,中共接班梯队在“65后”人群中俨然有断层迹象。而此次跨省交流任职的地厅级官员会在未来20年内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坛新势力吗?可能性还相当多。经过统计分析,此次被调整的人群中,地级市主政者之间的交流为主,约为19人。
从此次地厅级人事调整的背景原因看,尽管这数十年人事任免均有地方党委组织部宣布,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很显然这不是某一省区所能调动和协调的,这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中央推力。有理由相信,中组部正在“越权”打破下管一级的传统定式,在地厅级的地方交流任职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事实上,就在北京时间12月24日下午,当安徽省委组织部长丁向群出席原江苏省常州市市长丁纯调任安徽省铜陵市市委书记的任命仪式时,曾罕见披露这轮人事调整中中组部的角色。她说,“此次铜陵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落实中组部要求,贯彻干部交流原则,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出发,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
中国官方媒体称,这轮地厅级人事调整背后实则是北京3月份公布了一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那份官方文件宣布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要求“加强工作统筹,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进地方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不过并未明确“交流任职”应该在什么层级中推行。
而不久前的12月初,中共立足3年后二十大及其未来相当时期的人事梯队部署,下发了另一份文件,即《2019至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这是一份“5年计划”,但是考虑到中共用人计划的连贯性,这又不仅仅只是着眼于5年以内。在这份计划中,中共对优化领导班子配备提出了5方面要求,其中第四点提到为完善来源、经历结构,其中包括“坚持五湖四海,打破地域概念、部门界限”,在“保持领导班子特别是市、县党政正职相对稳定”的同时,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这一界定已经相当清晰,交流不仅仅是省部级,还要下探到地厅甚至县处级。
毫无疑问,这对于中共打破地域界限,防止地方官员形成利益体垄断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意义非同寻常。近年中共试图通过扫黑打入地方基层政权,而基层政权家族化倾向的背后是一个个更高层级的地方保护伞,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牵一发而必然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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