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来势汹汹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政府在疫情不断蔓延的针对性防控举措可能已经做到极致。
https://i.imgur.com/V10Qmpg.jpghttps://i.imgur.com/j6qObIg.jpg1月25日，正月初一，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高层级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最高领导层领导下开展工作，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这是面对武汉新型肺炎疫情，中国最高层级的最新应急性举措。领导小组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还包括4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丁薛祥、孙春兰、黄坤明、蔡奇，以及王毅、肖捷、赵克志3位国务委员。
此前，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重症医学专家加强对患者救治的临床指导，组建6支共1,230人的医疗救治队前往疫情发源地湖北省会武汉，同时召集6支后备梯队随时待命。
此外，由上海、浙江、广东、解放军派出的医疗队也已到达武汉，前往指定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较多的地方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地方层面，也采取了最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爆发地武汉自1月23日宣布“封城”——关闭武汉和临近城市的交通等。为了阻止病毒传播，湖北已有至少16座城市“封城”。
截至2020年1月25日21时，除了尚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西藏外，中国所有发现新型肺炎病例的30个省份均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这是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最高级别的防控应急响应。
中国的媒体也开足马力，对武汉新型肺炎疫情进行轰炸式的报道，对如何实施预防和应对进行密集的科普性宣传。中国对于新型肺炎疫情的应对，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世卫组织（WHO）对中国采取的措施表示欢迎。
伴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武汉市在疫情防控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瑕疵的讨论。武汉新型肺炎疫情，最早病历出现在2019年12月初，但直到12月30日晚间，由武汉卫健委于当日发出的有关“不明原因肺炎”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之后，武汉市疾控中心才在翌日开始向公众通报病历。
2020年1月7日晚上9时，专家检测出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20日，武汉市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采取更严格的举措，内防扩散、外防输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然而，由于正值中国传统春节返乡潮，大量人员已经流动至外省返乡，导致武汉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中国其他30各省份。中国官方宣布，截至25日中国累计武汉肺炎确诊病例1975例，死亡56例。日本、法国、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接连发现武汉新型肺炎病例。这些地方出现的病例，据信皆源自于武汉。
针对武汉新型肺炎疫情至今的快速扩散，不少声音指责自疫情爆发最初时起，武汉市及湖北省政府官员存在瞒报等行政不当问题。在武汉出现第一例冠状性肺炎病人之后近30天，武汉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该肺炎的消息，饱受外界诟病。武汉地方政府甚以传谣的理由，查处了8名在网上公开疫情“违法人员”。
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则据称来自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贴文称，中国的疾控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证实了病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发放到全国省级疾控中心，并复核了几十到上百份武汉来的标本，获得了国际同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致赞赏和高度肯定，为防控疫情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但出于维稳需要，检测报告进了保险柜，武汉方面连续一周发布无新增病例，密接人群无人感染，无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都以为是武汉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杀在摇篮里了，谁知道背后的真相是医务人员多人感染，人传人确凿无疑。”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微博发文评价武汉疫情称，此次疫情扩散，武汉和国家卫生部门负有责任。他在微博长文中写道，“尽管认识新型病毒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理应早些预判它的危险性，早些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但我们确实做得不足。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一名记者，甚至因在微博发文呼吁武汉市一把手应立即换帅引发关注。不过，该报社随后致函武汉市委市政府道歉。
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那场注定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会议上，习近平为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过去的器物层面“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时就被称之为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五个现代化”成为是次会议的核心主题，具体对“第五个现代化”进行全方位的阐述。“第五个现代化”包含两个层面，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者实质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有了良好的治理体系，为提高治理能力打造了必要的平台和架构；反之，只有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
在这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执政党官员们的素质和能力。如果官员素质低劣，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不可能强大起来。武汉新型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在已经有了SARS疫情防控教训和经验的前提下，依然出现了为人诟病的问题，这无疑从一个切面表明，中共所追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然还有很大挑战，特别是下沉到地方政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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