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修例运动”迄今为止，超过八千名勇武示威者被捕，疾风暴雨般的街头冲突已转向个别时段的零星行动，抗争力量整体处于休整状态。属于非建制派的观塘区区议员黄子健认为，由于抗争的群体广泛扎根于社区，对政府不满的情绪仍普遍存在，因此以“五大诉求”为目标的新的抗争模式随时会再次爆发，目前相对的平静并不意味者运动走向终结。
40岁的黄子健，属于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伞兵，参与了组建本土派的“杔九龙社区关注组”，关注组成立后的首个动作是收集街坊签名，反对在观塘建设音乐喷泉，斥之为“大白象工程”。2015年黄子健参加区议会选举并在乐华选区当选区议员，2019年又连任成功。在“反修例运动”中，黄子健作为区议员，对运动的参与者除了扮演支援的角色外，还尽力在示威者与警方之间进行调停，旨在防止冲突事态升温
图为黄子健
对于运动发展到目前阶段，有一种说法称示威者已被瓦解，黄子健对此并不认同。他说，每项运动都有其“平台期”，表面上运动转入疲态，实际上正在进行需要的整合及休整，抗争者之间也在磨合。如果说是瓦解，当初的“佔中”过后，就不会有这次运动，社会内在的矛盾和怨气至今完全没有解决，甚至有所加深，才累积到这次的爆发。
他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除了当年“佔中”的参与者外，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新的不同阶层市民加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如果政府认为已经瓦解了这些示威者，运动将会完结，那就是太天真了。事实上运动只是进入了另一阶段，现在社会的情绪，对政府与警方的不信任和敌视，不单只在学生中盛行，还在市民、和理非派别中蔓延。这种情绪是不会被瓦解的，更不会转弱。这次的抗争运动比“雨伞运动”的广泛程度更大，形式更加多元，警方的严厉镇压导致更多问题的产生，运动仍在向难以预料的新的方向转化。
他认为，示威者的力量不会因为被抓了八千多人就被削弱了，不满政治现状的市民很普遍，抗争力量在不断积累，抗争人群中出现中学生和小学生，说明社会上广泛的阶层已经涉入运动，抗争力量是抓不尽的。勇武者不是盲目上街的，他们有一定的学识，有想法，而且背后有专业人士指导，未来他们可以用其它的方式来抗争，可以迴避一些容易被捕的方式，当局难以对付。这次抗争者利用了国际舞台来扩大抗争影响，导致美国通过了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桉。比上一次运动更加有效，如果没有国际上的声音，当局可能更加有恃无恐。当局不去疏导抗争者的怨气和诉求，而是不断打压，不可能天下太平。把年轻人都抓了，社会将来不需要年轻人了吗？那麽老年人谁来照顾？政府官员一直认为学校的通识教育教坏了学生，这种思维是错的，年轻人的信息来自互联网，视野很全面，他们有独立思考能力，很聪明，不是那麽容易被误导。
黄子健批评警方执法的重点放在抗争者身上，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而忽视了基本的社会治安的维护，香港社会近段治安变差，抢劫增加，该做的不做，说明警方人手调配重点对付示威者，增强的警力仍在不断地刺激抗争者，难免为下一波的冲突在製造引爆点。
他还批评港府改进民生的政策试图为运动降温，但是真正的受惠者不是这群抗争者，最新公佈的十大惠民政策，对年轻人照顾不到，政府意图收买那些它最想收买的群体，不听话的人，什麽都不给你。这种思维持续的话，香港的主要矛盾始终不能解决。
黄子健说，香港经济负增长，很多行业怨声载道，对于抗争者来说，就是“揽炒”要达到的目的。运动爆发之前他们没有受益于经济发展，现在也谈不上失去什麽。当初抗争者上街有诉求，政府不答应，只能“揽炒”，没有目前的经济萧条这种伤害，政府不会正视诉求。运动僵持阶段对经济伤害，“揽炒”持续，被迫成为一种抗争手段。“黄色经济圈”是另一种抗争形态，抗争者正在这方面发力。“蓝色经济圈”的兴旺度没有黄色高，两个经济圈的冲突结果会拉低整个经济，整个社会需要承受，也是中央政府和港府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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