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武汉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多地沦为“疫区”，这场始于武汉遍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着实给中国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上了严肃的一课，特别是湖北省领导层。疫情面前武汉市政府、黄冈市政府到湖北省政府的不力表现让外界观望相关问责将何时降临，而作为湖北省一把手的省委书记蒋超良更是备受关注。
在2020年2月3日的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蒋超良两次提到“深刻反思”。图为蒋超良（VCG）
2020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于当晚连夜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会议是“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超良两度提到要“深刻反思”，一个是深刻反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二是深刻反思“在这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武汉肺炎）中的不足”。
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初，以蒋超良为首的湖北省委领导班子错误预判形势，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致使疫情肆虐。早在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政府发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湖北省相关部门对彼时武汉肺炎情况做了简短说明，由此说明湖北省政府已知悉此事。说明中有确诊病例27例，危重患者7例，这种情况下湖北省政府仍没有采取任何防控举措，着实让外界对湖北省政府的主政能力生疑。在武汉肺炎爆发半个多月后，且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发出武汉肺炎有“有限人传人”的可能，蒋超良照旧参加春节团拜会这种群聚性活动，可见此时蒋超良仍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不仅如此，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后，即2020年1月22日，湖北省政府才迟迟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而且武汉红十字会在救援物资调度中出现种种不足和失误后，仍然没有做出紧急干预与处理，导致湖北省内医疗救助难度的增加，作为疫情防控指挥长的蒋超良似乎应担主责。
除此之外，蒋超良的统筹协调能力让外界诸多质疑。在2020年1月22日成立抗疫指挥部后，蒋超良作为指挥长缺乏超前意识让本该可以控制在武汉内部的疫情随着春节客流量的加剧迅速扩展到全国，特别是在黄冈、孝感等其他湖北城市迅速蔓延，而蒋超良在事后也缺乏及时的补救措施，导致湖北多数城市“沦陷”。
但将蒋超良推上舆论风口的是2020年1月30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布会。发布会上蒋超良无视中国央视记者的问题（对离汉通道被封后武汉返乡人员回不了家的看法和武汉医院医疗物资的进展介绍），答非所问，照旧念已准备的稿件内容。这种表现也真正做实了湖北领导班子“不为”“懒政”的官场做派，蒋超良在网上也被冠以“答非所问蒋书记”的称谓。
作为湖北省一把手，蒋超良在武汉肺炎前、中期的一系列举措严重违背了中国政府早年间提出的“党委负责制”。党委负责制最早出现在2015年中共中纪委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名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中，文章提到，“（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党委一把手）的责任……如果各级党委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没有把管党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当作自己的主责，就是领导不力。”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习近平重申“党委负责制”，即“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由此之后，“党委负责制”成为悬在官场一把手的体制利刃。曾经的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4年山西腐败案中，省委书记袁纯清就因“领导责任”被调离山西。
在2月3日的中共应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中，除了对疫情工作做了部署外，还讨论了 “其他事项”。众所周知，这个其他事项，很多时候事关人事变动。此番疫情散播之下，外界关注武汉乃至湖北省领导又多少人会被问责，而在近期，湖北黄冈市和武汉市的确已有多名地方官员被问责，黄冈市市长邱丽新在2月1日的疫情防控工作例行发布会上指出已经有337名官员被问责。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也发出消息，问责湖北省红十字会3名官员。在这种局势下，湖北大批官员被问责，作为一把手的蒋超良也似乎很难继续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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