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防疫宣传中颇为抢眼的高音喇叭，在被称赞“高能”“硬核”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音喇叭为表，国家权力为里，高音喇叭曾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结，是进行农村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高音喇叭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边缘化过程，这一角色转换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少了些"管控"，多了些"治理"，国家权力从台前走到幕后，但却并非弱化，当人们因事与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存在”。这种转变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遗留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权力尝试以新的方式运作时, 如何继续确保治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章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转自“质化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
——以华北米村为例
▍引子：面向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就现实意义而言, 该研究主题主要牵涉到当下的乡村理问题：何种权力是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与其他权力的关系如何?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应采取怎样的手段与策略以实现乡村的善治。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 (以下简称“《村组法》”) 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明确了村委会的建立、性质和职责, 村民自治自此在全国逐步普及。对于村委会的性质, 不少人并不认同它为国家基层政权组织, 而是赞同1982年《宪法》中的说法, 把它视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机关和基层行政机关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样的基层行政制度安排, 有人称其为“乡政村治”模式, 也有人总结为“县政-乡派-村治”模式。
不管是何种说法，其背后均意指这一现象：国家权力从乡村中抽离, 止于乡镇；乡镇及以上依旧受到国家权力的直接管控, 而基层乡村则实行自治。
“村民自治”这一说法不禁让人联想到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特点。对此, 费孝通曾用“双轨政治”这一概念予以概括：传统中国政治结构有着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两条轨道, 前者执行政府命令但只到县衙门为止, 后者以绅士为中介反映民意。换言之, 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里, 以县为界, 县以上受中央行政系统管控, 县以下则主要依赖士绅阶层和地方性规范实行自治。正因如此, 有学者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概念来概括传统中国乡村政治制度的特点。
然而, 这两个时期的“村民自治”实有本质的区别。一般情况下, 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几乎无力介入县以下的乡村治理, 面对基层社会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暗涌”, 国家往往只能借助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运动式治理手段来解决, 典型例子是清代乾隆治下的“叫魂案“。
相反, 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下, 国家权力早已突破县一级, 延伸至乡 (镇) , 并且国家政权与村委会之间保持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这凸显了乡村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在场。从这一意义上讲, 要说“国家权力已从乡村中抽离”似乎并不准确。
从制度设置上看, 国家权力并没有缺席, 但在实际生活中, 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时期, 国家又在有意地削弱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在场感。如何解释上述看似矛盾的现象, 进一步地, 如何理解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这是本文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伫立在广大农村的高音喇叭自其出现之初便是国家权力的隐喻 , 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发挥着跟电视类似的国家动员作用。本文以华北米村的高音喇叭为研究对象, 从米村喇叭的故事中窥探乡村社会中权力的运作。从米村的案例中, 本研究力图求得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状况一定程度上的了解。
http://www.moremorewin.net/imgserver/imgs/2020/02/05/b482b6ddb42f16c228f76320f0acf44b.jpg▍广告载体：日常生活中的高音喇叭
米村是河北省定州市东镇的一个普通村庄, 位于城区东面, 距离城区约25公里。该村是东镇最大的村庄之一, 一方面人口多, 截至2016年底, 该村有人口5260人, 共1260户, 另一方面面积大, 全村占地10125亩, 其中耕地面积8160亩。面对这样一个“巨型”村庄, 当地村委会通过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管治。具体而言, 早在几十年前 (具体时间已无从考究) , 当时的村干部基于米村地处平原、地势平坦的地形优势, 把原本相对分散的民居规划到一个东西、南北均长约1000米的正方形居住区内, 该居住区占地约1000亩。居住区内部也建设得十分规整, 修有五条主要街道, 分别是东街、西街、北街、南街和秦街, 其中秦街位于村庄东北角, 其余四条街刚好交叉成一个“十字”,恰好将居住区划分为面积相若的四个片区, 四街交汇处被村民称为“十字街”, 是全村的中心。米村的高音喇叭就设置在“十字街”处。
(一) “喇叭不止一个”：集体喇叭与私人喇叭共存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 地势平坦, 其乡下的村庄具有大多数北方村落的特点, 即村民都习惯于集中在一起居住。这就为信息在村庄内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往往只需要在村庄中央的制高点处搭建一座高音喇叭, 信息就能通过广播传达给每个村民, 且毋需担忧地形阻隔会削弱传播的效果。一般地, 每个村集体都会搭建一座高音喇叭, 米村也不例外。米村的村委会办公楼坐落在“十字街”的西南角上, 在办公楼顶搭建了一座约5米高的高音喇叭, 东西南北四个朝向分别设置了一组竖排大喇叭, 每组3个。这一喇叭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村集体出资搭建的, 一直沿用至今。如果米村一直以来都只有集体的喇叭, 那么, 在信息传播方面该村将与其他村庄无明显差异, 然而, 在“十字街”东北和东南两个角的楼房上, 赫然耸立着两座高音喇叭。这两座喇叭均为私人搭建, 同样在四个方向上各设置了一组喇叭, 与集体喇叭相比, 尽管在数量上每组各少了1个, 但在功率上相差无几, 广播的声音在500米开外的村居住区边缘也能够听到。
坐落在“十字街”东北角的是村里第一座私人喇叭, 搭建者是杂货店的老板。这家杂货店是村里最大的商店, 平时主要卖日用品、零食小吃、熟食以及每日的新鲜瓜果。在2010年前后, 杂货店老板决定搭建自己的高音喇叭, 主要是为了方便收购树苗和宣传新进货的商品:
“我们的人要收树, 以前想到大队喊广播, 但有时候大队这个广播员不在。他虽然不在, 但俺们也还是要收树, 实在是困难。于是俺们就办起了这个喇叭, 办起了以后, 就好比说你收树,收多少棵树, 什么品种, 我就在这儿给他们说, 要什么品种, 几公分的, 就这么个说。老百姓听到就上这儿来报数了, 这个收树的就下去看, 看哪个好就要哪个, 为这个方便。” (对杂货店老板的访谈)
“俺们这来新货了, 你看俺有的时候来菜了, 菜刚来的, 就说‘乡亲同志们, 超市里进了什么菜来了, 你可以来买’, 这个也有说。” (对杂货店老板的访谈)
这里说的“收树”, 指的是收树的人充当中介, 把村民小规模种植的树苗按时价统一收购过来, 再转卖给苗木经销商, 从中赚取差价。米村是一个苗木种植大村, 自21世纪初有村民从附近的王村引进这一产业后, 村里种树苗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全村90%的耕地全都种上了树苗。村民之所以热衷于经营这一产业, 一是因为种树苗容易赚取暴利 (但近几年苗木市场并不景气) , 二是地里种上树苗后, 容易遮挡阳光, 庄稼不好生长, 于是就干脆全都种树苗了。总之, 米村成了东镇最大的苗木销售市场之一, 不少商贩会到村里收树, 因此, 杂货店老板会帮助他们“吆喝”收购树苗的信息:
“这老百姓要来 (收树) , 也不收钱, 咱们也是老乡亲, 我跟这儿做买卖, 我谁都认识, 有时候他找我买个什么东西, 这个钱我就不收了。就是为老百姓服务, 就是这个意思, 没别的意思。” (对杂货店老板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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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 村民手里积压了一些树苗卖不出去, 杂货店老板也会帮忙广播。同样出于买卖树苗的目的,在2014年, 位于“十字街”东南角、在杂货店正对面的树种站也搭建起一座高音喇叭。树种站的店主只做苗木生意, 以前自己需要收树或卖树种时, 就经常到对面的杂货店让老板帮自己广播, 后来去的次数实在太多, 他觉得还是自己建一座喇叭方便。与杂货店一样, 当其他村民需要买卖树苗时, 树种站店主也会免费帮助他们广播。尽管都是私人喇叭, 但两个喇叭的所有者经常把“为大伙服务”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他们看来, 建成喇叭后既方便了自己又方便了村民,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更让人在意的是这两座私人喇叭的建造过程。不论是杂货店还是树种站, 两家店主都没有就建私人喇叭一事跟村委会打过招呼, 都是自己攒够了钱以后, 直接去城里把喇叭买回来。村委会方面也表示, 建喇叭是个人行为, 只要有相关需求和足够的经济能力就可以去建, 村委会不会去干涉。这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高音喇叭是农村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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