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当北京的朋友发来“你身在一线灾区，要注意安全”的问候时，我是不以为然的——哪怕1998年十万官兵来汉抗击洪水时，武汉人也从未觉得自己身在灾区。然而这次肺炎封城，仅仅十几天过去，我就体会到了什么是灾民，看到了灾民才能看到的另一面。
当全国人的视线都聚焦在“发热门诊床位不够”、“各科室支援发热门诊依旧人手不够”的同时，公众视野之外的武汉其他病人，在这一瞬间，都成了失去医疗的灾民。而他们的数量，远比肺炎病人要多得多。
武汉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关注。图为疫情下武汉街头一幕。（AP）
首当其冲的是普通感冒、流感病人。
去年1月到2月期间，武汉流感确诊人数是5万。而今年，同样的流感季节，这5万人，一部分承受不住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跑去医院苦苦哀求给他们匀一份本就紧缺的肺炎试纸，而更多的另一部分人深怕去公共场所交叉感染，既不敢去医院常规检查，也不敢去药店随便开药，只敢在家靠抵抗力死扛。
我6岁的女儿就属于发烧到39℃却只敢在家默默喝退烧药的那一群，毕竟她只是晚上踢被子着凉，去医院看诊风险远远高于能获得的帮助。好在扛了几天，烧退了，但其间的心理煎熬，相信当过父母的人都能体会。
比流感病人更无助的是慢性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
我奶奶84岁，有心脏病、糖尿病，需要每半个月去医院开一次药。1月20日，我父亲出于春节不方便去医院的考虑，提前给奶我奶奶多拿了半个月的药。当晚，该医院被征用，全院只接受发热病人，而其他科室转到7公里外其他医院。
按规定，第一次去新医院看诊，必须本人亲自到场，而不能凭之前的病例让子女代为领药。如果疫情没结束，药就吃完了怎么办？到底是在家停药，还是冒着疫情去7公里外的医院看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绝大多数是老年人，这道选择题，对于武汉市187.9万60岁以上老年人来说，很可能是一道送命题。
而更让我们全家忐忑了一整个春节的是，1月20日，武汉市政府在征用医院作为发热门诊的同时，并没有对市民做好安全防护的宣传工作——那天我父亲去医院并不知道要戴口罩。而我父亲这个老共产党员，在央视拍肺炎纪录片拍到我家时，还在电话里叮嘱我们全家一切要听政府号召。不敢想象，连这样一个积极响应政府的老党员都没有被宣传到位，武汉市会有多少人因为政府宣传缺失而感染肺炎。
从前我们经常批评官员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认为他们只是暂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治标不治本。而这次武汉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身在灾区的人却切切实实感受到，武汉官员不仅仅连眼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把头疼、脚疼转移成全身疼——不但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没有得到保证，而且连其他平时能得到医疗帮助的普通病人，甚至健康人，也统统被迫变成了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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