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文广新闻中心《深度105》栏目推出了纪录片《看懂中国――外国影像里的60年》，通过安东尼奥尼等世界纪录片大师在不同历史时期拍摄的中国画面，剪影新中国60年的变化。
影片以时间为中轴，以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坐标，将一部部真实反应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现实的记录片呈现在观众眼前。
《北京的星期天》
《北京的星期天》是才华横溢的导演克里斯·马克于1956年制作的纪录短片。影片在20分钟的篇幅里，将时空浓缩到一天中，多角度地展现了共和国诞生之初首都北京的朝气蓬勃的面貌。街道上老式的人力车和马车，天桥耍着大刀的艺人，天真活泼的孩子以及热闹的游行，这些镜头是那个年代的珍贵历史写照。
一开始的背景音乐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曲子“嗦哆哆、咪嗦嗦、哆咪嗦”，记的北京人给填的词是：兔爷爷兔奶奶逛北海，兔爷爷背着那兔奶奶，兔奶奶不小心掉进了北海，兔爷爷干着急捞不上来。片中有许多体育运动的场景，似乎在默默驳斥着“东亚病夫”的说法，56年五一劳动节的游行场面也被记录下来。影片体现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把当时人们的封闭、羞涩与好奇形象的呈现出来。
由于没有精通中文的工作人员，剧中字幕上多次出现错字，如星期的“期”字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1973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在美国上映，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1976年，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上映，却遭到西方世界的抵制。其实把他们两人的影片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得到一个当时中国的大致影像。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封闭已久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开放的信号。中国不断发出邀请，希望国外的导演来这里看一看。这其中包括荷兰纪录片大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尤里斯·伊文思，意大利纪录片大师米开朗其罗8226;安东尼奥尼，以及《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西默8226;托平。
周恩来接见了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名字就叫《愚公移山》。
伊文思当时考虑要拍一部“中国人真实需要的自我诉说。”但他被首先带到大寨参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后来他在新疆喀什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同样记述，“这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安东尼奥尼同样面临着这样的苦恼。在林县的红旗渠、在上海的工厂、在南京长江大桥，中国人希望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传达一个美好的中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入表象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后来，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没有通过中国官方的审查，一拖再拖。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在中国更是遭到了查禁。
《人民日报》当时这样评价《中国》：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也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中国》最终被定性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称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在结尾处唱到，“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与此同时，1973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率先在美国上映，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总统尼克松据说两次调看此片。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6年在国外上映之后，却遭到了西方世界的抵制。有人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认为伊文思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
根据伊文思后来回忆录的记载，“1975年初，他们带着剪辑完成的7集影片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审查对这组影片提出了多达61条的修改意见。比如，不应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如果看完所有影片，修改意见恐怕要多达上百条。”伊文思辩解说：“如果影片中的解说词有历史陈述方面的错误，或是统计方面的错误，我们可以纠正。”后来他带着这部影片无声地走了，再后来，他在欧洲上映这部影片之后遭遇了“说假话”的困境。
伊文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周总理有非同一般的交情，他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曾三次到中国拍片。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轰动，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在“在战火中形成的中国”。第二部即上述的《愚公移山》，而第三部是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90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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