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冠状病毒疫情突起，成为亚洲又一重点灾区。我们来看相关情况：据报道，2月19日，韩国再确诊15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其中，韩国大邱市一位61岁、代号为“31号病人”的女性感染者，和至少10位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感染者曾参加了当地“新天地教会”的礼拜活动。据估计，“31号病人”出席的这些活动有数百位参加者。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KCDC）2月20日通报，韩国当日新增了5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一日之内就超过了此前一个多月来韩国所累积的病例数，使韩国全国累计确诊者达到104例。且近日间韩国新增的确诊者，多数在近期无赴中国或东南亚的旅游史。在2月20日通报的新增病例中，有23人都与“31号病人”有关。这名患者从2019年12月之后就没有离开过韩国。连日来，与这名病人有关联的确诊病例已达约40例，使韩国的疫情防线出现严重破口。20日，“新天地专门咨询师”尹再德在韩国广播节目说，31号患者出现之后，新天地教会向大邱教会的信徒们发布通知，“让他们告诉家人自己没有去过新天地大邱教会。而且还要假装自己不是新天地的教徒。如果被问了，就装作与其无关。”
对于疫情的防治当然是交给医学专家来处理。这里我们只是想讨论一下韩国宗教信仰的问题。
不得不说的是亚洲宗教信仰发展到今天趋于实用主义，而欧美地区的宗教信仰发展到今天基本上还是忠于《新约》原意的。中国大陆号称的宗教信仰者数量庞大，而且信仰方式以实用为主。典型的例证就是：到庙里去许愿，捐俸香火，再到庙里还愿，抢烧第一柱香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然而回归佛教本意：佛即有觉悟的人，意在自悟，悟而成佛。我们批判的不是供奉而是信教人这种交易的心态。这种大教信徒尚有此偏差，更无论一些自发的小型宗教。而在亚洲小型宗教众多当属韩国，据不完全统计，韩国有大大小小宗教团体300余个。韩国的教众呈现出一些其他国家无法相信的狂热，就比如这次涉及疫情的“新天地教会”，该教成立于1984年，又名“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创办人李万熙自称“肉身不坏”，在韩国各地有近20万会众。该教在疫情期间继续举行聚会，还要求信徒不戴口罩，数百名教徒会以每人距离仅20至30厘米的距离据集在一个大房间中，而在其后要求教众否认过接触感染者。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普遍是无法理解的，而该教的教众无疑是从心底相信和服从的。
韩国的宗教更类似于萨满。我们来了解一下萨满文化:萨满根植与古代部落文化，作为一种民俗现象曾经广泛分布在世界各个大洲。全世界的萨满都有一些共同点：相信灵体世界的存在，并可以对人类世界产生直接影响。灵体有好有坏，而萨满的任务就是控制这些灵体，或与他们交流协作，以帮助部族发展。通过歌舞、击鼓等方法引导萨满进入另一种意识状态与灵体沟通。萨满一般都能够治病，尤其是身心疾病，他们也负责帮部落成员解决其他困难矛盾。萨满有可能是部落的实际首领，也可能是宗教领导者，或者可能只负责医生的工作・・・・・・但总体来说在部落中享有一定地位。
而韩国的宗教如何将基督教变成现在这样带有明显萨满色彩的宗教的？百年之前，韩国（前朝鲜）对限制基督教其内传播。后日本入侵朝鲜，朝鲜被沦为殖民地。民众意志消沉，韩国民众开始寻找精神支撑。基督传教士开始传教。基督教有天生的先进性，教义告诉人们，无论世界怎样，主依旧爱你，主会把你带出眼前的困难。这自然被身处困境中的朝鲜人接受。而现实中朝鲜人怕日本人，日本人怕美国人。以此类推，日本人不敢惹传教士，这就让传教士笼罩上了一种神奇的光环。传教士在韩国兴建学校医院，宗教是近代韩国的重要推力。后来朴正熙发动政变，政变军官团进入汉城随后宣布戒严，但是“教会除外”，可见当时教会势力已经很大了。
这一段时间，基督教在韩国以一种正常状态发展着。但是韩国一些“明白人”发现一般宗教都明显呈现出三要素：一个神、一个天堂，还有罪孽深重人类。他们发现搞宗教活动往往能聚集大量的财富。“聚集财富”这事尤其非常教育并启发知识青年，60、70年代，韩国政治不稳定，民众普遍贫困。这次被民间教主抓住时机，开始独立门户，民间宗教处处萌生。一会儿是基督教的“复活”，一会儿又是“道教”的五行，再过一会儿又开始扯什么“涅盘”，还结合了朝鲜的一些萨满传统，比如降神什么的。再到后来，韩国民间宗教开始接触韩国政府了。比如“永世教”，教主的1000亿韩元资产以资本的形势投资韩国各种产业，比如比较著名的“育英财团”，然后通过财团投资来兴建大学，开办教育机构。
韩国的各种宗教依托于政府，在韩国大有受众，根据韩国统计厅《人口住宅普查》结果显示，韩国宗教信徒人数为2497万，占国民总数的53.1%。百花齐放固然好，但是忧虑也是理应存在的。2016年11月，英格兰教会向约500个教区发出正式警告，要求它们警惕新天地的渗透活动。可见，新天地教并不符合教旨原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Google一下新天地教，他的一些做法也不符合笔者的对宗教的理解。
而回到现实这次韩国和日本确实面临这巨大的防疫难题：首先，两国人口密度高度集中。日本1.3亿人，3,700多万集中在东京；韩国5000万人，2500多万集中在首尔。大规模的集中性疫情随时可能爆发。其次，日韩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应对疫情的人力、物力资源准备明显不足。作为民选政府，安倍首相和文在寅总统掌控的政府资源有限，而调动全社会资源的行动空间却要受到法律框架的严格约束。 最后，社会尚未完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很难形成合力。
应该说韩国的反应非常迅速，大邱首例后确诊数量开始异常上升，总理丁世均前往大邱视察，2月20日确诊数量继续上升，大邱市长权泳臻电视呼吁减少外出关闭学校全市紧急状态，总统文在寅召开国安会议讨论。20日、21日这两天大邱街道基本空无一人，防疫人员地毯消毒排查。这次爆发本身有宗教聚集因素，街头清空以后不会持续这一传染速度，但是确诊数量仍不可避免还会增加很多。韩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本应具有一个现代国家气质，而客观的讲，现在的韩国还有一些“萨满”气质，究竟韩国将通向那一条路，宗教将是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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