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被称为世界的环境政策超级年：9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75周年峰会，将会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目标”；10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将会出台全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12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将会检测并巩固《巴黎协定》的成果。
这三次大型联合国会议，将几乎汇聚所有的国家，各国官员之间、科学家和社会公民之间，将进行充分的沟通与谈判，为全球所面临的几大挑战，探寻出路并一同制定政策。
这将是新的10年，全球治理令人兴奋的开端。
在中国，昆明生物多样性谈判尤其令人关注。
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社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讨论。
放眼全球，对过去十年的评估显示，在日本爱知举行的生物多样性谈判在很多方面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人们当初立下的宏伟目标，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栖息地保护上反而退步了。
现在，正是人类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紧要关头。昆明大会自然被寄予厚望。即将出台的《后2020生物多样性框架》在未来1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将成为全球行动指南和政策纲领。在这场谈判中，人人都是利益攸关方。
今起，澎湃研究所开辟新专栏“从爱知到昆明”，欢迎不同领域的作者建言献策。
新冠病毒肆虐，南极气温首超20度，沙漠蝗灾蔓延，澳大利亚大火。2020年开篇伊始，全球就面临从气候、生态、健康、粮食多方面而来的挑战。
全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迫地需要把原本独立于不同领域的努力综合起来，用整体性思维，去探讨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些领域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保护、森林保护、湿地保护、防沙漠化、食品安全、公共健康与卫生、教育普及、女性及少数族裔的发展等。
在这里，我们试图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探索整合起来。今年十月，生物多样性大会将在昆明举办。人类将决定，未来10年甚至30年，如何扭转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巴黎协定》为何能成功签署，哪些经验在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可以借鉴？
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归纳为：高级别领导人的参与；非缔约利害关系方，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参与； 有效的执行机制。
高级别领导人的参与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后称巴黎气候大会）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首脑级别领导人的参与。与前几届气候大会不同的是，近15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临巴黎出席会议，就议题相继发表讲话，其中就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全力以赴，为确保有尽可能多的首脑级别代表到来，不断做出努力，而巴黎为了更好适应各国元首出席，甚至更改了会议形式。可以这么说，确保各国首脑的到来，成为组委会的第一要务。
当年巴黎恐怖袭击刚刚过去一周，没有一位国家领袖缺席开幕仪式，这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各国对法国以及气候议题的支持。
争取高级别领导人参与有助于决策的制定和整体方案的出台。如果希望就整个国家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制定综合的方案，争取到部长级以上的决策者参与就至关重要。无论是气候还是生物多样性，如今环境问题早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环境领域，需要有能够对不同领域进行统筹的角色参与谈判，他们的整体性思维和全局观对提出综合性解决方案是无比珍贵的财富。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可以让议题迅速进入主流政策讨论的舞台。回顾巴黎，高层政治领导人的出席带来全球媒体与舆论的空前关注。国家首脑到场，同时也代表着各国对会议的重视，可以使各国国内政策体系中对于当时的气候、如今的生物多样性重视程度得到巨大的提升。 我敢肯定，拥有强大而专业的外交使节的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始致力于这一点，以确保能激励各国的国家元首。
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参与私营部门参与度的提升成为巴黎气候大会另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哥本哈根会议失败，而巴黎工作却卓有成效的很大原因。
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一方面在官方层面为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创造了参与空间。从2014年就开始推进的“利马—巴黎行动议程”(LPAA)，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使私营部门可以与公共部门（国家和政府间组织）采取联合行动，以此弥补国家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同2摄氏度目标实现之间的“排放差距”，形成更具韧性的治理网络。有了官方认可的路径，企业参与气候行动就可以有成体系的打法。
另一方面，商业联盟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为公司的各种绿色减排及转型等行动提供证明以及技术支持，这使得企业能够证明他们是如何参与的，项目进展如何，以及是否发挥了作用。
比如，商业联盟建议及搜集公司为扭转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不同方式、要求公司陈述可再生能源目标、减少毁林足迹或在不同地点配备电动汽车等。通过综合不同的行动，就可以证明企业的整个业务已经为低碳转型做好了准备。
对于许多地方政府而言，经济部门提供的消息与他们此时所关心的事情更加接近，因为这些都与就业和经济增长有关。决策层也愿意听取商业的意见，由他们联合起来向政府提出建议及证据，说明气候变化对未来的经济至关重要，商业已经正在尽其所能，但是更需要政府的引领与扶持。这其中包括制定碳排放税收的定价、制定行动计划等国家目标等。
我们希望私营部门积极加入的现象在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上也能够看见。这样就不仅仅是非政府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向政府就大自然的保护进行建言。
可喜的是，我们看见去年夏天， “商业守护自然联盟”已经发起。现在，这个联盟已经聚集了如中粮国际、联合利华、沃尔玛等40多个不同的企业与机构，共同推进商业守护自然的议题。
关于商业领域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企业为什么要加入守护自然的行动，他们可以有收益吗？是否只有在让他们有受益的情况下，这样的模式才能持续？ 公司参加的原因分析起来有两个，一是他们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且知道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那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行动的公司，如果他们呼吁砍伐森林以便免费开采棕榈油，在没有保护这些地区的政策的情况下，其他公司也将去相同地区开发同一个项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有助于保护他们的竞争优势。他们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政策并没有改变，其他企业有权利不做，不仅对解决自然危机无效，更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二是在资本市场上，许多公司采取了一些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然而这些行动往往非常孤立，叙述起来并不具有战略意义。比如，企业正在为淡水保护做出贡献，虽然可以打造出很好的本地故事，但之后再去谈论有关如何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孤立的故事就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了。
然而如果说把在淡水方面的行动当作大行动的一部分，比如还致力于和政府一起推动这个星球的变革，营造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感觉，这对公司就是有效的。
如今在自然保护这个领域，各种不同的组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与企业接洽，并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彼此间没有关联，这其实不利于鼓励企业参与。形成有效的“自然商业联盟”评估企业、形成有效的私营部门参与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机制，这将有助于把企业的各种努力融合在一起，并表明我们实际上是朝一个方向而不是许多不同的方向前进。
执行机制10年前生物多样性大会在日本召开，人们满怀希望，制定了为期10年的《爱知目标》，联合国也将这10年定为“生物多样性年”，期待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可以阻止自然继续衰退。
然而根据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报告，这20个目标中仅4个目标（其中包括保护17%的陆地）得到了良好的执行，其余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完成。有些目标，比如减少栖息地的丧失，可持续农林渔业、污染和入侵物种等甚至比十年前更加恶化了。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人类挽救自然的努力失败了。
正是爱知的挫折，使得这次昆明大会如此重要。爱知目标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
回观气候大会，自2009年哥本哈根的折戟沉沙，2015年的巴黎终于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其中令人振奋的创新之一就是关于执行机制的。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即在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基础上，通过“承诺+盘点+新的承诺”的“渐进机制”实现1.5度的全球温控总体目标。
国家自主贡献（NDC）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由各国根据其面临的不同国情自主制定，没有惩罚机制，同时，也没有将全球绝对减排量写入《巴黎协定》，仅设立了1.5度的全球温控目标。这样的方式，将1997年《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从大会给发达国家制定强制减排任务的方法，转变成为“自下而上”，即各国主动提交自己的规划。从全球治理模式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模式和思维的转型。
为了避免各国完成了NDC目标，然而减排和固碳的全球总量仍然无法达到温控目标，《巴黎协定》构建了 “渐进机制”。即各国提交NDC，各国自主执行，提交各国执行成果，全球盘点，发现现阶段努力与实现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再次提交NDC，如此往复。每次全球盘点后的再次提交NDC，都只能增强，不能倒退，像机械中的渐进一样，卡住了就只能一格一格向前滚动。
而渐进机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于NDC执行情况的公开透明度。毕竟，只有在透明真实的数据基础上，汇集各国行动情况的全球盘点才能够反应真实的全球减排控温状况。各国需要以此为参考和依据，提交下一轮的NDC，如果透明度上有所缺失，数据真实性存疑，那渐进的运行效果将大打折扣。
http://www.moremorewin.net/imgserver/imgs/2020/03/05/6839780419fa1674fa1a747e15e504de.jpg回到将在昆明出台的《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当我们通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之后，就会进入下一步——政策的执行层面。
吸取巴黎和爱知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一个聪明且有效的执行机制来落实谈判的成果，从根本上减少计划无法完成的风险，以及承诺兑现超时的情况，也就是缩小政策执行差距。
然而，从目前各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将执行机制视为今年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讨论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把它放到与目标本身相似的位置来重视。
其次，这里提出一些关于缩小政策执行差距的建议，即建立一个“透明的政策执行、监测、报告机制”。该机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提出、评审、渐进”。http://www.moremorewin.net/imgserver/imgs/2020/03/05/fd6573cd5cdfcf67cea59a5c5b5ef618.png提出：基于现有的“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并依据全球生物多样性后2020框架，以及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之前附加的自愿承诺，提出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方案。
审查：通过国家报告，对国内生物多样性行动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与沟通，然后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盘点中评估进展状况。
渐进：加强生物多样性计划和承诺，争取实现最远大的目标，并逐步缩小政策执行差距。
以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为基础，融合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以及国家报告，形成一个交互、同步和协调的过程。
“提出、审查、渐进”机制每四年重复一次，直到政策执行差距完全消除。每个渐近阶段将包括进一步的承诺和行动，两年后进行盘点，接下来两年后再进行一次渐进，直到2030年为止。当然，如有必要，这个过程可以延伸到2030-2040年，2040-2050年，乃至未来。
http://www.moremorewin.net/imgserver/imgs/2020/03/05/f4cee59a0fe62d865ea4616d6c6c1b4b.jpg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群策群力，为执行机制出谋献策。我们没有另一个10年去惋惜——大自然不会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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