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刊文强调，要正确看待“新基建”的功效，必须考虑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是否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刘元春认为，需理性评估目前包括“新基建”在内的各种新刺激规划和政策建议，防止在“后疫情”期间出现“过度刺激”与“扩展不足”的困境。
近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突如其来的冲击，不少研究机构提出投资刺激等建议，其中又以5G、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概念最为火爆。
刘元春认为，2020年经济运行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计划。
刘元春认为，应理性、审慎地评估类似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的新刺激方案。他认为，中国目前不仅没有实施类似4万亿刺激计划的更为积极的刺激政策的政策空间，也没有出现类似2008年的持续的、全面的、以外部需求和内部房地产为主导的负面冲击，更没有重蹈当年刺激政策覆辙的必要性。
他分析称，4万亿刺激计划的重点是“铁公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2009年基建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作用下月度增速超过50%，年度增速达到42%，但总额仅为5.8万亿，占GDP的18%。2019年基建投资总额已经达到17万亿，与GDP的比值接近18%，基建增速要提升10个百分点就需要2万亿的资金支持，如果提升20个百分点，其资金的来源以及占GDP的比重可能就会过大。
他还分析称，4万亿刺激计划的工具是以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为主，辅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19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没有类似空间。
近期全国31个省份宣布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对此，刘元春认为，如果据此得出“中国将展开比2008年多十倍的疫后超级刺激计划”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所谓40万亿是各省的新投资计划，覆盖未来4至6年，必须要认识到各省市所抛出的计划投资总额比实际投资大得多，其目的是为争取中央项目和相关资金支持打下基础。
对于“新基建”是否需政府作为主角“操刀”，刘元春的观点之一是，必须考虑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是否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他认为，事实上，新产业在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大量的新产业核心短板并不在于物质资本，而在于技术、软性基础设施以及研发投入；二是很多新产业的基础设施与实际产业生产很多是一体的，而不像传统产业很多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并与市场运行行业有截然的分离。
因此，这些新产业的硬件基础设施、软性基础设施、实际物质资本以及其他营运成本往往是由企业根据市场原则进行一体化投资和营运，如果政府大规模进行这些行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将产生两大问题：第一，政府将大规模挤出现在经营十分成功的企业；第二，很多技术很可能被政府锁定，导致这些产业难以在竞争中进行创新和择优，导致新的市场扭曲。
刘元春同时认为，应探讨大幅度扩展新基建是否会打破很多新产业自身发展的市场规律。目前中国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市场发展十分迅猛和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产业遵循了市场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政府利用大规模的投入来加大这些领域的发展是否会导致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干扰，这值得研究。
最后，刘元春建议，应设计一个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冲击、有弹性的扩张方案，建议弥补疫情损失和提升经济增速可以坚持短期与中期结合，以“3万亿减税降费”+“2万亿基建扩展”为基础来进行设计。
具体而言，3万亿减税降费主要瞄准短期疫情救助和经济循环的常态化，核心落脚点在于：疫情阻击战所发生的各项财政支出；复工复产所采取的各项补贴和税费减免；2019年底计划的减税降费项目。中期基建扩展导向则可聚焦：以5G和大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基建；以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各项投入；以全面脱贫为导向的扶持；包括教育在内的新型民生工程；促进新型消费的各项工程等。
资金来源方面，他对财政政策的建议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计划财政赤字从2019年2.8%扩展到3.5%，直接导致预算支出水平可以提升1万亿左右；二是将地方专项债券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提升到3.15万亿，扩大1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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