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作为第四批上海法院直属机关干部防疫一线服务队队员，我和来自法院系统的同事共计40人来到浦东机场，穿上防护服，戴好护目镜，引导入境的中外旅客在手机上填写“健康云”。
讲述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干警叶苹
原本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做好这支队伍的后勤保障工作，但是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突发情况。因为航班数增加，大量乘客入境，多支前来增援的队伍还没到位，为了尽量减少旅客滞留机场时间，“全员扑上”成了火线命令。现场工作人员人手变得非常紧张。按计划每天顶岗4小时的同事们，纷纷选择坚守一线，有些同事在岗位上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工作了近10小时，有些正在休息的同事稍微喘口气，又投入工作中。看着大家如此辛苦，我也坐不住了，主动向领队请战，我也要上一线！
3月7日凌晨3时许，我接到了上一线的命令，这是我的第一班任务。我和值过白天班的同事夏涛一起，立刻从集合点出发前往工作岗位，这一去就是近6个小时。我们的工作地点位于机场流行病学调查处，这是乘客进入航站楼后的第一站，任务包括前导、流动释疑、分流、解难、查验5个岗位。简单来说就是，指引来自重点地区的乘客前往流调处，同时引导他们在手机上填报“健康云”。
按照流程，来到这里的乘客全部来自新冠肺炎传播风险高的重点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后，他们的护照将全部被贴上代表“危险较高”的黄色、红色等级标记。但大伙没有退缩，除了不停地喊话，还直接面对面与他们耐心讲解，甚至有时候要手把手教他们操作。
在接触我们之前，在飞机上已经由海关工作人员引导进行了纸质健康表及手机端其他程序的申报。因此，面对我们提出的再次填报“健康云”的要求，有部分乘客表现出了不理解。加上现场网络信号偶尔不太好、有些乘客没有中国手机号等原因，一些乘客的情绪变得格外焦躁。
我曾经遇到一队来自德国的水手，要从上海入境前往南通。他们都没有中国手机号，因此在填写时就遇到了麻烦。再三询问领队的水手后，我得知他们和中国公司的一位行政人员有联系。在和那位行政人员确认后，我让他们在联系人这一栏填写了行政人员的电话号码。就在我以为工作结束时，因为手机信号不好，有几位水手迟迟无法成功提交，这让原本就有些不耐烦的他们更加急躁，其中一位超过1.8米的大高个不停地甩动手机，嘴里还絮絮叨叨地抱怨着。突然，“砰”地一声，他手中的手机拍到了我的防护面罩上，虽然没受伤，却着实吓了我一跳。我赶紧转头找来他们的领队，他的几个同伴也上前劝他冷静些。
这场“风波”只是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说实话，我在工作中确实遇到过好几位不太配合的乘客。这种时候，无非就是将心比心，让乘客理解，此举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能更加便捷的联系到他们，是为了所有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且手续便捷——这样终究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曾经有一位持美国护照的女乘客，听到要再次填报时，面露不悦，不停地说着“Ridiculous”（荒谬），在我们耐心地解释说明后，她迅速填报，带着笑容离开，并跟我们说“Staystrong”（要坚强）。
https://n.sinaimg.cn/news/transform/483/w550h733/20200315/b30b-iquxrui3972338.jpg将近一周的顶岗工作，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温柔的外国小哥。由于遇到操作上的一些困难，我们一对一帮他通过工作手机填写。在填写目的地时，此前一直用英文输入法的小哥切换到汉语拼音，熟练地打上了一串中文。原来，他是一名志愿者，这次来中国是要前往贵州某地支教，给当地的孩子上课。纵使疫情再严重，也无法隔绝人与人之间的这份真情。
特殊时期，外籍乘客进入航站楼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展示的是中国在面对疫情时严谨负责、热情友善的形象，因此大家都分外认真。我的同事中，有上海三中院的陈帅制作了《现场常见13问》的中英对照版便于交流；有上海二中院的梁勇因痛风发作迈步艰难仍不肯离岗；有上海铁路法院的李胜卡结束四小时值班后回房间吃了降压药又冲回一线；有上海高院的张本勇因不停地说话嗓子发炎、声音嘶哑；还有上海高院的王云除了值班，还主动担负起为所有后续增援部队的培训工作。还记得，3月8日那天，我和其他三位女同事从岗上下来，朋友圈收获了满屏玫瑰——这是来自男队友们的节日祝福。
回想着这一切，我的感受只有一个字，“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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